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发展太快，那些渐行渐远的历史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就已经淹没在都市的繁华和浮躁中。不过，正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只要稍加留意，还是能够从尘封的岁月里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小心梳理一番，岁月的脉络便暴露无遗，形成一幅历史长卷，让人流连，让人沉思。
这一次走近的是河洲街道新城社区太阳庙熊家。太阳庙熊家始祖为赘居井冈的熊建（建公），被尊为一世祖。熊建十八世孙熊用宾为南宋末年儒士，本居于丰城县城南巷熊家湾，因性格好静，隐居于西庄，世称“西隐先生”。熊用宾有三个儿子，长子贤豪（号诚庵）分居于塘头，次子贤俊（号明庵）分居于潭埠，三子贤孚（号实庵）居于西庄。熊贤孚也被尊为西庄（太阳庙）熊家开基之祖。
西庄又叫赵家塘，本是赵姓人的祖业。其时，赵家塘左有流水右有垅田，前有弓案山后有玉龙河，可谓胜地。不过，当时这里还是赣江的泄洪区，一旦洪水泛滥，这里便成了一片汪洋。熊姓迁入之后，在门前挖塘，村后筑堤，慢慢形成宜居之地。之后，又在塘边掘井，在村后建兴龙庵，以为长久之计。不久，元兵南下，兴龙庵被烧毁，村民又在庵址后侧建了一座庙，叫“大王庙”。明初时，因大王庙的名字犯了朝廷的忌讳，便将大王庙改名为“太阳庙”。后来几经兴废，但太阳庙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明代初年，熊贤孚之孙熊楚材（字用之）出任为富州刺史，揭开太阳庙熊姓跻身仕宦的序幕。此后，虽无达官显宦，却也是人才辈出，相继有熊云宪作太湖县丞，熊时宪任蜀府右长史，熊匡之任江夏县丞，熊匡垓任贵州察院中军，熊廷埏任开封府教授，熊赓飏任抚州府教谕，熊联璧授广昌县教谕，熊贵茂任镇标营都司。还有不少捐授官衔的，如熊作宾捐授州同加二级，熊开泰捐授千户，熊尚杰捐授即用府经历……
在太阳庙熊姓族裔中，外出贸迁（经商）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在省内，有的则远赴四川、湖北、贵州等省份。有一些人为了维持生意往来，便在当地落籍，成为外迁族裔。这其中便有后来成为著名藏书家的熊罗宿家族。
熊罗宿（1866-1930），字浩基，号译元。其曾祖熊际华为清代嘉庆年间贡生，祖父熊笏堂为道光年间举人，父亲熊霞举为国学生，可谓书香门第。但是，熊际华因为屡试不第，于是听从父亲之命，改弦易辙，在南昌弃儒从商。此后，熊际华子孙便在南昌安家，世代从商。到咸丰年间，“洪杨变起”（太平天国运动），家族产业毁于战乱，自此元气大伤，跌入低谷，一家人生活开始变得困顿。
熊罗宿生于同治五年（1866）四月七日，这个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已经结束，但家族产业仍无起色。到光绪丁丑年（1877），全家人不得不从南昌迁回丰城。由于熊罗宿天资聪颖，且又异常刻苦，家人便安排他拜在何硕儒、蒋新舆等大儒名下。光绪乙酉年（1885）考取秀才后，熊罗宿入省城友教、豫章、经训三书院深造。在经训书院，受到正经学名家、内阁中书皮锡瑞（字鹿门，湖南善化人）赏识，引为入室弟子。
熊罗宿一生醉心朴学（儒学经学），非常崇拜顾亭林、顾千里二人，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顾顾斋”。还通晓制造建筑，有一回在沈阳正巧遇到拆城，“谛视半日，因悟城制”。又精于岐黄之术（医学），经常给一些好友看病号脉，治好了不少人的病。在明堂制度方面也很有见地，曾著《明堂图说》一书，试图纠正先儒在明堂制度上的误读。在此期间，熊罗宿认识了同乡先辈欧阳熙（阮斋）先生。欧阳熙是西江名士，也是收藏大家，熊罗宿跟随他系统地学习版本目录学知识，自此专注于收藏学和目录学。
光绪丁酉年（1897），熊罗宿考取举人。次年，新任南昌知府沈曾植（子培）听说熊罗宿学问甚深，延至幕下，熊罗宿则执弟子礼以待。沈曾植喜搜罗古籍，又喜刊刻，请熊罗宿负责校勘赏鉴，熊罗宿于此受益甚多。进入二十世纪，西风东渐，朝廷倡行新学，熊罗宿受新任南昌知府徐嘉禾之荐，获得保送日本留学的机会。两年后归国，被沈曾植召至安徽提学使任幕僚。一年后，熊罗宿参加宣统庚戌年（1910）廷试，被派分广东即用知县。熊罗宿以父母年迈、发妻新亡、孩子幼小为由，推辞不就，转而接受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监督（校长）刘廷琛之聘，进入京师大学堂主讲历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熊罗宿南归江西，自此不问政事，一心收藏著书。1912年，熊罗宿的好友宜丰人胡思敬（退庐）在东湖之滨建图书馆，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图书典籍存放于此，请熊罗宿负责研究点校。熊罗宿在这里与名公巨儒谈道论学，又利用闲暇时间指导学生，提携后学。在此之前，熊罗宿发妻陆氏、父亲熊霞举相继去世，1922年母亲又病故，熊罗宿悲痛欲绝，自此了无牵挂。1923年冬，熊罗宿正式在东湖畔建立自己的图书馆，名曰“补史堂”，藏书达二万余卷。
在补史堂，熊罗宿一边翻刻旧籍以宏扬国学，一边引进西方“写真（照相）制版”技术，并筹款奔赴上海，利用“写真制版”技术大量影印古籍，以方便学者研究。后来因资金短缺，不得不停止印刷，为此闷闷不乐。1929年冬，熊罗宿应朋友之邀，远赴东北辽宁，大约是想促成一笔生意，以补贴出版之费。但辽宁之行并无斩获，于是离开辽宁回到北平，继续修订他此前编撰的《明堂图说》书稿，并付诸出版。到《明堂图说》正式出版的时候，他感慨地说：“图成矣，吾死无恨矣！”1930年5月12日傍晚，一代藏书家、目录学家熊罗宿病逝于北平丰城会馆（南馆），享年65岁。
熊罗宿一生穷困，为了收藏和影印古籍颠沛游离，穷尽毕生之心血，被学界称为“书痴”。先后影印内抄《旧五代史》、岳刻《五经》、顾刻《元丰类稿》、许刻《笠泽丛书》、李注《王荆公诗集》、成注《伤寒论》，校刻有《切韵指掌图》、《音学辨微》、《虚字说》、《历代世系纪年》，编纂《历代史论》、《崇祯国变录》、《光宣签载》，独立撰著有《明堂图说》、《通鉴校字记》、《四库全书考证校字记》等。因醉心研究与藏书关联不大的明堂制度，耗费太多精力，伦明（民国藏书家）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点评熊罗宿：“毕生绝学考明堂，是否平方误立方。学就屠龙时已晚，众书端为一书亡。”颇有惜其顾此失彼的意味。但熊罗宿在收藏及传播古籍方面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
沧海桑田，当初的城郊西隐之地，现已成为丰城市新老城区的结合部。而历经了七百多年的西庄太阳庙，亦已“遁迹”于楼房林立的都市之中。不过，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旧坚守着自己的故土，在错综复杂的世系关系中，寻找情感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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