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是作家才能向全才型方向发展的时期，诗文词赋笔记各体兼长成为著名作家的突出标志。刘禹锡（772-842）正是这样一位全才型作家，在当时即以诗文兼擅著称。赵璘《因话录》提到：“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敬之）。刘、杨二人，词翰之外，别精篇什。”[1]诗文兼擅意味着作家的才能有着广泛的适应性，所以刘禹锡在诗歌方面也兼长众体。明代杨慎甚至认为“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2]，后人许为知言，并将“全集”理解为或者说偷换为七律[3]。
浏览历代论者对刘禹锡诗的评价，可见其七言近体尤见推崇。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论中晚唐诗，以为李商隐、刘禹锡、杜牧三家“笔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七言尤工……义山多奇趣，梦得有高韵，牧之专事华藻，此其优劣耳”[4]。当代学者也更看重刘禹锡的近体七言，因其七绝名篇络绎，历来推为唐七绝大家，研究者多有论述，而对七律则较少关注。肖瑞锋学长的两部大著《刘禹锡诗论》和《刘禹锡新论》，前者着重从类型学的角度，结合刘禹锡的诗歌理论来阐述刘禹锡诗歌的思想、情感内容及艺术风格，后者侧重于历时性地考察刘禹锡诗歌展现的心路历程、创作风貌的变迁及与几位友人的唱和，可以说对刘禹锡其人其诗作了立体的研究，但在诗体方面除了民歌体乐府外，未对其他诗体的写作做专门的评价。浏览现有的刘禹锡研究论文，只有孙琴安、赵谦、魏耕原的论文对刘禹锡七律的艺术风格作了讨论，肯定其风格多样，或沉雄悲壮，或豪宕劲健，或清新明快，或婉丽绰约，认为真正代表其七律成就的是怀古和藉纪游、酬赠、送别来咏史的作品[5]。杨静的硕士论文《试论刘禹锡七律》对刘禹锡七律作了全面研究[6]，尤其是按类型来分析作品的情感内容和风格特征，细化了对刘禹锡七律的认识,但对刘禹锡体制上的突破和创新尚未注意，而这在我看来正是刘禹锡七律尤其值得注意的诗史意义所在，本文拟就此作一些补充性的论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刘禹锡的关注明显低于元白、韩柳，但刘禹锡七律现存184首[7]，比杜甫还多，竟然很少被关注，终究让人有点意外。回顾历代对刘禹锡的评论，白居易称赞“真谓神妙”的“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联[8]，就出于七律《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和《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晚唐诗人已可见学刘禹锡七律作品的痕迹[9]，到宋代刘禹锡七律就被奉为学习的典范。据陈师道说,“苏诗始学刘禹锡”[10]，姚鼐则肯定“其七律只用梦得、香山格调”[11]；苏辙“晚年多令人学刘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12]；王安石被方东树认为“七律似梦得”[13]，陆游则被查慎行认为“七律全学刘宾客”[14]。到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论刘禹锡诗，七言举《洛中寺北楼》《西塞山怀古》《哭吕温》，说“皆雄浑老苍，沈著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15]。金元好问《唐诗鼓吹》选刘禹锡七律15首，元方回《瀛奎律髓》选刘禹锡七律28首，甚至超过了李商隐，可见刘禹锡七律的典范性已相当提高。到清代，何焯《唐律偶评》选刘禹锡七律11首，仅次于刘长卿之13首，与李商隐并列第二，足见推尊之意。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论七律，起句工于发端，范例有刘禹锡“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塞山怀古》）；结句之语尽意不尽，范例有刘禹锡“若问旧人刘子政，如今头白在南徐”（《送分司陈郎中只召直史馆重修三圣实录》）；而颔颈两联之神韵天成，变化不测，则举到刘禹锡“黄河一曲当城下，缇骑千重照路旁”（《送李尚书镇滑州》）、“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两联。延君寿指示学诗门径，说：“七律当以工部为宗，附以刘梦得、李义山两家。”[16]可见刘禹锡七律有相当高的典范性是不用怀疑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和揭示其典范性的内涵。典范性虽然是个共时性概念，但典范性之形成是一个历时的过程，刘禹锡七律的典范性也不例外。据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考，184首七律的写作时间从贞元十七年（801）迄会昌元年（841），贯穿了诗人从青年到晚境四十年的岁月。根据杨静的研究，刘禹锡七律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元和元年至十五年（806-820）为第一阶段，长庆、宝历年间（821-826）为第二阶段，大和、开成年间（827-840）为第三阶段。但刘禹锡现存的第一首七律《柳絮》作于贞元十七年（801）29岁时，讨论刘禹锡七律只能从此开始。这只是一首普通的咏物诗，看不出特别的好处，但句法圆熟多变，造语用典妥帖稳洽，已可见老练的写作能力。此后十年间，七律作品有《洛中送杨处厚入关便游蜀谒韦令公》、《广宣上人寄在蜀与韦令公唱和诗卷因以令公手札答诗相示》、《阳山庙观赛神》等，大致没什么杰出可观之作。直到元和六年（811）所作《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才以情感真挚、造语精工博得后人好评：一夜霜风凋玉芝，苍生望绝士林悲。空怀济世安人略，不见男婚女嫁时。遗草一函归太史，旅坟三尺近要离。朔方徙岁行当满，欲为君刊第二碑。刘克庄《后村诗话》称“雄浑老苍，沉着痛快”（详后），胡以梅《唐诗贯珠》则许其“通首精湛，气魄堂皇，句句相称，洵是名家之作，亦诗之正派也”[17]。两家评语一则肯定它气象老健，非小家数能及；一则称赞它通篇精湛完美，洵为名家正派，都在很高的程度上确认了此诗的典范性。但问题是，典范性从学习的角度说向来就体现为可师法的具体样式，而不是抽象、笼统的评价。这两位批评家的评语，尽管从整体风格和局部表现两方面肯定了诗作的完美程度，却不曾提示其可师法之处在哪里。这也正是我要探讨的问题，刘禹锡的典范性究竟表现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理解刘禹锡的典范性呢？这需要回到古人的写作意识上来。古人作诗首重体制，刘勰《文心雕龙·附会》所谓“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18]，就是这个意思。而体制又是由类型决定的，谈论刘禹锡七律的典范性也只能从类型出发，笼统地泛泛而论是没有意义的。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类型已相当繁多，起码要多于萧统《文选》所列的22类。我们可以按这些类型挑选若干作品来说明刘禹锡七律的典范性。按唐人的习惯，七律多用于应酬的场合。刘禹锡七律的题材也多集中于唱和、赠答和送别。清代诗论家吴乔说刘禹锡七律“虽有美言，亦多熟调”，但《送李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赠令狐相公镇太原》等诗，“或切其地，或切其人，或切其事与景，八面皆锋”[19]。我们就来看看《奉送李户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归阙》一首切人切事：昔年内署振雄词，今日东都结去思。宫女犹传洞箫赋，国人先咏衮衣诗。华星却复文昌位，别鹤重归太一池。想到金门待通籍，一时惊喜见风仪。[20]开成二年（837）三月，户部侍郎李珏在出任河南尹期年后再返原职，刘禹锡在洛阳赋此诗送他回长安。李珏其人，由《新唐书》本传观之，是个正直君子，但短短一年想也不能有多少可歌可颂的政绩。所以诗的首联从李珏旧为翰林擅才名写起，次句对以今日归朝吏民眷思，上句称扬其文采，下句颂美其政绩。颔联上句承首句，辞章犹传诵于宫女之口，庆幸其出守时间之短；下句承次句，用周公西归东都人悲之典，美其居洛虽短而惠人之深。颈联点题，上句贺再除户部侍郎，下句称其职任之清要。尾联设想其还朝复职，旧日同僚相见惊喜之情。李珏其实并不是由户部侍郎出任河南尹的，他因替李宗闵遭贬申辨，先贬为江州刺史，再迁河南尹。末句的“一时惊喜”以僚友的欣慰衬托李珏的文采风流，多半也含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扬眉吐气之感。细绎全诗，可见其结构完全脱弃送别诗的常套，不涉及送别时节场景和惜别眷恋之意，只紧扣李珏的两都履历，以实笔正面突出李珏的文采风流，以典故侧面虚写其尹洛治绩，而幸其还朝之速溢于言外，可以说妥帖周到地表达了对李珏的祝贺和赞美。就送别同辈达官而言，诗的构思不落俗套，颂美之辞有礼有节，如何焯所说：“'先咏’二字，寓颂于思，敏妙无迹，且托诸通国想望，则出于不言同然之公心，非己因事攀附，亦有地步。”用典突出重点而不显得堆砌，“衮衣诗”回应东都，《洞箫赋》暗伏金门通籍，极为自然贴切；星复文昌和鹤归太一又装饰了台阁生活的高华清逸，衬托了李珏回归户部侍郎之职的荣耀。无论从哪方面看，此诗都不符合送别诗的一般要求，却又的确是一首情到意到辞到的“合作”。这意味着送别在大历诗中形成固定模式后，刘禹锡力图摆脱俗套，在表面的平实中展示细腻的肌理，树立起新的写作范式。《送浙西李仆射相公赴镇》在刘禹锡诗中并不算名作，但方俊《律诗六钞》选刘禹锡七律只选了《西塞山怀古》和这一首： 建节东行是旧游，欢声喜气满吴州。郡人重得黄丞相，童子争迎郭细 侯。诏下初辞温室树，梦中先到景阳楼。自怜不识平津阁，遥望旌旗汝水头。这首诗是大和八年（834）在汝州送李德裕出任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之作。方俊评曰：“题眼在重镇，起句点明，以下就吴民一边说。三四句最为典切。五六句就卫公一边说，七八句就己一边说。”[21]就这段评语来看，方俊选录这首七律是着眼于它的章法。全诗同样没有采用唐人送别诗常用格式，首句点明“旧游”即重镇后，随即以吴人闻讯而喜来称颂李德裕十二年前任浙西观察使的政绩和人望，三四两句用比拟贴切而属对工巧的用典继续充实这一主题。五六方承首句写李德裕故地重游的急切心情，以冲淡其受李训、郑注排挤失意出京的落寞之感。结联以平津阁切李德裕的宰相身份，在表明自己夙不趋附权贵的操守之余，愈益烘托出对李德裕的敬仰之意。通篇全任意兴所至，摆落常格，跌宕曲折却又一气流走，毫不见结构之力，极自然浑成。这就是刘禹锡七律笔力老到之境，陈鹤崖称此诗“工整流丽，当与王、岑争坐，不可以时代论”[22]，我认为“工整流丽”四字只适用于诗歌语言方面，结构方面刘禹锡的跌宕曲折是盛唐少有的，有之也始于杜甫。刘禹锡另有一首《送景玄师东归》云：“东林寺里一沙弥，心爱当时才子诗。山下偶随流水出，秋来却赴白云期。滩头蹑屐挑沙菜，路上停舟读古碑。想到旧房抛锡杖，小松应有过檐枝。”方回评：“刘梦得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且是句句分晓，不吃气力，别无暗昧关锁。”[23]纪晓岚认为方回之说评此篇并不准确，但用来评刘禹锡诗却很中肯，堪称知言。这里的“句句分晓”，我理解就是意思清楚，层次分明；“不吃气力，别无暗昧关锁”，就是指节奏简洁明快，意脉清晰可见，没有深隐费思索的意匠在里面。回过头来再看《奉送李户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归阙》，岂非正体现了这一特色？刘禹锡的七律中相当一部分是与白居易、元稹、令狐楚等友人的唱和、赠酬之作，近年学界对这部分作品多有讨论。刘禹锡这部分作品，不仅是研究诗人晚年心态的重要素材，也是确认其诗学造诣的可靠依据。只不过青年时代曾从皎然学诗的刘禹锡，沾染大历以降日益风靡的习气，一直都热衷于唱和酬赠，晚年尤甚。集中保存的大量酬唱七律，不乏平庸浅率之作，但也有一些酬和之什妥帖得体，显示出诗体掌握的能力臻于纯熟境地。这里需要分辨，赓和与酬答乃是两个类型。题作“和”或“奉和”的作品，原唱内容一般与己无关，如《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和李六侍御文宣王庙释奠作》《窦朗州见示与澧州元郎中早秋赠答命同作》《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奉和司空裴相公中书即事通简旧僚之作》。这类和作因原唱内容涉及作者和第三者的关系，和诗须围绕原唱内容来写。如《和南海马大夫闻杨侍郎出守郴州因有寄上之作》：忽惊金印驾朱轓，遂别鸣珂听晓猿。碧落仙来虽暂谪，赤泉侯在是深恩。玉环庆远瞻台坐，铜柱勋高压海门。一咏琼瑶百忧散，何劳更树北堂萱。元和十一年（816）夏，杨于陵谪守郴州，马总闻讯寄诗相慰，刘禹锡作此诗赓和。首联和马诗题中“闻杨侍郎出守郴州”之意，“金印”“朱幡”和“鸣珂”“晓猿”的对比点明杨于陵今昔荣悴不同的境遇，“听晓猿”的传统意象渲染出贬谪之旅的悲伤情怀。颔联以退一步的语气安慰杨于陵，贬谪只是暂时的事，况且杨保留了封爵，可见君恩犹在。颈联引入原唱作者马总，紧扣马、杨姓氏用典，上句用《续齐谐记》所载东汉杨宝故事，言杨氏远祖积德余庆流被后裔；下句用《水经注》所载东汉马援立铜柱定疆界的故事，颂美马总任安南都护重建铜柱于汉故地之举。尾联回到马总原唱，赞扬马诗情调高朗，足以解忧。诗明显分为两解，前四句由惊闻杨于陵遭贬牧郴写起，继以安慰之辞；后四句先分叙事主和原唱作者，穷者慰，达者颂，而宽慰中又示以希冀，使悲苦情调稍微淡化，结联再设想杨于陵读到马总诗愁闷尽去，间接赞美了马总原唱的高情逸调，从赓和体制的要求来说非常得体。不过，从体制的角度说，《和乐天洛下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兼见怀长句》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作品。这是大和七年（833）在苏州和白居易《早春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苏州刘郎中》之作，白居易原唱云：“雪夜闲游多秉烛，花时暂出亦提壶。别来少遇新诗敌，老去难逢旧饮徒。大振威名降北虏，勤行惠化活东吴。不知歌酒腾腾兴，得似河南醉尹无？”前四句自叙日常饮酒赋诗的闲适生活，以不得与旧友共享为憾；后四句分写令狐楚镇太原、刘禹锡牧苏州，不知两人能否享受自己的歌酒之乐。从白居易的诗题看，诗同时寄怀令狐楚和刘禹锡两人，处在刘禹锡的位置，和诗应该写成酬答之体。可令狐楚官至宰臣，刘禹锡为了表示逊谢不敢并列，诗题称白“兼见怀”，诗也相应地以白居易赠令狐楚为中心，而自居于赓和的位置：旧相临戎非称意，词人作尹本多情。从容自使边尘静，谈笑不闻桴鼓声。章句新添塞下曲，风流旧占洛阳城。昨来亦有吴趋咏，惟寄东都与北京。因为诗转而以白居易赠令狐楚为中心，于是首联分叙两人临戎、作尹，中两联三、五句承首句写令狐，四、六句承次句写白，两两对照其镇太原、守洛阳的不同境遇和创作，尾联以自己也将寄呈近作收结，贴合赓和之体。从体制来说，本诗回复白居易赠己之作，应题作“酬”，但刘禹锡因地位悬殊不敢与令狐楚并列，就写成了以白居易寄令狐楚为中心的和诗，这也为赓和树立了一个范例，即根据身份在“和”与“酬”之间有所调整和斡旋。这种刻意而又显得不经意的调整最是官场应酬的微妙之笔，对后人来说可为楷则。酬与和虽然经常合为一个词，但两者的体制差别还是很清楚的，就在于内容的指向。“和”是以原唱作者或所赠者为对象，围绕着他人的事来安排内容；而“酬”则是答谢赠己之作，如《酬窦员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韵》《酬冯十七舍人宿赠别五韵》《酬国子崔博士立之见寄》《敬酬彻公见寄二首》，内容仅限于彼此之间的交流，因此有着更丰富的抒情性和更深层的情感共鸣。尽管如此，视对象的不同，刘禹锡在交流深度的把握上还是有分寸的。比如《酬杨司业巨源见寄》写道：璧雍流水近灵台，中有诗篇绝世才。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琼枝未识魂空断，宝匣初临手自开。莫道专城管云雨，其如心似不然灰。此诗长庆三年（823）作于夔州，酬答杨巨源寄诗。杨巨源是很有才华的诗人，曾留下“压倒元、白”的佳话。他寄刘禹锡的原作已佚，无法对读，但从刘禹锡酬诗可知，两人原无交往，杨巨源寄诗纳交，以专城管云雨的调侃慰藉刘禹锡转刺夔州。刘禹锡的酬答从杨巨源任职的国子监写起，由此引出对杨诗才的赞美。颔联承次句之意，称赞杨氏声名远播，且长于乐歌，为梨园所慕。颈联上句写对杨的倾倒和未曾结识的遗憾，下句写收到来诗的惊喜。结尾回应来诗的调侃，答以心如死灰之喻，言表是淡于风情，话里其实双关世态炎凉和淡于进取的消极心态。无论诗中所陈倾倒之意是否诚恳，作为初次纳交通问的酬答，立意、措辞不用说是很得体的，决不吝啬赞美却又不卑不亢。结联的回应不失风趣又不落轻佻，含蓄地剖白了心志，以酬答初识名士而言实在是再妥帖不过。相比《酬杨司业巨源见寄》较重的应酬味道，挚友间的酬答就不是这么轻漫了，针对来诗会有诚挚的回应。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属：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此诗为宝历二年（826）途经扬州时酬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之作。白居易诗云：“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诗在盛赞刘禹锡的诗才之余，对他的半生蹉跎寄予了深沉的同情和悲哀。刘禹锡和诗首联回应白诗末句，回顾二十三年的贬谪岁月；颔联用两个熟悉的典故，凄凉地说尽了虽得归朝，但亲故凋落、人事全非的浓重感伤；颈联又是两个隐喻，形容自己被命运抛弃、沉沦失意的黯淡情怀[24]；结联回应白诗首联引杯击盘之语，说老友的宽慰让自己暂时感到振作。但尽管如此，仍像杜甫的“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近日尽君欢”（《蓝田九日崔氏庄》）一样，强作放旷的背后是难以掩抑的萧瑟心境。事实上，此时刘禹锡虽由和州刺史被征入朝，但饱经贬斥和转徙，年已五十五岁，“远谪年犹少，初归鬓已霜”（《罢郡归洛阳寄友人》，昔日的豪气消磨殆尽，瞻前顾后，蹉跎失落之感尽发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全诗中两联用典之工、设喻之切，首尾两联回应原诗之贴合，无不臻于完美，造晚境炉火纯青的境地。《浙东元相公书叹梅雨郁蒸之候因寄七言》也是一首酬答，虽然题中未出现“酬”字。这是大和二年（828）或三年在长安酬答浙东观察使元稹诉说梅雨季节湿热之苦的书信：稽山自与岐山别，何事连年鸑鷟飞。百辟商量旧相入，九天祗候老臣归。平湖晚泛窥清镜，高阁晨开扫翠微。今日看书最惆怅，为闻梅雨损朝衣。诗为答复元稹湿热之叹而作，但起手却以稽山鸑鷟之飞称赞元稹镇浙东。凤鸣岐山本是周王朝发祥的瑞兆，现在凤凰连年飞来，不用说是元稹好运的征兆。颔联承前意，说朝廷大臣都在商议召元稹回朝，天子也在期待着老臣返京。这都是表达祈愿，但颈联不承此意，却笔锋一转，悬想元稹在会稽晨开高阁、晚泛鉴湖，何等潇洒清逸。可这也不是主题所在，直到结联见说梅雨闷湿，官袍霉损，倍感惆怅，才点出主旨。然则前六句堂皇的称颂、殷切的期待，兼清逸官况的描写，不过是为结联出人意料的插曲所做的铺垫，而且，就是六句铺垫也不能抵消元稹的苦叹。文官朝衣受损就像武将宝剑生锈一样，都是投闲置散不得任用的象征。刘禹锡又怎能读不懂元稹来书的梅雨郁蒸之叹？结联“最惆怅”“损朝衣”实已道尽感同身受的叹惋之情。多年的挚友，一切都在不言中。不言相对于通常的酬答来说是一种特殊的交流形态，从酬答诗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范式。答谢别人馈赠礼物，也是“酬”的一种，但与酬诗略有不同，内容需要围绕着礼物来取意和组织文辞。刘禹锡集中答谢之作不一，像《酬元九侍御赠璧竹鞭长句》那样借物寓怀——“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当然也是同道久契的相互肯定和激励，但从体制的角度说，《衢州徐员外使君遗以缟纻兼竹书箱因成一篇用答佳贶》的写法却更有新意：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添婺女光。远放歌声分白纻，知传家学与青箱。水朝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道天台有遗爱，人将琪树比甘棠。此诗是元和八、九年间在朗州答谢衢州刺史徐放馈赠之作。徐放是由屯田员外郎出守台州、调任衢州的，唐人最重郎署，故诗起句举其职所（烂柯山在衢州）兼及其原任郎官以美之，次句发挥郎官上应列星之义，称其来牧衢州使星野增光。一句平常的美颂，因巧用典故、名词，使烂柯山（仙地）、仙郎（列星）、列宿（分星）、婺女（分野）自然地串联起来，而妙趣横生。颔联写徐远馈嘉礼，上句写缟纻，下句写书箱。何义门认为“放”字必误，因为徐氏名放，很有道理，“放”在这里也不好解释，但此句用歌声映带舞曲名《白纻》，以双关礼物缟纻，则是很清楚的，物质的丝织品由此被赋予风雅的属性。同样，书箱冠以“知传家学”，既美徐氏风雅好事，又自陈家学渊源，也提升了礼物的书香品位。颈联上句祝徐早日回朝，下句说即便置身远郡也不掩声光，一进一退，为对方的境遇作了很舒适的铺垫。可能徐放刚从台州调任衢州，结联提起他治台的政绩，以美颂之辞作结。一首答谢礼物之作，没有对礼物的铺陈和描写，没有珍重收纳、欣喜致谢之语，仅一联写礼物，大部分篇幅都在颂美对方，似不合答谢常体。但颔联将两件物质用品写得如此风雅，其余六句将对方称颂得如此圆满，送礼者一定很乐于接受这样的答谢。这种不合常体的结体不是又具有一种新颖的典范意义吗？题咏不是刘禹锡喜欢用七律来写作的类型，但偶一涉笔便有可观。比如《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本只是很常见的题材，刘禹锡如此写来：长爱街西风景闲，到君居处暂开颜。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疏种碧松通月朗，多栽红药待春还。莫言堆案无余地，认得诗人在此间。诗作于大和二年（828）秋，题诗人窦巩的崇德里新居。题咏居处从地理方位写起，是常见的写法，但刘禹锡这里不是用陈述句交代所在，而是用纪游诗的写法，出以叙事之笔，就显得自然洒脱，给人以新鲜感。颔联写屋外景色，两个名词句简洁地勾画出水光山色的清旷宜人，且切题中“秋日”。颈联写宅内景物，两个因果句借植物栽种的特点道出主人用心，以切题中“新居”。尾联则切题中“员外郎”之职，窦巩当时正以司勋员外郎判户部度支案，两句说他案牍再烦也不废吟咏，正是诗人本色。诗的类型虽属于题咏，但诗意由物及人，最后归结于窦巩的诗人身份，不落题咏俗套。清代诗论家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曾举出四首唐诗作为“新”的典范，其中就有这一首[25]，足见它的写法饶有新意，堪为典范。与《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的庆贺主题不同，《题于家公主旧宅》的主题是伤叹：树绕荒台叶满池，箫声一绝草虫悲。邻家犹学宫人髻，园客争偷御果枝。马埒蓬蒿藏狡兔，凤楼烟雨啸愁鸱。何郎独在无恩泽，不似当初傅粉时。对比白居易同作的《同诸客题于家公主旧宅》，可见刘禹锡诗的视角和取境明显胜出：平阳旧宅少人游，应是游人到即愁。春谷鸟啼桃李院，络丝虫怨凤凰楼。台倾滑石犹残砌，帘断珍珠不满钩。闻道至今萧史在，髭须雪白向明州。两诗主题都是感伤普宁公主去世后于家的败落，结联怜悯于季友远放明州，写法也相同。但白诗首联代游人言情，未免过分，刘诗付之客观景物描写，以“草虫悲”寄寓物是人非之感，却自有言外不尽之意。白诗中两联均是写景，颔联堂皇，颈联萧条，竟似非同一场所，有点不协调；刘诗颔联用人事、颈联用动物叙写旧宅的废圮，则饶有意趣。就像何焯所说的：“公主风流犹沾丐邻家，驸马失势已不能禁制园客，妙在放开旁衬。若直接第二，痛写凄冷，即复沓不生动矣。”[26]结联白诗以萧史为喻，切驸马身份，然下句内容却与典故无关，有偏枯之憾；而刘诗用何晏的典故，下句由典故固有内容生发，便生动自然兼含蓄有味。通常诗人的才华和能力，不同场对垒很难见出高下。在这次同题同场的竞技中，刘禹锡明显占了上风。再看另一首大和元年（827）以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时作的《题庙庭偃松诗》：势轧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见与扶持。忽从憔悴有生意，却为离披无俗姿。影入岩廊行乐处，韵含天籁宿斋时。谢公莫道东山去，待取阴成满凤池。据诗前小序说：“侍中后閤前有小松，不待年而偃。丞相晋公为赋诗，美其犹龙蛇。然植于高檐乔木间，上嵌旁轧，盘蹙倾亚，似不得天和者。公以遂物性为意，乃加怜焉。命畚土以壮其趾，使无欹；索绹以牵其干，使不仆。盥漱之余以润之，顾眄之辉以照之。发于仁心，感召和气，无复夭阏，坐能敷舒。曏之跧蹙，化为奇古，故虽袤丈而有偃号焉。予尝诣閤白事，公为道所以，且示以诗。窃感嘉木之逢时，斐然成咏。”可见本诗有着具体的写作事由，且有和裴度诗的意思，是一首地地道道的题咏之作。但细绎其辞，却又绝非如此简单。且看它首联写偃松之危与裴度护持之高情，颔联状偃松悴而复荣的欣欣生意，颈联设想偃松给官署增添的清幽趣味，都还是题咏之笔，但尾联请裴度不要急于告退，而“待取阴成满凤池”的回报，就不免让人感到其中隐含着人事的喻况和个人情怀的寄托。据刘禹锡《谢裴相公启》说：“某遭不幸，岁将二纪，虽累更符竹，而未出网罗。岂意天未剿绝，仁人持衡，通籍郎位。”《旧唐书》本传也载“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可见刘禹锡得由和州刺史征入朝，实出于裴度的照拂，而诗正是借题咏偃松来表达对裴度济危扶持的感谢。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颔联既言“忽从憔悴有生意”，接下去不写“敷舒”之态，偏要接一句貌似游离主旨的“却为离披无俗姿”。离披即疏离而不密附，是说自己仍保持着疏离而不依附攀缘的姿态。这既是自占地步，又反过来衬托了裴度秉公仗义的高谊。结联以规劝语表达对裴度长久执政的期望以及自己欲有报效的意念，言外寄托了希望贤明在位、正人立朝的政治理想。从题咏的角度说，本篇可以说是事理情景俱备，首联叙事简要，颔联陈情曲至，颈联情景相兼，尾联寓意深长，结体浑成，层次清楚，而言情达意更是十分妥帖周到，算是合乎题咏之体的佳作。 以上这些作品无疑都有着出色的艺术表现，具有一定的典范性，但若论知名度和影响，在刘禹锡七律中肯定还比上《西塞山怀古》。怀古诗历来就是刘禹锡诗中最受好评的类型，而《西塞山怀古》又是怀古诗中最脍炙人口的名作。虽然此诗大家都很熟悉，但为了便于分析，还是迻录于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有关此诗的本事唐宋史籍中很有些夸张的传闻，虽经陶敏先生考证都不可信，但由此也可见它受到的重视。诗作于长庆四年（824）秋赴和州途中。西塞山在武昌县东，历史上虽无重大战事与之相关，但其地正当吴蜀之咽喉，刘禹锡有感于晋灭吴之战，遂斐然有作。怀古诗通常都包含着古今对照的结构，此诗也依古今分为前后两解。前四句写晋灭吴的经过，第一、三句是晋军沿江而下，第二、四句是吴亡降晋，千寻铁锁与一片降幡的强烈对比使吴的防御显得徒劳而无足轻重。四句写完晋胜吴亡，下解正不知道该如何延展，却陡接一句“人世几回伤往事”，将以后的南朝几代轻轻带过，如金圣叹所谓“便见此后兴亡，亦不止孙皓一番，直将六朝纷纷，曾不足当其一叹也”[27]。出句结完怀古之意，对句转入感今，落到西塞山。“依旧”二字提示了眼前景色象征的自然永恒，反衬出历史之翻覆无常、南朝世代更替之可悲。结联点明今日，“四海为家”、八纮一宇的豪迈情怀敲定诗的基调，使芦荻萧瑟中的战场更给人“地利不足恃”（沈德潜）的警示，对当时拥兵割据者不啻是振聋发聩的洪钟。至此我们不难理解，这首怀古诗纯属就眼前景借题发挥。《鉴戒录》载此诗题作《金陵怀古》，颈联作“荒苑至今生茂草，古城依旧枕寒流”，毫无扞格。事实上诗题就是换作《钟山怀古》或《石城怀古》也照样成立。明代周珽就肯定刘禹锡“吊古之什，有异气，能自为局”，《西塞山怀古》正是绝好的例证，它为怀古诗如何处理繁简、虚实树立了一个典范。如查慎行说：“专举吴亡一事，而南渡、五代以第五句含蓄之，见解既高，格局亦开展动宕。”纪晓岚说：“第四句但说得吴，第五句七字括过六朝，是为简练。第六句一笔折到西塞山，是为圆熟。”都精到地指出了刘禹锡经营结构、布置章法的才力。除了气格沉厚、句法老健之外，其用意之深、写景之工，用字之精当，无不切题切事，足以列入唐代最杰出的怀古诗中而无愧色。翁方纲指此诗前紧后松，后四句不振，较《荆门道怀古》逊色；方东树认为“少沉郁顿挫，又无自己在诗内，所以不及杜工”[28]，都很难让人赞同。《西塞山怀古》的妙处，虽然古今评论家从多种角度作了解析，但它最大的成功可能还是在于体制的绝妙把握。刘禹锡七律对于体制的掌握确实有过人之处。体制把握得好，写起来就轻松自如。而行笔轻快、看上去毫不费力，正是刘禹锡诗给人印象最鲜明、最深刻的特征，宋末方回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见前）。清代诗论家张谦宜评《西塞山怀古》说“七律如此做自好，且看他不费力气处”[29]，方东树说“大约梦得才人，一直说去，不见艰难吃力，是其胜于诸家处”[30]，都觑定刘禹锡七律的这一特征。此外，用典之切也是刘禹锡七律的擅长，前文分析具体作品已有涉及。这里再举《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为例：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这是元和十年（815）赴连州任途径衡阳酬柳宗元《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之作。当时柳宗元正由永州改贬柳州刺史，两个同悲欢共命运的挚友，在临歧握别、各赴谪所之际，互相倾诉了同病相怜之情。柳宗元原唱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通篇直接叙事言情，“伏波故道”也是历史名词，不算用典；只有结联“临河别”借李陵、苏武河梁赠别之典抒情，“濯缨”发挥葛洪《抱朴子·释滞》“濯缨沧浪，不降不辱”之意共勉，虽不能说不切题，但都还是随处可用的典故。而刘禹锡酬诗在首联回应柳诗“十年”两句之后，颔联连用黄霸、柳下惠两个古贤故事来对写彼此的遭遇：黄霸两为颍川太守，与自己再任连州的经历吻合，但“事异”二字点明了荣悴不同的境遇；柳下惠不仅切柳宗元姓氏，《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也与柳宗元连贬邵州刺史、永州司马、柳州刺史的履历相对应，可以说是工切无比，赢得方回“柳士师事甚切”的称赞[31]。颈联写情也暗用《荆州记》巫峡闻猿落泪和张衡《西京赋》写雁“季秋就温，南翔衡阳”之说，寓典于景，尽力渲染了临别之际的悲凄情绪。纪晓岚评此诗“笔笔老健而深警，更胜子厚原唱”，不能不说与典故运用的精切有很大关系。刘禹锡七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语言。并不以字句警策见长，却在平畅流利中尽显妥帖工稳的功夫。如《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一首写道：吟君叹逝双绝句，使我伤怀奏短歌。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诗作于大和七年（833），和答白居易伤悼元稹、崔群、崔玄亮之作。白居易原作是两首五绝，刘禹锡却以七律和答，显示出他对七律一体的偏爱。此诗的语言在刘禹锡七律中也是很特别的：首联以上下句贯穿的流水对构成因果关系句，点明伤怀主题及直接因由；颔联一多一少，相反相成，将对仗通常的语意并列结构转变成递进结构，继续保持意脉的快速推进；颔联又以当句反复构成的对仗，申明人事代谢之恒常和无情；结联总此意而归于古今同恨，终究无法摆脱不甘却又无奈的绝望。通篇语法完整的散文句法，构成了明快流动的陈述语体，整体上给人悲情如注、汩汩不尽的感觉。中间两联语意警拔，有如格言。“芳林”一联与杜甫《曲江对酒》“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白居易《寄韬光禅师》“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同为唐诗中“当句有对”的名句。一般来说，刘禹锡的诗歌语言都给人平易而稳洽的感觉，如胡震亨所谓“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32]，或何义门所谓“初看以为平平，再读觉字字稳切”[33]，但像本篇或《西塞山怀古》《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等诗，却不止稳切，更有一种骨重神寒的精警，像不那么耀眼却幽幽地闪着寒光的古剑。通过上文的考察，我对刘禹锡七律的艺术成就和典范性获得一点粗浅的认识。那就是刘禹锡具有很强的把握体制的能力，不仅善于根据特定类型的体制要求来运用才能，更能根据写作意图和对象灵活处理内容和结构，突破传统规范的约束而创建新的规范。在酬和的场合，能根据不同的对象把握分寸感，对位尊者的尊礼、对同僚的称赞，都老到地处理得恰到好处；与挚友的交流，则能传达深刻的情感共鸣，在当时流行的小圈子频繁唱和中，刘禹锡的七律经常在艺术表现上胜过原唱，促使我们重新评估他的才力；题咏之作，无论对象是古代遗迹还是今时景观，都能以精到的描写传摹其神采，并寄托情怀，而结体构思每有突破前人格局的创变。但这些创变又不是生硬和粗糙的，总是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获得出色的效果，因而有很强的说服力。再配以圆熟的句法、工整的对仗、精切的用典以及明快的诗歌语言，整体保证了刘禹锡七律作品的上乘水准。从那些最出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独创性。王渔洋说：“元和以后，律体屡变。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34]刘禹锡七律的独创性，正体现在打破常规的变异，折射出“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之“新”。当然，刘禹锡现存七律中也不无浅率之作，但最出色的作品无疑达到了唐律一流水平，一般的作品也能切题切景切事，称得上妥帖得体，技法圆熟。这使刘禹锡七律与他的七绝一样，成为中唐以后的重要作家，为后代学者所瞩目。从典范性来说，刘禹锡七律不仅表现出对传统体制规范的熟练掌握，更示人以突破常规、创立新范式的成功实践。遗憾的是后人奉为楷模的，或许竟是那些普通作品，而像《西塞山怀古》这样的杰作，因取意和章法过于奇特，反倒如方东树说的“无可学处，不及乐天有面目格调，犹足为后人取法也”[35]。这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悖论，越是精彩卓绝的东西越是不容易被模仿，而适合模仿的往往是那些二流作品。[1]赵璘《因话录》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2]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册，第831页。[3]乔亿《剑溪说诗·又编》：“至于七言今体，独出冠时，杨升庵以为元和后梦得当为第一，可谓知言矣。”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册，第1126页。[4]张戒《岁寒堂诗话》，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461页。[5]孙琴安《刘禹锡的七律诗及其对晚唐的影响》，《文学研究丛刊》第3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赵谦《中唐后期七律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魏耕原《刘禹锡七律风格琐议》，《中国诗学研究》2022年第1期。[6]杨静《试论刘禹锡的七律》，首都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7]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版）收七律181首，另有《麻姑山》《虎丘西寺》《瀑布泉》三首列于备考诗文中。 [8]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版，下册，第1477页。[9]从晚唐到宋代苏轼、苏辙、江西诗派学刘禹锡的情况，卞孝萱先生《刘禹锡六题》已有细致勾稽，为本文所参考，见《卞孝萱文集》第5卷《冬青书屋文存》，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553-621页。[10]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第306页。[11]姚鼐《今体诗钞》序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12]吕本中《童蒙诗训》，郭绍虞《宋诗话辑佚》附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588页。[13]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28页。[14]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十刘禹锡《和牛相公春日闲望》查慎行评：“陆放翁七律全学刘宾客，细味乃得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362页。[15]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16]延君寿《老生常谈》，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794页。[17]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引，上册，第113页。[18]王利器校证《文心雕龙·附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页。[19]吴乔《围炉诗话》卷三，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565-566页。[20]本文引用刘禹锡诗，皆据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不再一一注明。[21]方俊辑《律诗六钞》卷二，同治九年金陵书局刊本。[22]李维桢辑《唐诗隽》，引自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614页。[23]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七，下册，第1740页。[24]“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尊法批儒”运动中曾被解释为“说明反动势力的命运是不会长久的，新生的事物必然要代替腐朽的事物，这是新陈代谢的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表现出作者“积极向前的乐观主义精神”，至今仍有类似的解释，俞绍初《“沉舟”“病树”辨》（《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一文已作辨正，指出“沉舟”和“病树”都是自喻。[25]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第4册，第1875页。[27]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第332页。[28]沈德潜、周珽、查慎行、纪昀、翁方纲、方东树诸家之说，均见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辑评，上册，第332-334页。[29]张谦宜《絸斋诗谈》卷八，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第2册，第900页。[31]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三，下册，第1555页。[32]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33]刘禹锡《和令狐相公玩白菊》何义门评，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第424页。[34]郎廷槐编《师友诗传录》，丁福保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120页。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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