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膳先生有着一双眼框深陷的眼睛，面部轮廓峭硬如削，不类一般日本人的脸型。《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曾戏言“兴膳宏先生怕有胡人血统”。说起来，兴膳先生的家世还真有个奇异的传闻。据兴膳先生的学生木津祐子说，兴膳这个姓，在日本极其罕见，它的来历有个很有意思的“传说”：明末清初大动乱之际，长崎的大商人受一位出身高贵的中国贸易伙伴（明遗民）所托，收养了一个婴儿，实为明废帝的皇子。孩子长大以后，承袭商人之名，取“末次兴善”的“兴善”为名。后来丰臣秀吉将“兴善”改为“兴膳”，延续至今。兴膳先生是九州福冈人，这个地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与中国的深刻渊源。尽管兴膳先生本人对这三百年前的故事总是笑为“传说”，但周围的人却相信他与中国的另一番缘分正在于此。
（2006年12月9日在北京国子监，蒋寅摄）
我第一次见到兴膳先生是在1990年南京大学举办的唐代文学学会年会上，我的印象他总是一个人独往独来，不太和人搭话，有种难以接近的感觉。当时不止一个人有这种感觉，甚至有种传闻，说兴膳先生很傲气，不太瞧得起别人。事实证明这是错觉，其实他是个挺谦虚的人。只不过很注意服饰的郑重，而且不善寒暄，很少主动和人搭讪，所以就给人崖岸高峻的感觉了。1997年我在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专业任教时，以兴膳先生无论在学术上在年龄上都属前辈，所以平时说话时、喝酒时，态度都是恭恭敬敬的，但他却总是用同事的平等态度对待我。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六月参加京都大学第十二届中国文学会，临开会前，一个学生在会场上找到我，告诉我兴膳先生致开幕词时要介绍我，怕我听不明白，特地让她来转告，让我留神起立，以免失礼。由这小事，就可见他待人多周到。
据他的学生说，兴膳先生以前是很严厉的，在学生面前很少露出笑容。但近年他好像变了一些，变得平易亲切不少。的确，我也很少看到兴膳先生笑，但相信看到他笑容的人一定会觉得很动人。他的笑容有一种和平日的严肃极不和谐的淳朴，纯真得有点像少年。但这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只有和特殊的人，在特殊的时刻，我见到过几次，印象特别深刻。那都是在酒桌上，和他的学生们，还有我，一起在他熟悉的居酒屋（日式酒馆）喝酒。
兴膳先生是日本学术界有名的海量，据说从来没人见他醉过。我呢，酒量不算大，但属于“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流，倒也能凑兴，所以在国内学术界薄有虚名。日本大学的活动以研究室为基本单位，每年四月新生入学有“迎新会”，十二月祝新年有“忘年会”，加平时送同学出国留学之类，都是全研究室师生在酒店会宴。京都大学中文研究室在吉川幸次郎先生主持时，就有师生一起喝酒的传统，至今不辍。我在一年中，每逢这种机会都能和兴膳先生一起喝酒，但因为座次是抽签决定的，所以常不能坐在一起。有一次正巧与兴膳先生坐一起，就导致我一年间惟一的一次酩酊大醉的经历。那天是送绿川英树同学赴南京大学留学，兴膳先生特别高兴，我们不停地互相劝酒，频频干杯。酒单上凡是我没喝过的酒他就点，小一两的杯子，不知干了多少，到三次会唱歌时我就不支了。那时兴膳先生因路远，已先打道回府，并不知道。从那以后，我知道了日本酒的利害。
但更有意思的两次喝酒，是跟兴膳先生到他常去的酒馆喝酒。日本人喝酒喜欢上熟悉的酒馆，店家对常客（日语叫常连）也特别亲切。兴膳先生常去的酒馆在有名的酒店街木屋町，老板娘和兴膳先生同乡，也是福冈人。两次都是兴膳先生请客，一次是为祝贺学生拿到博士学位，另一次则是重逢叙旧。在这样的酒馆喝酒，兴膳先生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亲切、随和、平易，但语调仍保持那认真，指着新上的菜告诉我：“这是萝卜啊！”语气词很强调。当想起什么问题，他知道简单但有点趣味时，他提问的同时就露出了那种少年式的淳朴笑容。这样的机会不很多，所以我相信很少人看到。更少人知道的是兴膳先生会唱歌，而且唱得相当不错。第一次，在居酒屋喝了以后又去酒吧，那儿有卡拉OK，兴膳先生唱了《寅次郎的故事》主题歌《男人辛苦》。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他竟会唱不少毛主席语录歌，那是六十年代他在北京学的。有一次我和幸福香织随便说到，这位兴膳先生的门生竟惊讶得像是听到海外奇谈。酒馆里的兴膳先生仿佛是另一个人，不，应该说是他的另一半，由此我看到一个学者、老师以外的兴膳先生，一个认真、友善、爱喝酒、心地淳朴的男人。
其实平时我和兴膳先生很少交谈，我知道日本的大学老师都很忙，所以没事我是不找他们聊天的。兴膳先生给我的印象不善寒暄，偏偏我也是不会寒暄的人，所以平时在学校遇到只是点头致意，不多说话。有两次兴膳先生送我书送我酒，也是放下东西，匆匆说两句话就走。我也感觉，有时面对兴膳先生不知说什么好，尤其当我清楚地意识地这一点的时候，就更不自然了。只有喝酒的时候例外，那时说什么都很有意思，唉，酒真是个好东西。
兴膳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国文学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的《文心雕龙》和六朝文学研究著作早已译成中文，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耳熟能详，但他学术中另外一些内容就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兴膳先生走上研究中国文学之路，是很偶然的，说来有趣。1957年他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当时一年级新生是在宇治校舍学习，周围很荒凉。开学式上学部长吉川幸次郎先生来作了讲演，内容是杜甫诗，吉川先生对《倦夜》“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两句的分析，深深打动了他。那天恰巧是他的生日，本来他还没想定读什么专业，吉川先生的讲演立时让他作出了决定。这段经历他曾在怀念吉川老师的文章里叙述。
兴膳先生是《文心雕龙》第一部日文全译本的译者，他的翻译至今被视为经典译本。他翻译这部名著时，年仅二十八岁。这份业绩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诗品》、《文心雕龙》、《文镜秘府论》的日译，还有专著《陆机·潘岳》、《文学理论》、《中国的文学理论》、《隋书经籍志详考》（合著）、随笔集《异域之眼》等，可以说是著述丰富。人们都知道兴膳先生中文好，而他法文之好，却鲜有人知道。兴膳先生青年时代就对本世纪中叶新思想的发源地——法国十分憧憬，后来他在1986年、1994年两度赴法国讲学，终于圆了昔日的法国梦。他到法国讲学，不是讲日本文学，也不是用日语讲课，而是用法语讲中国文学。这就好比要我们用日语去讲法国文学，或是用英语去讲日本文学，大概不是件容易的事吧？他不仅翻译过不少法国汉学论著，如弗朗索瓦·朱利安的《无味的礼赞》（与小关武史合译，1997年），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展开》中还有一篇陆机《文赋》的法语译注!他非但研究中国文学理论，还为中国古代文论在法语学界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与兴膳先生、佐藤正光教授摄于北京国子监）
我对兴膳先生的了解还是有限的，毕竟接触较少，相比之下，我更熟悉川合先生。两位教授的性格、风度和学术特点都截然不同，有时显出很有趣的对比。就从服饰上说，兴膳先生任何时候都是西装笔挺，即使喝酒时也保持端正的仪表，从不失态。有次炎夏之夜在讨论会后的恳亲会上，他的领带有点松弛，竟令举座皆惊，相视诧异。而川合先生穿着虽也讲究，却要呈现为随意的效果，所谓极绚烂而归于平淡，就是那种追求。兴膳先生哪怕在酒馆，仍然看得出是名教授。一次喝酒时旁边坐下两个喝得半醺的男子，一聊起来，一个是同志社大学出身，他颇带敬畏地问兴膳先生的学生，那位是你老师吧？又和另一位嘀咕些什么，看神情是觉得兴膳先生是个人物。的确，兴膳先生就有这个气度。
兴膳先生2000年由京都大学退休后，一度受聘为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倏忽数载，又已卸任。现在他担任着日本中国学会会长，虽逾悬车之年，仍活跃在学术界。平日著书不辍，近年接连出版与福永光司教授合译的《庄子》、专著《生于乱世的诗人们——六朝诗人论》、《中国文学理论的展开》等大著，以旺盛的创造力不断给学界带来惊异。
原载《平常心看日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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