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蒲臣回忆(721)

刚进邻水稽查所，沈醉就听到一个坏消息——7月5日，即沈离开重庆的第三天，稽查处遭到轰炸，他的勤务兵阎齐生被炸成重伤，在当天的日记中，沈说：

　　“我一想到阎齐生时便会极端难过，这孩子自上海跟余后已整整四年，眼看着他一天天长大成人，心头确无限高兴。今一旦闻此恶讯虽未确悉已否伤亡，可是一想起他那一副眼睛生得太不好时，便为他担心不止。”

　　次日，沈醉踏上归途，在日记中，他说：“余自闻处中惨剧后归心颇急，但因赴长寿途中，将越两大山，行旅困难，故决定于明晨去江北。本日发一电致邬主任，请彼将余之行李带处。苟阎齐生不幸有伤亡时，则余之全部行李亦必同时受损失。”

　　沈还说：“行李能再添制，此忠厚之旧仆，恐无处再觅矣！况随余多年从未有何过犯。”

　　7月16日中午，沈醉抵达寸滩，这里距朝天门码头已经很近了，在日记中，沈醉说：

　　“一时乘轮返渝，十多里水程倒走去一点多钟，一爬上码头我又呼吸到都市污浊的空气了！马路上依旧是那么繁华，人挤来挤去，我又投入到纷乱的人群中，来度这平淡无奇的生活了！”

　　万幸的是，阎齐生还活着，在日记中，沈兴奋地说：

　　“一踏进处门，便忙着问阎齐生的消息。阎齐生是重伤，幸而未死，且已过危险期，虽将成残废，但总算救出了这条狗命，亦可算大幸了！”

　　由于当时日机轰炸频繁，城里已经无法办公，戴笠决定将局本部暂时全部迁移至缫丝厂“乡下办事处”，城里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结果到7月29日，办事处又被炸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说：

　　“敌机对四川作第三日之长时轰炸，空袭时间达八小时半。前晚审讯案件而彻夜未眠。警报解除后，处长偕余驱车赴各被灾区视察，返时便道往局本部访李肖公时，发觉该处业己中弹着火。秘书室会计室及总务科等办公处之两座房子，均化为灰烬。因猜到老板要知道一定会来，所以大家都在等候着。一可乘机见见老板，再则亦可表示对局本邰之关切。”

　　沈醉说：“这次之损失虽不轻，但对工作可说毫无影响。因所有各科处室之办公均迁乡间，留城者不过一办事处。此种措置苟不及早，则此次所受之影响真将不堪设想矣！”

　　8月5日，阎齐生终于出院了，在日记中，沈醉说：“阎齐生已出院返处，一进门我几乎认他不出来。这次他的被炸，我因忙竟未去看他。”

　　就在1941年8月5日这一天，戴笠给他的老同学王蒲臣写了一封信。

　　王蒲臣是戴笠的秘书，二人即使不说天天见面，也是想见面就见面，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非要写封信呢？

　　如前所述，沪战结束以后，王蒲臣被派任军统局驻南昌办事处主任，并曾经奉命“陪伴”杨虎城。他回忆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时说：

　　“在南昌，有一次因事外出，适逢警报，不久敌机临空，随即投弹，我乃就地俯卧，霎时间，弹落如雨，我竟在落弹抛物线下逃过一劫，丝毫未伤。办事处副官谭良谱见我没回去，认为我凶多吉少，正要出去找寻，而我竟满身泥灰的走回来了。”

　　1939年，王蒲臣调任军统局驻贵阳办事处主任，这是一个责任很重的位置，王蒲臣回忆说：

　　“那时的贵阳，是大后方的交通枢纽，一切的运输都靠贵阳。所有本局的车子，大部分都集中于此。每天人员的来往与物资的输送，络绎不绝。因现存的车辆不敷应用，所有来往人员，规定每人行李不得超过十五公斤。为了严格执行，曾经得罪了不少同志，幸而事后都获得了他们的谅解。”

　　这年秋天，王蒲臣奉命在贵阳招收流亡学生，考试时的“国文”题目是《投考本班的志愿》，当时有一个报考的女生，名叫程亚良，给王蒲臣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程亚良答题的大意是：“我是一个流亡学生，因为受了日寇侵略的影响，不特不能使我完成学业，至今连生活也成了问题，所以前来投考，至于本班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根本不知道，谈不上什么志愿不志愿。”

　　王蒲臣回忆说：“她直率地说出心中所要说的话，并不空谈为革命、为报国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来迎合主考的心理。我为了好奇，并觉得这个女生说话很诚实，不尚空谈，颇具革命性，因而在试卷上批了‘由本人亲自口试’几个字。”

　　王回忆说：“到了口试那天，看她穿得很朴素，人也长得很清秀，举止文雅，进退合理。我说：‘你的文字写得清顺秀丽，各科成绩都考得不错，就成绩论，谅可录取。’”

　　接着王又问程：“原来在什么学校读书？”

　　程回答说：“是在上海暨南大学攻读，后因抗战，上海沦陷，无法继续求学，只身来到大后方，无依无靠，只好来投考公费的训练班，可惜的是我尚差一年毕业。我的本意，原想等完成学业后再出来工作，怕的是在毕业后，因时局的关系，将来仍旧要为找工作烦恼。”

　　王蒲臣听了，建议说：“不论本班录取与否，你竟有意完成学业，不如到昆明西南联大或成都光华大学借读，毕业后的工作问题，由我为你解决。”

　　王回忆说：“以我当时的情形，为她找份工作，谅来没有问题，故而答应了她。第二年，她大学毕业后，我也实现自己的诺言，为她找了工作，最后将其吸收，成为本局一位很得力的干部。”

　　王蒲臣回忆说：“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中度过了几年，很想卸下仔肩，接受训练。以培养智能与调剂精神，乃于民国二十九年秋，向上级请求去中央训练团受训。”

　　听了王蒲臣的请求，戴笠说：“本局是军事机关，以军人为骨干，你在军事机关做事，应有军事常识，做起事来，才会方便，所以我把你保送到中央军校，中央训练团不必去了。”

　　王回忆说：“（戴笠）将我保送到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六期接受正规的军训。在这一期，本局同志之获保送的，有梁若节、倪永潮、郑有义、石仁宠、周康和我共六人。”

　　毕业之后，王蒲臣被叙为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生，用他本人的说，是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王还说：

　　“一个人受过军训与否，前后确有不同，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初期，我奉派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总指挥部任秘书的时候，跟随副总指挥俞作柏行动。那时胆子很小，自然有许多不合军事上的要求。有一天，俞副总指挥戏谓我曰：‘王同志，我要送你一把刀。’我说：‘为什么？’他说：‘必要时好自杀啊！’到了民国三十一年，有一天，我又碰到俞副总指挥，他说：‘我再也不会送你刀子了，因为你现在雄赳赳地已成正式军人，而不是吴下阿蒙了。’”

　　王蒲臣说：“确实，我在军校接受军训之后，好像脱胎换骨，判若两人，在我的生命史上，是一个转捩点，以后的工作，没有一件不与军事有关，而且我经过北平、青岛、昆明几次变故，而能胆大心细、沉着应付以脱险，未尝不是受了军事训练之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