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4日，农历小年的第二天傍晚，年货储备多的家庭已经开始从门缝里冒出酸菜炖猪肉的香味儿。
突然，悬在过梁上的电灯泡开始摇晃，人们的身影随着灯的晃动在墙壁上显示出鬼魅的样子；院子里树干上的枯枝喀拉拉断了下来；地上一只老鼠慌不择路撞在柱脚上；鸡窝里的鸡扑棱棱飞上了鸡窝顶，不肯回去；满村子的狗惊惶地叫成一片。
反映最强烈的是人，许多年纪大的老人低声说了一句“怕是地震了”，他们经历过。
听老人讲过地震恐怖的成年人反应最快，一边搂起儿子，一边嘶声大喊“地震啦！”。
很快，家家户户的院子里和门前的道路上就集满了人。
后来我们知道，这次地震的中心在辽宁海城，我们这里只是有震感而已。这次晃动除了几间摇摇欲坠的土房子倒塌了，没有什么其他的损失。
可是，恐慌一点也没减少。
因为消息的缓慢，我们不知道地震会在什么时候再来一次，或者有多大。当时，村子里不知从那儿弄来一个地震仪，由民兵昼夜监视他的变化。
据说，在我们困得不得不进入梦境的时候，余震发生过很多，有的被人们感觉到，有的则被忽略过去。
那个新年，连煮饺子的人都随时准备端着笊篱跑出去。
新年刚过，卖布料的柜台前人头多了起来，大家神神秘秘地用少的可怜的布票买一块红布回家。
那阵子，在路上两个熟人相遇，都是这样的对白。
“买到了？”
“早买到了！你呢？”
“别提了，我真倒霉，刚排到我就卖光了，唉！”
“没事儿，过几天还会来货的。”
“哼！那得好几天了，我那死老头子喝两杯尿水子又该骂我了。”
买到的趾高气昂走开，没买到的垂头丧气的一副失败相。
她们谈的都是红布。
不知从哪儿悄悄传来的消息，说是大震之后必有大灾，而红布可以辟邪。那时候买布要用布票，每个人买一大块布做衣服显然不现实，但是买上一尺、两尺红布撕成条，在小孩子的腰间、房梁上、大门柱上系上一些，还是可以实现的。
由于事发突然，供销社库存的红布一下子被卖空，村子里到处飘着红布条。
恐慌引起的流言是一种悄悄话形式传播，像腊月的北风越刮越烈，一直持续到那一年的夏天，地震的阴影还在村子的上空久未散去。
玉米刚刚封垄，父亲决定把我送到北部，距离边境很近的呼伦贝尔。表面上的托词，是去看望在那里游牧的太姥爷和我姥爷的几个弟弟，其实他心里想的是：万一大震来临，好保存我——他的一根苗。
因为人们疯传更大的地震要在那个夏天来临。
我们乘火车、换汽车，最后在陈巴尔虎旗换了一辆牛车向着深不可测的草原奔去。
给我们赶车的小伙子是一个会说蒙古话的汉人。
那天一大早，我们就从陈旗就出发了，向着北方。
那时的草原到处都是海子——湖泊，牛车绕过一个又一个湖泊，迫近中午的时候才遇到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定居点。
那种土房子建在草原上又可笑又丑陋。整个房子的墙壁不是直上直下的，越到顶上越变细，像个大号的土烟囱。而烟囱又粗又笨，好像是个临时居所。
我渴了，赶牛的小伙子在这里停下车，用蒙古话和出门的女主人打招呼，看起来他们很熟。她家的大狗有很长的毛，不停地冲我们叫。女主人好像是让我们进屋，赶牛车的小伙子应该是婉拒了。不一会儿，女主人一手抓着几个花卷，一手拎着铜水壶还捏着碗走出来。
那花卷是白面的，上面有豆油的黄色，吃起来很香。
她把铜水壶里的奶茶倒在碗里给我们喝，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奶茶，有点不习惯，奶茶里面放了盐，与我想解渴的预期相悖，我不肯喝，嚷着要水。
我看到女主人明显不高兴了，赶牛车的小伙子用汉话对我说：
“不喝不行，这里只有奶茶，你不喝，她们就把你扔进海子里喂鱼。”
那表情的样子是真的，我只好乖乖地喝起来。喝下一碗之后，我爱上了这种又香又有咸味儿的饮料。
后来到了太姥爷那里，我才知道赶牛车的小伙子骗人，太姥爷那里有一口土井，我们可以喝凉水。
太阳渐渐西斜了，远远地看见一节勒勒车停在一片白茫茫的野韭菜花深处，车厢里满满的野韭菜花，一个中年人还在弯着腰继续割着。
赶牛车的小伙子说，那一定是我的二姥爷。近前一看，果然是他。他告诉我们很快就要到家了，并用手指着一个方向让我们先回家去。
那是夕阳的方向。
离开二姥爷不多一会儿，从夕阳里跑出一匹大马，马鬃披散着，向我们奔来。马背上是一个小姑娘，那是长我一岁的姨，她叫格日勒。
就这样，我们在草地上呆了下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以后另文再叙。
1975年地震的恐慌随着秋天的到来终于从人们的记忆里淡漠出去。
不料，1976年更大的地震来了。
那就是唐山地震和它的一系列余震。尽管震中离我们很远，但是地震的感觉很强烈。
记得那是个夏天的后半夜，母亲正在昏暗的电灯下编一种小辫。
编小辫不是编头发，而是用蒲草像编头发辫子那样编成条状，然后根据成品需要，用麻绳串成或者圆形或者方形的坐垫，到这个环节叫编小垫。
编小辫的母亲晃动了几下，已经有经验的我们就知道地震了，立刻被叫醒，跑出土屋到院子里。
去年的街道景象再次出现。
这天的后半夜，我们是躲在柴垛里等待天亮，好像黑夜的地震比白天要更可怕，到了天亮后我们才不安地回到屋子里。
除了恐惧，地震也带给小孩子们快乐。
首先是会有好吃的。
大概是出于命将不保的担忧，家家户户会把一些白面找出来烙饼，说是便于带在身上吃。反正那个时间里，好多小孩子身上都有烙饼味儿。
其次我们不住在屋子里了。
邻居家有一个山一样的大柴垛，是那种被称作“囊包”的柴，松软又很轻。左右几户的大人像开山洞一样在柴垛里掏出空间，把各家的孩子安顿在里面。我们和小狗一起躺在干草上，还点着油灯。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万一油灯点燃了柴垛，地震是没有压到我们，我们可能要变成烤肉了。
幸运的是，大概是有大姐姐大哥哥照顾的缘故，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在柴垛里毕竟不如在自家炕上舒服，玩腻了之后都盼着回家住。渐渐地“狼”老也不来，人们就松懈下来，陆陆续续的回房子里去睡。
为了监测地震，那会儿乒乓球变得好卖起来。每家每户在二大碗里放满水，浮上一只乒乓球，由年长的人不错眼观察它的异动。乒乓球一摇晃，我们就跑出去，可是大地一点也没有反应。
长此下去，乒乓球就变得不可信起来，但是村里的地震仪依然有民兵严密监测着。
有一天晚上，大约是八九点这样的时候，静悄悄的村子里突然出现一声凄厉的叫喊：“地震啦！”。听声音是那个大个子民兵，于是很快村子里躁动起来，大人吼小孩子叫。
父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抓住弟弟的双脚，倒着把弟弟拎出去。大概是出门的时候在门框上碰了头，到了院子里他一直吐白沫；还在炕车子中捆着睡觉的小妹妹被母亲一剪子剪断两条捆带，夹着出去，另一只手牵着大妹妹。
我们惊恐地呆在院子里，漆黑中消息渐渐传过来：是一头牛绊了地震仪的什么线，显示出很高的震级，吓得民兵没人声地大喊报警。
那晚我们虚惊一场，那也是那两年地震中最恐怖的一夜。
两年后我在收容所里遇见一个唐山地震的幸存者，他的恐怖令他不能讲诉那个夜晚。12年后我看到了钱刚那本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才知道我们的恐慌更多仅止于恐慌。
34年后那部电影我看了，没有什么感觉。
（20191113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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