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这本书刷完了。不是因为书的精彩让我欲罢不能。而是我想尽快的看完像报告一样严肃认真的文字。虽然明白这些报告型的文字里蕴含着敦煌的真材实料及它的曲折的发展轨迹。只是我这个感性的人，面对披挂着“一身理性”的文字，感觉“不搭”。
第十一章《春风化雨润心田》
这里所记录的是几代国家领导人对敦煌保护、研究工作的关心、支持。深切的感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敦煌因其特殊多元重要的文化价值，在几代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下得到了切实有效的保护，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1962年如此贫困的时代里，周总理果断作出批准拨巨款专项100万元进行敦煌莫高窟的抢救。邓小平同志说：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并且在他的关怀下，财政拨款300万元。使敦煌人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子女教育得到了改善。
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说“立足本职，胸怀大局，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把个人梦和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的命运和理想是要切合时代，自古以来中国人心中都会有个“匹夫有责”使命感。正是这种个人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结合度，使我们看到中国的这次疫情中有多少美丽逆行者。再一次看到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我最近时常会听到我身边的人说:国家出这么大的事儿，我好像没帮上忙，这怎么行？我七十岁的胖妈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准备好捐钱了。有时候看看网上，有讴歌的，也有咒骂的。但我相信不管是讴歌还是咒骂？很多时候都源于“爱”。
2019年8月19日，国家领导人到敦煌莫高窟去视察。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会使每一个中国人听来都会倍受鼓舞！他说：要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敦煌研究院要走出去，引进来展示我国敦煌学的成果，掌握国际敦煌学的话语权，要做好敦煌流散文物的数字化回归，要做好敦煌文化艺术的数字共享，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要把敦煌研究院系建成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典范，又要建成国际敦煌学的高地。
李克强总理说过“一定要用最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保护好敦煌，要不惜重金”。也因为现代科技手段使敦煌艺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可能。现代科学技术是可怕的，强大的，也是美丽的。未来世界是不是就是数字化世界？如果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产生→发展→被替代。我很好奇数字化世界之后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第十二章《四十年后终成卷》
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百年回望”中，我们看到了一代代的敦煌石窟考古人，不仅是有中国的也有国外的。当然国外的在我们看来是盗贼，在外国人看来是探险家的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华尔纳，松本荣一。最早的是清末学者徐松于道光初撰写的《西域水道记》，陶保廉于光绪辛卯年撰写的《辛卯侍行纪》等。
北京大学陈万里写的《西行日记》，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记录。非常有趣的是陈万里这次考察是跟随着美国华尔纳哈佛大学考察的考古队去的。那年是1925年。
1931年，贺昌群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是中国学者关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专著。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有点小疑惑，这不是考古研究回顾吗？那“佛教艺术系统”不是属于艺术研究范畴吗？我可能对考古的范畴进行了主观片面的“窄”化了？
当然最让我疑惑的是本书379页写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编撰”。在这一段的描述里面写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编撰出版了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80年代末就出版了这个考古报告。而且这一章里面只字未提“樊锦诗”老师。
后来发现本书的405页里面《四十年终于完成《敦煌石窟全集》首卷》中樊老师说通过多年的思考研究和与多学科合作、多团队的合作力量，终于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标志着考石窟考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就糊涂了，这个《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为什么会这样？是书犯错了吗？如果是，读者会很气愤。作者态度太不端正了，对读者太不负责了，对敦煌石窟的考古历史也太不负责。无论如何考古研究是科学的研究，是绝对的严谨细致。
所以我希望是我的理解力不够，我理解错了。只有这样，我心中的有些东西才不会碎掉。但我依然希望自己是一个虽读书不多，但保有“挑剔”的读者。
宿白老师的《敦煌七讲》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建立的一个标志。在这次讲座中，宿白老师首次提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系统阐述的理论和方法为建立中国古学奠定的基础。
这一段的描述我非常的喜欢，觉得太有趣了。摘抄如下：
考古学的年代学也称为“地层学”或“层位学”。“地层学”是由地质学引入的名词。地质学中的地层学目的是研究地球形成的历史，其研究资料是由各种岩石形成的一连串地层系列，这是在自然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是研究人类形成的历史。天然形成的土层叫“生土”，由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土层称为“熟土”。在多种人为力量的连续作用下堆积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地层（考古学称之为文化层）系列。古代的遗物遗迹一般情况下是随着年代顺序埋在地下的。比如说发现了青花瓷，那可能就是明代，清代，也可能早到元代。再往下挖，也许会看到“开元通宝”，那就有可能是唐代的地层，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晚唐的地层也有可能保存早期的器物，再往下挖，一层一层，直到挖到生土层……
一层一个历史，层层历史，在挖的过程中一一相遇。这种考古就跟历史是如此亲近，在挖掘的过程中小心翼翼的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
通过本书，初识了常书鸿，段文杰，李云鹤，毕可，彭金章，宿白……虽然着墨不多，却很鲜活。常书鸿院长他是多么热爱他的敦煌事业呀。他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段文杰老师又何尝不是呢？正是心中强烈的挚爱。在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他依然从容乐观。乐呵呵的下放农村，为生产队养猪，在那个期间他不但与乡邻相处和睦，还自给自足，养猪也养得很艺术，通过改造旧猪圈的环境，调整饲料成分和喂养的时间，几个月后他养的猪又肥又壮，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猪专家。他说“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头”。一个炙热的爱好，足以抵挡人生中的风霜雪雨。也因为这些鲜活的人物，我找到了常书鸿老师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找来了段文杰老师的《佛在敦煌》，如获至宝。
在“为了还债”这一章节里面宿白老师——好凶、好严，好可爱。
我反过来琢磨了一下，马世长和樊锦诗当初为何会被分配到敦煌？毫无疑问，这两人特别优秀。特别是樊锦诗她肯定是在三十多个考古学生中出类拔萃的。她第一次跟着宿白老师来敦煌考古实习，因水土不服，提前回上海，她的实习报告也是在上海整理出来。而且我相信她的这一份实习考古报告做的非常有价值。正因为苏秉琦和宿白老师看了这份实习报告之后，更觉樊锦诗这个学生会在考古上大有作为。所以针对樊锦诗老师身体差又有男朋友，又是江南人这些客观因素与她将来会在考古上的成绩权衡之下，还是把她分配到了敦煌。在他们看来“考古”是利于千秋大业的事。
只是樊锦诗又何止是考古上的人才，她还是管理上的人才。她很快走上了管理的岗位，而且一管就管了40年。这个考古研究报告就一直没有出来。自然也就成了她的一块心病，欠下的债。既然是债就是要还的，既然是病总是要医的。
当樊锦诗老师拿着材料向宿白老师请教时，宿白老师直截了当的说:“你怎么现在想起写考古报告了，你是为了树碑立传吧？”这话直接就砸到了樊锦诗老师的身上，分量极重。当彭金章做出了考古报告，宿白老师说了句“彭金章不错，你瞎忙！”这话分量又极重，又一次砸在了樊锦诗老师的身上。若不是对樊锦诗老师寄予厚望及关爱。宿白老师也犯不着说这么狠的话去敲打他的学生。也看出了一个专业研究者，对为官之道的不屑一顾。听了这些话之后，樊锦诗老师说她有苦说不出，只是在心里暗想“如果不把石窟考古报告做出来，这一辈子到敦煌来干什么呢？把院长当得再好也没有用”。最终，樊锦诗老师还是还了债，交了一份答卷。
人生的轨迹，有时并不是按照自己的预想发展的。但是发展来发展去，那个“初心”一直都在。
樊锦诗就是一个好院长。她为了留住人才，可以把自己在兰州的一个住处，低价出售给自己院里有研究才能的武汉大学的博士。他为院里所有的员工谋利益，改善伙食。每次出差都是自己拎着箱子就走，从不带秘书。甚至莫高窟人死后可不可以葬在宕泉河畔，都要认真研究。樊锦诗老师说她年轻时内向沉默，上台说不出话来，而为了敦煌，她说话直来直去，甚至与人争论，而且也爱着急，为了敦煌急。她只是希望有一天她从她的岗位上退下来时。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是为敦煌做了点实事。她可以对自己说一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全书读完，樊锦诗老师虽在业务上没有师长们期待的成就。但她全身心的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守护了敦煌一辈子。保护文物就是政绩，樊锦诗“政绩斐然”。
她守护了莫高窟一生，莫高窟也默默的陪伴了她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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