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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信贷白话博主
目前，关于PPP，大部分媒体是站在私有企业的立场上发声的，一部分咨询机构是站在地方政府筹资的立场上发声的，而鲜有站在普通公众的立场上的声音。
一些媒体总是强调'PPP对私有企业的回报率太低，所以推进慢'。可是有人想过没有，假如私有企业在PPP项目上的利润太高，谁将付出代价?
PPP项目的收入来源有三种:1、使用者付费；2、政府付费；3、使用者付费＋政府补贴。使用者是广大公众用户；政府付费和政府补贴支出的是财政资金，而财政资金来源于社会公众，来源于全体纳税人。
比如自来水项目，私有企业要想获得较高的利润，办法有两个:1、提高水价，公众用户多付费；2、政府多补贴，拿纳税人的钱送人情。
那么，私有企业能不能在PPP项目中获得超额利润呢？可以。如果私有企业来做，比政府来做服务好，还省钱，那么省下来的这部分资金，就可以是私有企业的利润。节约的越多，利润越大。
作为国际上搞PPP比较先进的国家，在 PPP 政策的试行阶段， 英国政府面对的核心问题是 PPP 项目的规划决策问题。针对该问题， 英国财政部高级专员莱利 ( William Ｒyrie) 提出了两个原则，又称莱利法则 ( Ｒyrie Ｒules) ( Clark ＆ Ｒoot，1999) 。莱利法则设定了使用私人资本开发公共项目的两个前提条件，其中之一是：只有当私人和社会资本的项目方案比公共部门的传统投资方案更高效的情况下，PPP 模式才能用于公共项目或公共服务的开发建设。
这就是PPP项目必须做的'物有所值'评价。是世界通行的做法。
“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 VFM）评价通常采用比较法，比较一个项目采用PPP模式来做和传统的由政府来做，是否能够节约资金或优化服务。只有通过了“物有所值”评价，证明确实“划得来”，能够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才值得采用PPP模式。
有一个中国企业最近在墨西哥做了一个PPP项目。这次中国企业是外资，是“社会资本”。看看墨西哥政府是怎样要求社会资本的。
这个社会资本要免费把墨西哥14个城市的路灯换成LED的，14个城市的地方政府1分钱不掏，14个城市的老百姓1分钱电费也不多交。社会资本的收益来源于节约的电费的60%，其余40%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同时给老百姓减税，或取消某项拟增加的税收。
这个就实现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城市美化、节约能耗、民众减税）。而这个来自中国的社会资本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个合同呢？因为它有LED的生产技术和能力，能替你省电省钱，墨西哥没有这个技术或做不到这么好。
这体现了PPP的精髓，多方得利，而公共利益最大。
墨西哥在PPP上累积的一些经验，部分地来源于过去的失误。如在电信业上搞PPP的失误，就造成了卡洛斯一家私人垄断了墨西哥70%的电信服务市场，导致墨西哥的通讯质量差、话费贵。
相反的例子还有菲律宾电力供应PPP项目。
上世纪80年代，菲律宾电力短缺，情况严重时全国每天平均停电8-10小时。在此背景下，菲律宾政府于1987年7月发布政府令，允许私营投资者以BOT方式建设独立电厂，向国家电网公司（国有）售电。
1993年，菲政府宣布度过电力短缺危机，不过，国家电网公司仍在向私营部门购买发电装机以建立“保险容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菲律宾出现电力过剩，但国家电网公司出于某种原因，仍与私营部门签订了大量的BOT协议。
同样出于某种原因，当初国家电网公司和独立电厂BOT合同中的购电协议均采取了“take-or-pay”条款，即电网公司按照电厂发电量而不是实际调度上网电量支付购电费，电网公司承担了全部市场风险。电网公司又将此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造成电价高涨。菲律宾民众一直支付着本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高电价（目前零售电价约合2元人民币/度）。
电价的居高不下也削弱了菲律宾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对该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
菲律宾实行的是大开国门的自由市场经济，外国产品和服务充斥市场，本国的制造业缺乏竞争力，规模很小，不能提供就业岗位，大量年轻的菲律宾大专女学生，毕业后只能以当保姆为业，这也间接地造成了'菲佣'素质高的国际名声。而菲佣的工资，已经十几年没有涨过了。
十几年前，在香港请一个菲佣就需要3、4千港币，现在依然还是这个价（约3000人民币。菲律宾人均月薪不足1000人民币，所以当菲佣是好工作）。而十几年前，在北京请一个山东大嫂作保姆只需800块钱，现在，怎么也得5000人民币了。
等我们有了孙子，还能请得起保姆吗？
或者，请个菲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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