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06月06日，在2023年厦门城市设计周“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主题沙龙现场，《城市 环境 设计》（UED）杂志专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特聘院长张杰老师，探讨厦门、建筑、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以及城市更新等话题。专访由UED内容主编、媒体负责人孙宁卿主持。
关于“2023厦门城市设计周”（点击下图跳转）
01
在厦门
孙宁卿：
今天的采访在厦门。在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这座城市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地方？
▲张杰先生在厦门城市设计周接受UED专访
张杰：
厦门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赋予了它一种特殊的魅力。由于位于中国南部的海滨地带，厦门有着温暖而湿润的气候，这为城市的绿化、地形和海洋景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加之历史建设过程，厦门的城市结构和建筑风貌得以形成，其中包括各种独特而引人注目的建筑。这些因素共同赋予厦门一种独特的风貌，使其在中国甚至全球的城市中都独树一帜。
我们可以从城市的角度，更进一步地去解读这些单独的建筑，这将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我觉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的城市中，厦门的这些特点都足以让人眼前一亮。因此，我觉得厦门算得上“高颜值”的城市。这个“高颜值”不仅仅是对厦门城市风光的赞赏，更是对厦门城市精神和文化内涵的赞美。
这便是我对厦门的最初印象：一座美丽、独特、充满魅力的城市。
然而，从专业角度来看，由于厦门是岛屿，其土地利用受到了较大的约束，因此城市布局显得更为紧凑。相较于河谷或平原地区的城市，厦门没有那么强烈的扩张倾向，这一特点使得厦门的生活和工作通勤相对更便利。在某些城市，人们可能需要花费大量交通时间，但在厦门，这样的情况少得多。这是我觉得厦门在生活体验感上更具人性化的地方。
此外，厦门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端、高质量的服务业，为城市带来了重要的推动力。我们知道，高质量发展是非同一般的，厦门借助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早早步入了健康的城市产业结构。这种结构与传统工业城市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一个传统的重工业城市，那么转型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厦门拥有非常现代化的经济群体，其经济产业人群所处的环境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也是我对厦门持有深刻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厦门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为城市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都知道，高质量发展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提升城市的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城市的整体生活质量。厦门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借助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已经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而且这一轨道的设计同时也考虑到了未来的可持续性。
02
关于建筑
孙宁卿：
我们知道，您在英国留学期间曾经观察到谢菲尔德市的公园山（Park Hill）公寓——这座20世纪50年代的杰作——不幸沦为贫民区，生活的景象堪比地狱。当时，您曾经扪心自问：建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您在几年前曾经做过的表述。我们想知道，对于这个问题，您现在有没有新的见解？
▲Park Hill © Julián Varas
张杰：
我对此依旧坚持。我们必须回顾五十年代——那个现代建筑蓬勃发展的时期。那时与之前的建筑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那之前，比如说一座教堂，它是个独立的空间，是具有地标性的建筑，而其他的建筑则是整齐排列、共同围合成一座广场，构成一条街。因此，那时的城市是一个空间，而不仅仅是建筑单体的集合。
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随着现代主义运动的实践，人们都想将自己的作品塑造成地标。这是对城市空间的全新解读，人们开始注重个体建筑的独特性和地标性。因此，我们看到建筑形态和城市景观开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建筑不再仅仅是城市的组成部分，它们开始尝试成为城市的象征，甚至影响和塑造城市的形象和身份。
谢菲尔德的公园山公寓就成为了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原本那里是在一片坡地上密集的工人阶级居住区，连片的住宅、街道与巷弄构成了鲜明的社区风貌。然而，在现代主义的大潮中，这片地区经历了彻底的拆除和重建，新建筑如一座城堡一样地崛起在原址之上，这个公寓项目就仿佛一座大型的、独立的、具有纪念意义的雕塑，试图重塑城市的形象。这是一种饱含乌托邦式理念与构想的社会实验——实际上我们今天认为，它更像是对城市本质的一种解构。
在这样的解构过程中，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可能陷入了更为困难的境地。所以我仍坚持质问“建筑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不管其社会理想有多么美好，如果它无法提供一个正能量、友善的生活环境，那么它便无法满足我们对城市的基本期待。城市的重建与发展应该更多地去考虑如何丰富市民的生活、提高其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追求空洞的建筑形式与设计风格。
实际上，现在人们可能并不偏向于居住在一个象征着孤立的“城市孤岛”中。试着描绘一下这样的环境：你的居住空间可能仅由两三栋大楼，甚至可能只有一栋建筑构成。一旦你踏出大门，无论你的目的地在何处，都需要依赖机动车辆，且可能距离颇远。这种状况并非大众所偏好的居住模式，因为人们天生就向往自由、多元和互动，享受城市的丰富、便利和繁华。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无论是在欧洲、美国还是英国，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显著的社区转型趋势，那就是许多中产阶级开始又从郊区向城市中心迁移。他们开始领悟到，选择在城市中生活，不仅可以提升生活的便捷度与可达性，而且城市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也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可能性。
孙宁卿：
这种中产阶级居住倾向的“郊区化”之后的“再城市化”，具体是怎样的？
张杰：
何以如此？因为在生活的便利性上，城市的优势是无可置疑的。假如有可能的话，老城区并非过去的那种脏、乱、差，人们的生活——包括工作、社交和个人生活在这里可以更加丰富多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说，城市的复兴为我们提供了现代主义——尤其是纯粹的现代主义——不能提供的东西。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点，我也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提出了这个概念，实际上这也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在讨论城市的时候，我们应该将焦点从单一的建筑转移开，因为城市的魅力并非只存在于单独的建筑，而是由整个环境共同塑造出来的。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城市的独特性和魅力，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城市的形态和功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的复兴实际上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归，同时也是对未来的一种设想，它反映了我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对环境的重视。
如果观察我们中国的传统建筑，能发现它们的独特模式——城门、钟鼓楼、牌楼这些古老的遗存，在现代城市中是少数独立存在的结构。但是，在传统城市肌理中，它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城市空间的序列中，例如，牌坊在街道的节点上、门楼在城市开阔空间的附近。所以，我们在现代城市中看到的不应该是独立的建筑元素，而是处于序列、处于整体性的空间环境中的一座座建筑物——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回归的。也是我在这么多年里一直在寻找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创造出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建筑，而是要塑造出一个真正服务于人们生活需求的城市空间——一个“场所”。
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建筑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如何适应并且推动社会的需求。这是我想回答您刚所说对于公园山公寓的负面看法，我在今天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此外，我坚信今天的城市居民仍然不倾向于生活在一个被完全孤立的环境中——比如那些封闭的高层住宅区。这并不是说传统的方式就一定更好，而是因为古典的设计理念在过去几千年中一直能够适应人的需求。因此，我们以现代社会的需求为基底，通过城市设计和规划、做适当的调整和创新，让这种经典的理念回归，它仍然是适合当下的。
▲张杰主持的历史城区空间重塑项目——景德镇建国瓷厂综合服务中心 ©景德镇建国瓷厂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组
03
城市更新
孙宁卿：
确实，就像您在刚才的讲座中提到的那样，我们当前的一代人在新建的社区中生活，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已经结束，但这些建设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城市景观和形态，以至于这种环境可能成为未来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已经是充满高密度的有门社区、功能分区的街区以及其所伴生的城市问题的广谱城市（Generic Cities）。对于这种新常态，未来的城市更新、城市微更新等方面的改进空间是否是有限的？或者说，有没有新的可能性和路径？
张杰：
在深入研究和理解现有城市空间结构——尤其是住宅区、高层建筑、林地和广大马路——所带来的分隔效应时，个人认为，我们面临对已有规划原则的重新解读和诠释的挑战。例如，现行的道路宽度规范，以40米、60米、30米和20米为主，是否应保持不变？又或者，在各建筑层级，特别是一层与二层连接的界面上，我们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有创造性的东西以形成连接和互动？实际上，已有的高密度住宅项目（例如北京的某些具有创新意识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破译这些问题的灵感。随着人类对社区环境更加人性化的追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必将趋于深化。例如，我们应该重新评价对日照的需求——日照是否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或者说是否为我们生活的唯一需要？现阶段，可以发现许多城市的建筑布局几乎完全以日照需求为基础，两栋楼之间的空地几乎是空荡无物。如果这两栋楼恰好沿街而建，那么街道生活的存在感将被极大削弱，因为这些空地中本应是活力四射的城市空间。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并在未来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做出相应的调整。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不断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城市空间将发生积极的变化，赋予其更多元化的功能，并且实现从空间连续性到空间功能开放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城市空间适应人类生理、心理需求，从而塑造出更具活力和舒适感的城市环境，以实现更广泛的人文关怀和更高的社区参与度。
针对交通问题，我认为其实质性解决并非易事，主要因为交通问题的复杂性。首先，社会导向已非常明确，鼓励公众降低私人汽车的使用频率，转向公共交通系统，这是基于环保以及城市拥堵问题的考虑。然而，这并不是一项可以单点解决的任务。公共交通系统包括了各种支柱性的结构，例如公交、地铁等，而这些结构的优化与改良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随着这些结构的不断改良和优化，我们或许可以更有效地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景观设计在城市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影响和应用范围广泛。举例来说，我曾访问过一些单位的大院，那里的高层建筑之间充满了繁茂的树木，如此郁郁葱葱的绿化让人们几乎忽略了高楼的存在。这些树木塑造出一种我们在空间感知中很友好的状态。然而，在当前绿化方案的实施中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地产主导的绿化工作中——这类绿化多数以吸引眼球和推销房产为主，是中看不中用的，譬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大草坪、花园等——人们是进不去、无法使用的。我认为，在这种人口密度较高的社区，绿化首要的功能应是多功能性。它不仅应当只是带来视觉上的绿色，只是提供观赏性绿化，而是能塑造空间的生理感受与心理感受、满足居民物理化的需求。例如老人、孩子等不同人群可以进入和使用，实际上可坐、可玩、可健身等功能，简言之可以“用得上”。如果一个社区的绿化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那么居民就必须走出小区去寻找其他的公共活动用地，从而增加了城市公共设施的压力。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对景观绿化有新的理解和定位。它应该不仅是绿色的装饰，更应该是一个实用的、多功能的生活空间，可以服务于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人群，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实在的便利与舒适。
在前些年，美国在城市规划领域引领了一个被称为景观都市主义的概念。这个词，尽管起源于美国，但在回答你的问题时，我注意到中国在城市景观再造方面的探索也已走过一段时日。而关于这个过程，景观都市主义，不仅仅是把自然元素植入城市的过程，它根本上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生态的元素的确重要，但我们必须要明白，城市本身的高密度属性同样不可忽视。
▲© i.pinimg.com
我们以城市绿化为例。目前，很多城市倾向于铺设草坪、长茅草和其他植被，被冠以生态之名，随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被称之为所谓植被，大家都喜欢；反而铺地，大家却都反对。但我们要问问，这样的绿化方式真的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吗？回想一下传统的城市规划，河边为什么通常是硬质的铺地？那是因为只有硬质的表面，才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活动需求，从而提高城市空间的使用效率。反之，如果河边全部变为湿地缓坡或者草地，我们需要为了保持这种生态面貌而付出更多的成本，同时又要额外提供其他用地给予本应可以将这里作为活动场所之人。这就引导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生态绿化应该如何实施？从我的多年研究经验来看，我们需要把握两个重要的原则。首先，生态绿化必须尊重城市的高密度特性。其次，生态绿化不仅仅是植被的覆盖，它更应该是一种多功能的城市空间。基于这个观点，我非常反对——尤其是在历史城市中——为了追求表面的生态效果而无视城市空间功能的规划行为。比如，我们不能只是为了所谓的生态而设置一片草坪，而忽视了人们能否真正去使用它。如果这块草坪只能供人们远观，甚至需要保安人员来监管、禁止人们进入，那它真的就成了一种剥夺公众空间权利的装饰品。因此，我主张，在尊重城市的高密度特性的基础上，强调绿化的多功能性，并与生态相结合。这并不意味着以生态为名就可以忽视其他所有元素。相反，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让城市空间更好地为人们所用。
我们可以挖掘的方向还有很多，科技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可能性，或许也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解决思路。但是在探讨如何提升和改进城市空间的质量这个问题上，我目前能想到的两个与空间因素密切相关的重要关键点。一个是住宅的布局和构造，特别是板楼之间的关系，如何能通过设计实现空间的有效围合。另一个便是板楼和塔楼的环境下方的绿化问题。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要思考是否可以改善这种尺度，如何塑造绿化空间，使其满足不同人群、不同时间段的活动需求。个人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空地转化为一些形式主义的景观设计，比如小桥流水之类。这种设计虽然可能在视觉上看起来很美，但是对于小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来说并无太大贡献。例如，孩子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跑跳、不能骑车，老人也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做早操、打太极或者跳舞，等等，反而，最简洁的各类平地，可能更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因为它的使用频率最高，这就是最适宜的设计。
此外，我们现在有些本末倒置的做法，例如过于追求表面的形式美感，以至于忽略了实用性。有些设计只是为了照几张漂亮的照片，去赢得一些设计大奖，却忽视了其实际的使用性，意义何在呢？这是一个价值观问题。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并思考，给谁做设计，什么是真正的优秀设计，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城市空间。
▲张杰先生在厦门城市设计周城市更新主题沙龙
文稿整理 | 孙宁卿 那宇 马晓彤
鸣谢 | 《城市中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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