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是作者家老房子，已经在“十个全覆盖”时拆掉
贯穿故乡镇子的大马路北侧靠西的一排“半面青”的房子中间，有一间无论冬夏都是绿色的，那就是邮局。
远远地，邮局的门口立着一个敦实的邮筒，无论风里雨里还是太阳下，它就像一个带着礼帽的矮个子壮汉，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邮筒有一张扁嘴，从扁嘴往里看，黑魆魆的看不清什么。
在那个年代，花上8分钱邮票去寄一封信，一般的家庭每年也不过一两次。
那都是出现重大事情了。
我们这里很多人是在20世纪初期移民过来的关里人，所谓关里人，多指河北人和山东人，河北人还以昌黎、乐亭居多。一拨人在战乱之时远离家乡，奔赴关东，另一拨人在齐鲁冀固守家园。
世界像是沸腾了半个世纪的开水锅，渐渐地冷静下里，相隔千余里的骨肉要互相找寻，于是得写信，就得往邮筒里送进一塌纸，纸上是自己的心声，他人的笔迹。那时候，会写信的人还不是很普遍，上过高小的伯伯叔叔辈一般都在解放前有过体面的打工经历，他们恨不得让人忘记他们识字。只有新时代的初高中生，才觉得别在自己深蓝色干部服上衣袋里的钢笔不如锄头的使用率高，喜欢争抢着代写书信。
纸上有个把错字不怕，毕竟都是私信，收信那方也是两眼一抹黑，关里也会有另一个初中生或高中生结结巴巴转译出来，大意明白即可。
有了调制解调器之后，这些工作一个字典大的小盒子就全能完成，这在当时是想象不到的。
信不能常写，8分钱有时候一个壮劳动力一天汗珠子摔八瓣的成果，还是以水分很高的“毛粮”形式发放，落到锅里变成玉米面大饼子充其量剩下5分6厘。
这个账现在的孩子是永远明白不了了，看来。
所以，一般情况下，关里或关外的老人老了、病了，预感到快不行了，才写信；或者来往密切的，几年没有音讯了，正逢过年之前，要写信；或者里外某一处出现了灾难，比如地震，过后要写信问一下情况。
1975年，海城发生了地震，我们这里晃荡了好几次。
地球不再震动之后，父亲想起了他自己的母亲，我的奶奶。
在他四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太爷爷要卖掉奶奶，但是对方不想要带着孩子的妇女，只好把父亲送人。也不算是送给外人，是他自己的四叔叔。就这样，父亲和他自己的母亲就成了一个关里一个关外了。
长大之后，父亲和奶奶联系上，于是那个邮筒就派上用场了。
但是我想，父亲给他母亲的信，不会是每年一封，因为1975年父亲在海城地震后想去关里看奶奶，写了一封信过去。个把月后收到父亲同母异父的弟弟回信，说奶奶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可见，邮筒那时候的利用率并不高。
邮筒无冬历夏地在门外站着，每天下午太阳斜下去的时候，一个穿着有同色衣服的人骑着邮筒色的自行车，先是把自行车后架上的鼓鼓的邮筒色帆布包搬进邮局，出来之后就把空布包摊在地上，打开邮筒。
邮筒像是个半身的人，没有腿，看起来像是被埋了半截，地上露出来的是一个圆筒形的肚子。邮筒色衣服的男子跪下来一条腿，掏出一大串钥匙，然后在手里捻开，很快找出一把钥匙，打开邮筒的门。
不太拥挤的信封，就跟着急了似的倾泻出来，落到地上。
取信的男子胡乱把它们装进邮袋子里，那动作很像搂树叶。秋天落满小树林的树叶可以引火，用耙子胡乱搂在一起，然后随便往一个小麻袋里塞。树叶虚泡，需要用手往麻袋里使劲儿按，甚至用两只手抓住麻袋边儿，伸进一只脚往里踹，方能结实，装得多。
我没见过取信人用脚踹，但是他随意的态度，在奶奶去世后，很让我担心。我常担心他会少拿一封贴在邮筒内壁上的信，或者在路上一个不小心从帆布袋子里掉出一封，又正好被风刮走。
手摇电话机
而信里恰好写着奶奶病重的消息。
这当然是我的胡思乱想，长大以后知道，邮局是一个体系严谨的组织，几乎不会出现我想象的那种事情。
不过，凑近取信人看那些信，封皮上有横着写的，还有竖着写的，有大字有小字，有的字迹很清晰美观，有的字像是搂草的耙子，就常常好奇，封皮儿里都写的是什么呢？取信人会不会把信拿回家去拆开来一封一封看呢？
这个担心在我自己邮寄出唯一一封堪比后来情书那么厚的信的时候还没有散去，特备是那封信写给一个最大的大人物。
邮筒是站在路边的，紧挨着邮局的门，好像是邮局家的孩子自己在门口玩，一旦有危险可以很快就逃回家里。可是邮筒从没回过家，几年下来，他被淘气的小孩和无聊的大人们用砖头、石头或者随手的工具敲击，渐渐地它的铸铁的身上也是斑斑驳驳，掉了很多漆，那样子像是一个要饭花子。
好在，邮筒家里人尽管不喜欢出门，可是还是每隔几年给它上一遍油漆。新油漆在老油漆外边，次数多了之后，它的衣服就不整齐了，看起来像是生了癞疤，看着可怜。
邮筒的家只是一间屋子，可能后边还有别的房屋，我从来没见过。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透过打电报处的铁护栏，能看见后边墙上还有一个门，门不大却可以躬身穿过一个大个子。
汇款单
电报和电话都是被围在铁护栏里面的。
打电报前，先是有一个绿色的表格纸，来人要先把自己想说的事儿写在表格纸上，一个格子里写一个字，按字数算钱，所以要尽量少些，能明白就行，故而电报是最简洁的文体，有文言文基础的人占便宜。
后来听说海明威也迷恋电报体，我就想要是发稿费按字数发，海明威可亏大了。幸好自己能发表东西时明白了：稿费是按照版面字数发的，这才放下替海明威的担心。
打电话的人事情要比打电报的还急，非得用电线对话，。所以电话是按照时间计费的。打电话的人要少说废话、重复话，简明扼要，说完就挂，这样才省钱。
我常常泡在邮局一带，从未见过谁家会派一个结巴来打电话，大概与费用有关吧。
打电话叫“要电话”，要电话的人先要写一个接电话的人的地址和名字交给接线员。接线员接到后，身后有一排排大号音频线插孔似的设备，她好像随便拔出一条线，插入只有她明白的孔里，然后用电话机摇把。她按住听筒架，摇几下，然后接起听筒，要是那边没有反应，她就再摇再接，直至对方说话。
这还不是接通，那边是总机，接线员要向总机报告要号人的信息，然后放下电话，等邮局这边的电话铃高亢地响起，经过接线员确认后交给要电话的人，这才算开始对话。
这个被铁栏杆围起来小空间里还可以办一件事儿：邮钱、取钱。
邮钱的人也是要在一个比电报纸小的长方形单子上填写收款人、寄款人和钱数等信息，这个单子最难的是大写，那会儿许多人都记不住从0到9的汉子大写的全部字，于是邮局就在旁边立了一块小黑板，在上边对应着写出0到9的汉字。
单子填完，把钱与绿单子交给服务人员，核实一下之后，女服务员像是要砸死跳蚤一样狠命地啪啪盖上章，就算完结了。
这一些事儿都是封闭着的，能够公开操作的就是靠墙的一张绿色的桌子，桌子边上有一个罐头瓶，里面装着浆糊，浆糊里插着一柄小刷子，小刷子一头有个小孔，小孔上穿过一根绳子，绳子拴在一个铁钉上，铁钉深深钉进桌子里。
附近的沙地
看起来是担心有人把刷子拿走。
这个担心也不是没有理由，我们小孩子虽说没去拿那柄小刷子，却经常用小刷子挖浆糊吃。一开始，浆糊是面香味儿的，凉凉的虽说不怎么可口，但是在嘴里含暖了之后咂一咂嘴巴，有类似疙瘩汤或者冷面条的味儿，解馋又解饿。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起，浆糊的味道变了，一进门能闻到甜味儿。
甜味儿更是稀罕味道，那得是糖果或者白糖红糖才有，糖精是很难能闻到甜味儿的。我们以为邮局给浆糊加了糖，就像给馒头芯里加了糖更好吃一样。等我们趁人最多的时候偷着把甜浆糊舀进嘴里之后才发现有股子机油味儿，还很涩，不得不马上吐出来。
那件事儿让我们几个小伙伴成长起来，认识到一个真理：闻起来甜的其实不一定甜，就像听起来好的不一定好一样。
回到我的那封超重的信。
那是一封在绝望状态中直接写给顶层大人物的信，我亲自执笔，把我在学龄前到小学三年级之间的学习成绩和大量报纸社论的理解全部融入进去，记得密密麻麻写了16页。
我把16页纸废了好大劲儿装进一只信封，只贴上八分钱邮票，就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去找那只邮筒。
那时候邮筒越发斑驳了，等我准备给它喂信的时候才发现：它的嘴是那么小，我试了几次都塞不进去。没办法，我只好找了个台阶，把信封放在屁股下面，坐了一个来小时。
趁着信还没有往起鼓，我把它塞进绿邮筒里。
那是一封奏了效的信。
自此之后，我对邮筒信心百倍，把对女同学想说的话，都写在纸上，塞进各种不同的绿色邮筒里。它好像是“秘密”的转运站，而且从不泄密。
（20210221，海口）
摄影 翟瑛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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