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 | 格•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上帝和魔鬼斗争，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
今年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1821年11月11日，仿佛带着某种使命一般，这位伟大的现代文学先驱、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降临世间。从此，人类文明长河中一个重要名字的空位被填补上了，俄国文学史的一颗明星开始散发出其照耀至今的光芒。这位思想的艺术家在其创作生涯里一直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人类社会现实，并试图透过自身的信仰来解决人的终极命运问题。俄罗斯评论家格·弗洛罗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主题》一文里围绕这位作家的创作使命，解析了他对爱、自由、团结等问题的思考与追寻，从作者的所见所思所写中挖掘出其独特的精神世界和信仰图景。谨以此文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年。
阳焱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里有一种内在的统一。令他不安和着迷的是一些相同的主题。他认为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并这样称呼自己，自称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把他称为心理学家，这是不准确的。从他的心理经验出发，从他的体验出发解释他的创作，这是不正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和表现的不是心理实在，而是精神实在。他描绘人的精神的原初实在及其地下的深处，在这些深处里，上帝与魔鬼在进行斗争，人的命运也在这里获得解决。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观念客体化或体现在自己的创作形象里，这是不正确的。他根本没有封闭在自己孤独的沉思之中。确实，青年时期的他曾是个“幻想家”。但他很早就在自己身上创造性地克服了这个“幻想”的诱惑。他的心灵向存在的所有感受敞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观察，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激动地关注周围发生的一切。与其说他有对生活不关心的毛病，不如说他有对生活好奇的毛病。这不是简单的好奇，而是形而上学的求知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直观心灵的人，而不是个能看见心灵的人。他看见了经验事件的原初基础的神秘所在。他看见了自己所讲述的东西,——他描写了自己所看见的东西。这就是他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他的创作不是对人的命运的解释，而是对它的描绘。人的自由的神秘二律背反很早就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现了。一方面，他在人生的自由里看到了人生的全部意义——这里指的是人生的意志自由，创造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任何东西都只能通过意志的决定和选择而实现。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保卫了人的特殊性，而且，他所保卫的恰好就是人的“任性”。甚至谦卑和顺从也只有通过“任性”才是可能的——否则它们就没有价值。但另外一方面，谁都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强有力和更令人信服地表现自由的自我破坏性。这是他创作的最隐秘的主题之一。为了“任性”或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抗“一切”，反抗一切客观的，只以强迫性和必然性为基础的暴力。同时他指出，抗议者将变成“地下室人”——这里开始出现个性的神秘的瓦解和分裂。孤独的自由将变成偏执。固执的反抗将以内在的奴役而告终。此外，自由将变成强迫和暴力。“地下室人”将同时成为施暴者和偏执的人。成为自由的人是危险的，但更加危险的是剥夺自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很典型的是，与其说他在道德上或伤感地怜悯被侮辱和被压迫的人，不如说他在表明压迫对压迫者来说的形而上学危险性。谁企图侵犯自由，侵犯人的生命，那么他自己将灭亡。这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秘密，这就是“拿破仑”的秘密。这里出现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自由应该是内在地被限制的，否则，它将变成自己的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并描绘了自满自足的勇敢的神秘瓦解，这种勇敢已经退化为粗暴，甚至退化为神秘的胡作非为。他还表明，空洞的自由将使个性成为情欲或观念的奴隶。人的自由的二律背反只能在爱里获得解决。但要知道，爱只能是自由的。不自由的爱将退化为情欲，成为奴役和暴力的开端——无论对被爱者，还是对爱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以极其深刻的洞察力描绘爱的这个悲剧的和二律背反的辩证法——不但是对女人的爱，而且还包括对近人的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宗教大法官首先是爱的牺牲品，是对近人的不自由的爱的牺牲品，是对不自由的爱的牺牲品，是经历不自由的那种爱的牺牲品。这种爱将毁掉狂热的心，把虚假—可爱的人化为灰烬——用欺骗消灭他们。真正的爱只有在自由中才是可能的，只有作为对人的自由的爱才是可能的。这里呈现出一种牢固的联系：通过自由的爱和通过爱的自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就是聚和性的秘密，团结的秘密，教会的秘密——这是在基督里团结和爱的教会。在自己的创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发点是早期法国社会主义。傅立叶和乔治·桑向他揭示了许多东西，首先是没有团结的自由和平等的贫乏性和危险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他早就坚信，对团结而言，只有同情或怜悯是不够的。此外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而爱人的不可能性也向他显现了。那将意味着在人发臭的经验身体中爱他，而不是在其自由中爱他。更加危险的是，只在人的真理中爱他，只在他的理想形象里爱他——在这里总是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危险，即用人的虚假理想“诋毁”活生生的人，用幻想窒息他，用虚构的观念束缚他。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长期的思索中做出一个结论，即人道主义的团结是不可能的。但他没有抛弃团结的理想，它的真理对他来说是毫无疑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关于团结的社会主义幻想过渡到社会的有机理论，他加工斯拉夫派和浪漫主义的主题。然而，在这些主题里他没有找到所期盼的综合。如果人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专横的关系体制中的“风琴上的小销钉”，那么他不能也不应该成为自然好感的媒介物。有机的团结，靠“合唱原则”组织起来的团结，哪怕是从内部组织的，都与“蚂蚁窝”很少有区别。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过分敏锐地洞察人的心灵秘密的人，因此他不能停留在有机的乐观主义上。他从来也没有彻底地克服有机的诱惑，这是事实。然而，有机团结的意图自身在他那里发生了改变。他只理解和承认在基督里的团结——这是通过对基督的爱，通过在基督里对近人的爱而达到的团结。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打算说更多的东西：只有在基督里对我们而言才有近人，只有在基督里人才可以成为和能够成为对人而言的近人；没有基督以及在基督之外，相距遥远的人们总是异己的——其实只能相互侵害，利用相互的自由和赞扬来相互强迫和排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图分裂了。他没有放弃实现全人类团结的希望，并把这个理想纳入到自己历史和政论的纲领之中。他始终是个乌托邦主义者，等待并渴望地上的上帝的国，“希望”国家能改变成教会。但这在他那里始终只是个构想。他希望这一点，但却没有看到它。他之所以看不见，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理想还没有在历史的经验里实现过。要知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看到的东西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在经验的层次上能够被看见。维尔希洛夫在神秘的恍然大悟中做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理念世界”里看见宗教大法官。历史的形象对这些直观而言只是“影子”和“原型”，只是原始实在事件的历史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的乌托邦理想，这对他而言具有典型意义。在他面前从来也没有展现过对“神圣罗斯”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谈论它们，而且谈了很多。相反，关于它们他看见的是另外的东西。他看见的不是团结，而是圣徒和义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过“俄罗斯的社会主义”，看见的却是“俄罗斯的修士”。这就是重要的：这个修士既没有想过，也不愿意建立团结和社会主义。无论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还是佐西马长老，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艺术创造的洞察力方面关爱有加的吉洪·扎东斯基——所有这些人都不是历史的活动家和建设者。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中，正是他们彻底地实现了爱、自由和团结。这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洞见和梦想发生了分歧。然而，即使是在自己历史的思索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始终是个形而上学家。他解决的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关于人的终极命运的问题。历史作为不间断的启示，作为对基督问题的解决而向他显现。他在历史里看到了这一点。他看见了，巴比塔是如何建立的。他看见了，基督与敌基督是如何相遇的，关于人神的梦想与关于神人的真理是如何发生冲突的。他看见了，在西方人类的历史上不但实现了人神的观念，而且还有对人神的可怕的愿望，还有对人类进行内在颂扬的渴望，对为了人名义而彻底安顿下来的渴望。这个愿望在对不自由的实现里，在对“蚂蚁窝”的建造里，在关于水晶宫的热烈幻想里展现出来。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注意力的是西方人，而不是西方的文化。令他不安的是西方的忧郁，西方和欧洲的精神矛盾。他洞见和描绘了这个精神的形而上学的、宗教的和神秘的疾病。在关于自由的诱惑里，因此是关于上帝的诱惑里，他看见了这个疾病的意义。因为只能在自由里相信和接受上帝。在活生生的人的形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观察到了西方生活的形而上学的或神秘的毒害。他在这些形象里，比在历史纲领或政论揭露中更正确和更清楚地看见和描绘了人类精神的形而上学历史，他的心曾为这个历史而悲伤。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西方。这不但是因为他从西方思想家和探索者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不但是因为他在西方看见和感觉到了俄罗斯精神的第二故乡，甚至不是因为历史无法阻挡地使俄罗斯与欧洲接触，因此只有通过对欧洲问题的解决才能解决俄罗斯的或东正教的问题。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在这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有一种基督教的义务。救世主的形象在西方没有暗淡下来。尽管放弃了基督，尽管被人道主义的诱惑所控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西方始终还是基督教世界。在这里，上帝和魔鬼在进行斗争，斗争的战场就是人们的心。西方人的忧郁和毁灭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安。无法不理睬这个忧郁和毁灭，因为人的心灵的命运就在这里解决。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为了爱和聚和性，为了全人类的团结而渴望普世的综合，渴望消除“欧洲的矛盾”。他对人的紧张、狂热的爱首先体现在这一点上。人们经常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残酷的天才”，至今仍然这样称呼他。确实，关于人,他讲述了可怕的和令人惊讶的东西。当他在人的狂怒和狂暴里，在人的强烈情感和诱惑的炽烈旋风里描绘人的时候，他所讲的故事并不是最可怕的，当他以无与伦比的敏锐性描绘崩溃的精神毫无生气的涟漪，描绘堕落人的空虚的时候，当他展示非存在的可怕形象的时候，他讲的故事才是最可怕的。斯塔夫罗金就是这样。平静的疯狂和疾病比暴风雨更可怕。但就是在这个非存在之上也可以听到庄严的和战无不胜的奥莎那。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伟大的秘密就在这个奥莎那里。他的力量就在这里。他没有遭遇对恶进行秘密洞察的诱惑。这完全不是因为他在恶的生活里只看见了善的弯曲道路。相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恶的世界是在自己彻底的封闭中显现的——只有靠飞跃或腾飞才能走出这个封闭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受到这个诱惑，并不是因为他相信了上帝的全能，相信了上帝的力量能够战胜罪的卑劣无能。陀思妥耶夫斯基渴望的胜利不是来自全能，而是来自上帝的爱。但最主要的是，他从来不受人的诱惑。人身上上帝的形象对他而言从来都不是封闭着的。没有封闭，是因为爱到处都在敞开这个形象。这个爱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远离了悲观主义。这个爱使他远离了惊慌和恐惧。他信仰上帝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恐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视野面前总是有基督的形象。这个形象见证了神对人无限的爱。人不可能以自己的绝望或怀疑而与上帝发生争论并损害上帝对人的见证。人们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是“玫瑰色的基督教”，这个指责是枉然的。他的信仰是清醒的和勇敢的。无论针对自己，还是针对他人，他从来都没有隐藏罪恶的和堕落的生活的全部恐惧和全部悲剧。然而，真正的信仰是不可能丧失的。信仰高于绝望。信仰产生希望。希望在呈现，在照耀。“人的安宁，生命的源泉，所有的人对绝望的摆脱，整个世界存在的必然条件就在于三个词里：'道成肉身’。”这个启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力量与信仰的源泉，是他的喜乐的源泉，这是关于神人的喜乐。原载于《世界文学》2011年第5期（“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九十周年小辑”）责编：阳焱 言叶
配图：言叶
版式：宥平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