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觉得,日本古代有女天皇,家中最长的女性说话也很有分量,因此得出结论,日本古代的女人地位比较高,甚至没有受过压迫,这其实并不全面,日本古代的女性也曾经深受“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以至于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格尊严。
室町时代以后,代表男权制度的嫁娶婚制终于取代了带有母系制遗风的招婿婚制,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步由过去那种有着崇高威望和受人敬重的状况,变得日益低下,男尊女卑的观念随之发展起来。
在封建社会中期,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已毫无自主性,时常成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16世纪的武士首领织田信长,为了扩大家族的势力,最初把其妹阿壹嫁给了近江豪族浅井长政,待他灭掉长政后,杀了阿壹的长子,使长政家后继无人,并且逼迫业已三十六岁且有五个子女的阿壹再次为了织田家的利益改嫁给五十三岁的柴田胜家。
浮世绘是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7),随着风土文化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民间版画艺术。图为浮世绘中的日本女人。
丰臣秀吉决意把同父异母的妹妹嫁给德川家康,以政治联姻拉拢势力。这时的朝日姬已是四十四岁的有夫之妇,丰臣秀吉首先以五万石的代价把朝日姬从其丈夫那里赎买回来,然后又陪以丰盛的嫁状转嫁给四十五岁的德川家康。但是,既然女人这么微贱,这种联姻又能有多大的政治维系力量呢?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权宜之计而已。丰臣秀吉以这样大的代价挖空心思地与德川家康结成亲戚关系,也未能保住其家江山,在他死后不久,德川家康就逼死了其孤儿寡妇,建立了江户幕府。女人在这种丑恶的政治角逐中成为微不足道的牺牲晶。
到了封建后期的德川时代,以父系家长专制为特征的封建家族制度已最后形成,“男尊女卑”成为这套家族制度的重要内容,其理论基础,就是从中国输入的经过宋明理学家发挥了的孔孟儒家的女性观。
一个悲剧的女人:华阳院夫人
她是一个小城的低级武士的女儿,生来美貌。正是这美貌,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人生不幸。未经成年,便按照当时的律令,被送去给父亲的上级做侍妾,其间被几经转手,连连被迫改嫁。最后,终于辗转送去给小城的城主做正室。在这里,她总算是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生了五个孩子。
那一年,她的丈夫战败,赢家——另一个大城的城主前来视察,看到了作为女主人前来敬酒的她,要求她的丈夫将她送给自己做侍妾。在战争面前,失败一方是没有资格说不的,她的丈夫为了城中的百姓,为了五个孩子,含泪将她送给了胜利者。她是不能说不的,甚至是不能自杀的,否则,那个小城就会被夷为平地。
就这样,她忍痛告别五个娇小憨嫩的幼儿,以战利品的身份到了那个大城,开始了更加不可预测的命运。在一个战乱不断、兵火不尽的年代,她没有哭泣,也没有怨恨,而是思考:我可以做些什么?为五个孩子,为先前的丈夫,为小城的百姓,以及新任丈夫,和大城的百姓。
在她到达新城不久后,她的新任丈夫在一次新的战役中战死,她再一次成了寡妇。
这时,她显示了作为太夫人的职责,劝说继子娶她留在前夫家的女儿为妻,加深两城的联盟,以应对越来越危急的形势。继子知道这个继母的一片深情,听话娶了她的女儿为正室。她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的深明大义,像她一样可亲可敬,母女两代,一起用心地协助新君管理着领土。母女俩一起教百姓种棉花和甘蔗,希望百姓丰衣足食。女儿还在这里生了孩子,祖孙三代总算是过了几天安稳日子。
但是,战争越来越残酷。在小孙子三岁的时候,她的继承了领地的儿子投靠了另一个有权势的大名,而那个大名与她的继子兼女婿投靠的大名是敌对方。继子兼女婿为了免祸,将她的女儿遣返回了娘家,再一次骨肉生离死别。女儿回去了,她选择了出家。这样做,才能以世外之人的身份暗中保护女儿留在夫家的孩子。作为外婆,她以这样的方式来尽责。
两年后,这个孩子长至五岁,又被作为人质,押运到了权势方所在地。而她,以尼姑的身份始终相随,暗中给孩子找老师,教孩子学习成才。
古代日本女人,生来就是为了男人
在日本,德川幕府的法律明文规定,武士家生了男孩定要报告,生了女孩则无须报告,是不算数的。既然女子不算家庭成员,自然也元权继承家的财产与俸禄,就连结婚时带到夫家的嫁状,也要归丈夫管理,没有男孩的家庭一般都收养养子来继承家业。女子的生命也是卑微的,在贫穷的家庭中,女孩常常被出卖,在杀婴弃婴盛行的年代,首先遭殃的就是女孩。
女子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为了让她们顺从自己这种“生来卑贱”的命运。在武士家庭中,男子从小学习武艺,以便将来能上战场;女子则从小努力培养柔顺的性格、文雅的举止,学习将来嫁人为妻所需具备的操行。封建时代,对女子来说谈不上文化教育,广大劳动妇女都是文盲,就是有钱人家少数识字的妇女,从小读的书也都是《女大学》之类的女训书。这些书的内容大体都与中国的“女四书”、 《女儿经》之类的女教科书相同,都是宣传妇女生来卑贱,教育妇女要守本分,好好地养儿育女,侍侯公婆,服从丈夫,当好家庭的奴隶。说什么“大凡妇女在心忖亡的毛病是不柔顺、怒怨、长舌、贪心和智浅。她们十之七八有这五种毛病,这是女人不及男人的地方。” “女人属阴性,和夜晚一样黑暗,所以女人比男人愚笨,……遇事都要屈身从夫”。女子完全没有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任凭摆布。
丈夫是婚姻家庭生活的轴心,夫为主,妻为奴。《女大学》告诫道:“妇人别无主君,以夫为主人,敬谨事之,不可轻侮,妇人之道,一切贵在从夫,对于夫之词色,须殷勤而恭顺,不可以怠慢而违抗,不可以奢侈而无礼,此女子第一之任务也;夫有教训,不可背叛,有疑问时,须询诸夫,安然从之,夫有所问,须正答之,其回答疏慢者,无礼也,夫盛怒时,须畏而服之,不可强谏,以逆其心,女以夫为天,不可反叛逆夫,受天之罪”。
女子未婚之前,一切都要听从父亲,为拯救家的困境而牺牲自己甚至身陷苦海(指充当妓女)的女子被誉为孝女,而与自己的意中人相爱却是大逆不道。嫁给什么样的人,什么时候结婚,均由父母做工,自己无权过问。
不仅是家庭的奴仆,还是生育工具
女子一旦出嫁,就不仅是丈夫的妻子,而且是夫家全家的媳妇与奴仆,每天起早贪黑地劳作家务,就是吃饭,也要先伺候丈夫及全家人吃完后自己才能吃。
婆媳矛盾,在日本的封建家庭中入户作祟。婆媳虽同是女性,但二者之间却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在当时的日本家庭中,婆婆打骂儿媳是家常便饭,甚至还发生婆婆杀死儿媳的事情。媳妇对婆婆的蛮横无礼和暴行只能逆来顺受,不能顶撞反抗。
实际上,哪怕是在德川之后武士道盛行时期,日本女人的地位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女人无条件服从男人,男人对女人鄙视,甚至奴役她们,一个懦弱的男子,即使娶了性情强悍的妻子,在人前,妻子也一定要做出温顺的样子,而一对夫妻再恩爱,只要父母不喜欢媳妇,丈夫也完全有义务抛弃妻子;另一方面,女人的地位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女人成为了母亲或婆婆,掌控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女人在家庭里的地位其实就相当高了。
来自于富裕家庭的妻子,不得不与一个或者更多的妾分享她们的家或者至少她们的丈夫,17世纪,在盛行佛教的中国和高丽的体系中形成了模式的纳妾制度,在日本得到很好的发展,而日本还有全面的规矩加以制约。
无论是妻子还是妾,双方都不一定是敌对的,纳妾普遍,而且许多妻子都养在纳妾的家庭中,妾自己常常又是妾的女儿,妻子和妾都知道规矩,也都知道违背规矩的后果。
妾有着佣人一样的地位,永远都不可能取代妻子的地位,即便是要娶他们的鳏夫或者单身汉也不可以这样做。如果妾被带入到家庭中生活,她就得服从妻子的权威,不能侵犯妻子的地位。但即便这样,也不代表妻可以与那些人性的,带有手段的妾和平共处。
男人纳妾,原因多种多样:声望、性、浪漫的爱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为还没有孩子的婚姻提供一个继承人。一个妻子不能怀上孩子,就给了她丈夫同她离婚的法律基础,但是如果丈夫的妾能够完成这一工作,她就可以免于这种极端的做法。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妻子欣然欢迎能够怀孕的年轻的妾进入她们的家中。
对于日本武士家庭来说,家的存续是生命之纲,为了使家名世代相传,加强了崇拜祖先的观念。在家庭生活中,重视从祖先向子孙的延续,纵向的亲子关系高于横向的夫妇关系,婚姻不过是延续家系的手段,妻子仅仅是繁殖后代的工具。因此,“无子者去”,没有生育男孩的妇女动不动就被休掉,而有的甚至生了男孩,因为已完成了任务,再没用了,竟会如“卸磨杀驴”一样被杀掉。德川时代肥前松浦的诸侯所写的随笔集《甲子夜话》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旗本没有男孩,为了传宗接代而娶妾求子,男孩生下来后,他就把妾杀了,理由是怕妾活着成为乱家之本。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还被武士阶级视作男子汉的行为而大加赞赏。
传宗接代成为一夫多妻制的最佳理由。德川I时代的所谓“名君”上杉鹰山在自己的孙女结婚时教训她说:男子娶妻,是为了传宗接代,所以无论丈夫纳多少妾都不能嫉妒,你应当一心打算增多后嗣的方法,如果有比自己好的女人,就把她荐给丈夫,这是做妻子的道理。
可见,在古代对女性的压抑上,日本并没有好的哪里去,甚至战争之后送女人的习惯,以及强调女人顺从这些做法,都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日本女人疯狂献身的现象埋下了伏笔。
参考资料:
《世界风化图史 日本 第16册》作者: 解恒铮
《日本的婚姻与家庭》 作者: 张萍
《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作者: 韦尧著
《婚外 另类女人的历史》 作者: (加)伊丽莎白·阿伯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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