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京都大学

在京都，以前人们称京都大学是省去京都两个字的，只要说“大学”就指京大。现在京都市里大学多了，不再听到用“大学”称京大的说法，但有些地方还保留着这一历史的痕迹，比如京大附近的药店，都有“接受大学处方”的广告，这里的大学即指京大附属医院。

京都大学创建于1897年，与更早成立的东京大学并列为日本最著名的国立大学。这两所大学地位之高，看看校长的薪金就知道了。在日本所有公务员中，薪金最高的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其次就是京大和东大校长，再下面才是总理大臣。其它大学的校长称学长，京大和东大的校长称总长，似乎也是一种特殊的尊崇。但即便如此，两位校长也是民主公选的。这一公选制度自大正四年（1915）荒木寅三郎出任京大总长时，由京大率先实现。如今的总长共选，是由大学全体教授自由提名，经三轮无记名投票，以简单多数的方式产生最终人选。这位校长无疑必须有相当的知名度且有被证实的行政能力。这是两所大学能成功地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保证。

众所周知，京大和东大两校的经费在文部省每年的预算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但从京大教授的反应来看，学校的经费似仍感不足。学校的建筑有些已很陈旧，以致我每次同川合先生一起去别的学校，他都忍不住要称赞人家的房子漂亮，然后感慨京大的房子不好看。陈旧还是其次，东大的建筑也有年头了，但因为有风格，看上去很悦目。京大的建筑都是陆续翻盖的，不仅样式杂乱，没有风格，而且单座建筑也不美观。比较突出的是建筑系的楼，也只能说有点特别而已，远谈不上美观。

然而正如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京大的建筑虽说不上好，但京大的学风和学术成就却是让所有的日本人为之骄傲，并肃然起敬的。与东京大学相比，它更让日本国民看重的是纯粹的学术品格。人们常说，东京大学是政客的温床，而京都大学则是学者的摇篮。京大毕竟为日本贡献了汤川秀树、福井谦一等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京大还有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影响日本历史深远的功绩：一是捍卫大学自治的传统，这是京大教授正义感的象征；二是推进环保运动，这是京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崇尚学术自由、思想独立和批判精神是京都大学引以为荣的光辉传统，维护大学自治、维护教师言论自由、维护生态环境更是日本国民公认的京大师生对社会的贡献。京大就是靠这些赢得国民尊重的，这也是大学的精神品格所在。

京大是日本教育史上最早确立大学自治原则的学校，自1913年起就形成教授会决定学校重要事务包括教授任免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培养起教师们强烈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而且营造出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氛围以及捍卫这种氛围的勇气。1933年5月26日下午五时半，在京大法经第一教室，法学部长宫本英雄教授向在场的1600名学生宣告，法学部所有教授已提出集体辞职，以抗议文部省解除泷川幸辰教授的职务。在鸦雀无声的肃穆气氛中，宫本教授宣读了由四十名教授署名的辞职声明书，说伟大学者泷川幸辰的离去对他们是个巨大的冲击，他们觉得已无法留在大学任教。群情激愤的学生举行了抗议活动，并波及到东京大学、东北大学等校。

满洲事变后，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及其扩张野心急剧膨胀，时任京大法学部教授的泷川幸辰，秉着法学家的正义感和良知，在演讲和著作中不断予以批判。他在关于托尔斯泰刑法观的讲演中，主张废除死刑；在课堂上讲对天皇正当防卫也是成立的，给学生以强烈的刺激。最终被文部省以讲演和著述“不稳当”、“反国家”，对学生和公众产生不良影响的理由解职。泷川教授是个坚持自己信念的人，平生最憎恶谎言和卑躬屈节。离开京大后，他到大阪去做律师，临行留下的话是：“喜欢的山也可以去登登了。”

集体辞职的法学部教授，后因文部的怀柔政策，内部发生分裂，多数教授接受了文部大臣鸠山一郎对泷川的处理属于“非常态下的特殊情况”的解释，继续留任，最终履践初志的只有宫本学部长、佐佐木惣一、森口繁治、田村德治、恒茂恭、末川博六位教授。辞职后受聘为立命馆大学校长的末川博教授，后来反思这场抗争的失败，说：“捍卫学术自由的斗争，踡缩在象牙塔里是不成的。”尽管如此，这次事件仍成为不屈服于权力的京大学术精神的象征，泷川教授也在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重返京大任教，并于1953年出任京大总长。

这件事影响深远，七十多年过去，每到5月26日，有关师生都要在东京举行“京大泷川事件纪念会”。1999年6月，我在《京都新闻》的“百年肖像”栏目中看到宫本教授宣读声明时的照片，看到当事人对当时情景的回忆，还是感动不已。末川博的长子、爱知学院大学教授末川清说：“在今天更有必要回顾京大事件的精神。”相比之下，看到国内某些自命不凡的大学，声称要在若干年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不禁让人哑然失笑——连最起码的学术自治都没有，校长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名教授抄袭剽窃层出不穷，这样的大学竟然敢觊觎世界一流大学，真不啻是痴人说梦!

与京大的优秀传统相联系的是京大的学生运动，京大学生运动除了公认的推动环保的功绩，还在维护大学的学生自治方面树立了典范。每年十一月的校园祭，是学生的狂欢节。虽然今天的校园祭和学生运动已不相干，但历史的记忆犹在，每逢其时，警察局都在校园外布警，以防闹出乱子。不过如今的校园祭已没什么精神内容，只有各国学生竞相摆摊，自己做风味小吃卖；另外有些学生把不用的东西拿出来交易。到处都有宣传牌，有的写着“狂者耻一时，不狂耻一生”的口号，但似乎也没什么狂的内容。倒是1997年文部省为强化对学校的控制，推行副总长制，由文部省任命一位副校长，又将学生部长定为事务官，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教师签名抗议，学生散发传单，又推选代表在法学部的大教室与井村总长公开对话。大学自治一向是日本高等教育的传统，而学生自治则是京大的传统，两者相结合，形成了京大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宽松氛围。

京都大学是我一直神往的学府，它不仅学科齐全，整体学术水准高，而且有举世瞩目的、没有一所学校可以比拟的汉学传统。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骘藏、铃木虎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贝塚茂树、小川环树、入矢义高……这一串响亮的名字不仅意味着令世界汉学瞩目的丰厚业绩，更意味着一个优秀的学术传统——标志着日本近代汉学成立的京都学派。迄今为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近代日本汉学史，一半篇幅要留给京大！以至欧美学术界甚至流传这样的说法：研究汉学，可以不去中国，但不能不去京都大学。

京都学派的传统以文献学研究和实证方法为基础，融文史哲于一炉。而在文学方面，又文学、语言学兼重，诗词曲文并举，创作和批评通擅。前几辈学者的文史兼长，博通古今自不必说，即以如今健在的文学部名誉教授清水茂先生而言，其知识面之宽和涉及学术领域之广，在日本也是罕有俦比的。他能通晓数种文字，能做诗词古文，翻译过《韩愈诗集》，他的论著上及考订古文字声韵，下至评论夏衍《在上海的屋檐下》，研究面之广泛着实令人惊讶。中华书局出版的《清水茂汉学论文集》，收有两篇文字学论文《说青》、《说黄》，考究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代所指称的实际颜色，读来饶有趣味。文章征引文献之广和涉及各种知识之丰富，让人不能不由衷地佩服。

自古以来，汉学原是日本学术的主流，明治维新后西学大兴，汉学始渐中衰，虽也出现吉川幸次郎这样的一代宗师，终未能振起而恢复到本世纪初的兴旺程度。随着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落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渐下降，中国文化也日渐失去他的吸引力。直到八十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汉语热潮，许多国家的大学都增设了中文系，日本也不例外。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汉学研究却呈现弱化的趋势，一方面汉语教师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高层次的汉学研究人才却越来越不好找工作。京大文学部的中国文学研究室，也失去以往唯我独尊的地位，降为一个和其他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一样的普通专业，长期以来只有兴膳宏、川合康三和平田昌司三位先生，到1997年底才增聘木津祐子副教授。

1997年初，我受京大研究生院之聘，作为中国文学专业首任客座教授，担任“中唐文学研究”的特别讲义。一年间，与兴膳先生、川合先生和平田先生共事，得到他们不少关照，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经过一年的接触，我对三位先生的为人和学问略有了解，深感无论是学问修养还是学术成就，他们都属当今日本汉学界最优秀的学者之列。

（1997年4月，京都大学）

从表面上看，三位先生性格、风度相差极大，很少相似之处（如果有的话，那大概是对学问的神圣态度），一如他们的服饰风格：兴膳先生常穿深色服装，川合先生服装颜色多变，平田先生多穿浅灰西装。相比之下，兴膳先生较肃穆凝重，沉默寡言；川合先生则平易随和，略无崖岸，说话较快，表情丰富；平田先生严谨持重，有板有眼，话不多而言必中肯。但三位都是很有意思的人，而且各有各的有意思之处，这后面要一一分说。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和三位先生刚熟悉便又分别，分别的几年也很快过去。其间我参加中唐文学会，再度见到三位先生，已是一回生两回熟的故人了。我这个人天性懒惰，说得好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没事很少联络，也疏于问候。但对三位先生的记忆和印象却日深一日，正所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每当有新著出版，都相互寄赠，聊寄江云渭树之思。每当春秋佳日，月皎风清，我常会想起登上文学部楼顶远眺京都风物的情景，眼前又浮现东山、南禅寺、平安神宫、二条城、祗园、御所……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8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