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济美祖籍浙江绍兴,1920出生于北京。父亲施肇夔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国后在外交总长顾维钧手下工作。她的母亲王子默同样是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大家闺秀,熟读诗文,精于辞赋。母亲因为爱梅花,唤施济美作“梅子”。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童年时跟随祖父在扬州生活。1927年国民政府南迁,施肇夔携全家也迁到了南京。
1935年,15岁的施济美考入了上海培明女中。读书期间,与女同学俞昭明成为同窗好友,俞昭明和施济美同一年出生,生活经历也大抵相同,在高中时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而施济美与初恋俞允明的相识是后者的姐姐俞昭明促成的。当时俞昭明的弟弟俞允明在上海浦东高中读书,恰好来学校探望姐姐的时候看见了施济美。俞昭明与施济美写作、游玩时总会带着俞允明,一来二去,三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施济美正处于情窦初开的时候,和俞允明的不断相处中,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不久,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施济美收到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份电报:“俞允明在八月十九日,敌机轰乐山时,不幸遇难身亡,希节哀。
消息传来,施济美强忍悲痛。为了更好隐瞒俞允明的父母,施济美就模仿他的字迹给二老写信,说他去国外留学深造,短期不会回国。这一写就是10年之久。在俞允明的父母去世后,施济美才停止了写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是苏轼写给亡妻的,这句诗也很好地表达了施济美的爱情观,她认为一生只能爱一个人,自初恋阵亡后,她的心再也没有为谁悸动过。自己则从此不谈婚姻,终身未嫁。
1942年,施济美大学毕业,当时的上海租界已经陷入敌手,远在欧洲大使馆的父亲更是失去联系,一家老小都失去了经济来源。施济美不得不从成为全职作家、用笔杆子投入抗战前线的梦想中醒来,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份足以糊口并养活家人的工作。
经朋友推荐,她去了一家保险公司就职,这家公司待遇优厚,工作内容相对清闲,可是入职不久,当她得知这家公司的股东是日本人时,当即断然拒绝。施济美说:“凡是有日本人或汉奸参与的机构,我决不染指!”
于是,她顶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这家日企的工作,转而去了胡山源夫妻创办的集英中学与上海正中女中就职,成为了一位收入微薄的教书先生。
成为教师的施济美依然温柔,她时常把自己的人生感悟讲给同学们听,鼓励他们发散思维,畅所欲言,学生们都很喜欢这位优雅的教师。
她曾经在学生毕业时写下如下的寄语:“草木,一年只青一次,人,一生只青一次”,想必这不仅仅是她对学生殷切的期望,更是对自己的期许吧。
1942年,施济美大学毕业,当时的上海租界已经陷入敌手,远在欧洲大使馆的父亲更是失去联系,一家老小都失去了经济来源。施济美不得不从成为全职作家、用笔杆子投入抗战前线的梦想中醒来,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份足以糊口并养活家人的工作。
经朋友推荐,她去了一家保险公司就职,这家公司待遇优厚,工作内容相对清闲,可是入职不久,当她得知这家公司的股东是日本人时,当即断然拒绝。施济美说:“凡是有日本人或汉奸参与的机构,我决不染指!”
于是,她顶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这家日企的工作,转而去了胡山源夫妻创办的集英中学与上海正中女中就职,成为了一位收入微薄的教书先生。
成为教师的施济美依然温柔,她时常把自己的人生感悟讲给同学们听,鼓励他们发散思维,畅所欲言,学生们都很喜欢这位优雅的教师。
她曾经在学生毕业时写下如下的寄语:“草木,一年只青一次,人,一生只青一次”,想必这不仅仅是她对学生殷切的期望,更是对自己的期许吧。
教学之余,施济美也笔耕甚勤,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作品,施济美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从1938年6月18日在《青年周报》上发表《死的滋味》开始,她的作品不断见于《万象》、《小说月报》、《紫罗兰》、《春秋》、《万岁》、《第二代》、《潮流》等刊物,《蓝园之恋》、《紫色的罂粟花》等以自身爱情悲剧为情感依托的言情小说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短篇小说《小不点儿》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抗战胜利后,《凤仪园》、《群莺乱飞》、《圣琼娜的黄昏》、《井里的故事》、《鬼月》等高质量的作品相继问世,标志着她文学道路的巨大拓展,长篇小说《莫愁巷》深受读者喜爱,,在香港出版,并改编成了电影。成为上海文坛与苏青、张爱玲一样享有盛誉的女作家。
1948年,施肇夔从法国归来,得知28岁的大女儿施济美仍然孤身一人,极力劝说她从过去的伤痛中解脱出来,择人而嫁。施济美谢绝了父亲的关心,她忘不了那段旧情,曾经沧海,除却巫山,她的心胸再也容纳不下另外一份爱情。施肇夔多次劝说无效,也只能长叹作罢。
1949年建国后,运动不断,施济美决定淡出文坛,不再痴迷于文学创作,转而一心从事教学工作。她一直在上海七一中学执教,是语文组的骨干教师兼语文教研组长。她讲课生动活泼,简明扼要,曾多次开展观摩教学。
文革中,和很多优秀教师一样,施济美也受到了残酷迫害,就连家中珍藏的书籍,和自己出版的著作,也全被抄没,一本不留。此时,施济美生命中最后一抹光已经暗淡下去了,支撑她活下去的最后一点热力也瓦解了。
1968年5月8日,施济美回到家,看望母亲和几个妹妹。妹妹施济英回忆:那天,她听见姐姐回家的声音,只见姐姐一言不发地走上三楼,走到楼梯转角处,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施济美脸色苍白,眼神中充满了冰冷的绝望,两人无言地对视,而后分别默默地离开。那一眼,成为了姐妹之间无言的道别。
图 | 前排从左至右,俞昭明、施济英、施济美;后排,施济珍
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施济美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剥夺了上课的权利,勒令去清扫垃圾、打扫厕所。甚至被剃成阴阳头。她咬牙支撑着最后的尊严,然而内心却渐渐枯萎。1968年5月8日深夜,她在自己家中,和陪伴她的上海育才中学女教师林丽珍,一同悬梁自尽。
那天,正是她48岁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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