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黄士力
　　197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宣布恢复高考。这消息，如一声惊雷炸响，相关和不相关的人口耳相传，都把此作为特大喜讯，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人们见面必言：高考恢复了！
　　这一年，我在杭州市西湖区红卫公社大新大队下乡插队已经3年，大队位于城边，离如今的武林广场只有咫尺，身份是知识青年，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既虔诚接受再教育，又时刻盼望跳出“农门”。盼之久，心之切，既急不可耐，又忍而不言，甚是压抑。当时的社会非常封闭，信息来源渠道十分单一，主要是早晚收听有线广播，特别是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记得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从有线广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时不敢相信，唯恐有错。我连忙出门，摸黑赶路去其他生产队的知青住处，核对信息。确认消息无误之后，我们兴奋畅谈。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心中感慨良多，充满憧憬。这是一个读书无用时代的结束，这是一个尊重知识时代的开启，它让绝望中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就好像是一个人走在漫漫无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忽然看到了一丝亮光一样。
　　喜过一时，忧愁便至。先忧贫下中农怎么看？下乡3年，我吃苦耐劳，态度认真，劳动积极，获得了农民的好评，年年被评为公社、区知青积极分子，大家没有推荐，你却自己去报考，是不是一种反叛？再忧考不上怎么办？队里的农民一直把我当作一个文化人，很尊敬我，考不上就露了馅。自知基础薄，没有底。我是在“文革”的高潮中接受中学教育的，说是高中毕业，实际水平其实达不到初中毕业。当时的数学大段地加上了地主剥削的内容，当时的物理学的是“三机一泵”，当时的化学教的是化肥、农药……还有，复习少不了书和资料，哪里去找？最为要紧的是怎么考、考什么，一点都不知道。
　　忧归忧，考是必需的。招生考试的通知下发后，我立即去大队申请、公社报名。印象中，当时全公社180余个知青都报了名，多数报考大学，也有报中专的。
　　自此，我开始备考。
　　为留足退路，我只能累了自己。白天按时出工劳作，晚上发奋苦读。听说某校晚上有一场复习讲座，我们便十里八里地赶去，蜂拥而至。听说有什么复习资料，我们便“厚颜无耻”去借、去抄录。听说某君善解难题，我们便虚心求教，百听不厌。复习并非一帆风顺，有几天晚上，虽想加快进度，但却怎么也看不进、记不住、解不出，好几次我把草稿纸撕碎，以此来发泄情绪，甚至还动了中止复习、不参加高考的念头。
　　1977年的高考，12届学生同时赶考，人数之众，叹为观止。第一场初试为地区考，时间在11月底，通过考试选拔一批考生进入复试。我顺利通过初试，信心大增。半个多月后，参加全省组织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四门。
　　1977年末，我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大约是1978年2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正在下地劳作，大队革委会主任骑车过来找我，老远就直着嗓子冲我大喊：“公社来电话通知，让你快去领录取通知书。”这一声喊，让我惊在原地，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同在一起劳作的农民纷纷向我道喜，大伙催我赶快去公社。我压抑住内心的兴奋，回到住处收掇干净，跳上自行车飞也似地赶到公社，急切地拆开信封，录取通知赫然现于眼前，录取院校虽不理想，但终究是升学如愿。后来看到相关报道：1977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国约570多万知识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27.3万人被录取（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增招的新生6.2万多人）。根据这个数字，这一届全国高考的录取比例约为5%左右，当时全公社仅我一人考上了大学。
　　1978年3月11日，我如约到校报到，开始了大学生活。班里同学的年龄构成差距很大，最大的30多岁，最小的17岁。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条件简陋，生活清苦，然而我们没有人计较，人人都发愤学习，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是对知识的渴求，是对曾经失去又重新找回的时光的珍惜。
　　2016年10月30日，在母校的院庆上，我应邀以《缘分·祝愿》为题，回忆了我的大学生活：“对于一个求知若渴而又几近无望的知青而言，高考无疑像旱地里下的一场及时雨，改写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