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龚鼎孳的淡忘与救赎
与钱、吴二人仕清后的苦痛悔恨相比，被人讥为“三朝元老”的龚鼎孳（1616-1673）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姿态。龚鼎孳在许多方面都与钱谦益形成对照，两人都娶的是名列“秦淮八艳”的名妓，钱谦益娶柳如是，曾受到从事抗清复明政治活动的激励，但顾媚嫁给龚鼎孳，却似乎迫使他走上了一条机会主义的道路。两人都是屈节事敌的贰臣，钱谦益降清，而龚鼎孶则是投降了李自成。由于李清《三垣笔记》对龚鼎孳之为人多负面记载，而此书因多载作者身历之事，夙为人推为信史，后论龚鼎孳者多本其言为定谳。本来，仅就投李自成而言，也并不是不可原谅的罪过。李自成虽是流寇，当时却似有坐江山的势头，对于自古信奉“胜者侯王败者贼”的士大夫阶层来说，降李自成未尝不是一种识时务的选择。当年陈胜起义称王时，“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孔子八世孙孔鲋为陈胜博士，卒与胜俱死[47]。因此，龚鼎孳之降李自成，即便是积极归附，也不用奇怪。历史的戏剧性在于，他被大顺授予直指使之职，巡视北城，刚过几十天，就形势突变，李自成被多尔衮逐出了北京，于是龚鼎孳又投降了睿亲王。两度投降，加上传说周钟自夸劝进文“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一联时，龚鼎孳对人说：“此语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48]这就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一个鲜廉寡耻的印象。至于顾媚，也不是像柳如是劝钱谦益那样，劝龚鼎孳抗清，反而劝他投降。据说后来龚鼎孶常对人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49]这连连的变节行为使龚鼎孳在官方评价中成了一个全无心肝的混混儿[50]，以致其人品本身较变节行为更为人所不齿[51]。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论及龚鼎孶，一言以蔽之曰：“龚鼎孶之为人，实无本末。”很能代表旧时代正统士大夫的看法。
然而，我们考诸当时的记载，却见龚鼎孶的降李自成、降清既非心甘情愿，也不是毫无羞惭的。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叙鼎孶当时的经历是：“寇陷都城，公阖门投井，为居民救苏。寇胁从不屈，夹拷惨毒，胫骨俱折，未遂南归。本朝义旗东来，狂氛电扫，召以原官就职，疏辞至再三不允，起吏科右给事中。”[52]严某是龚鼎孶典湖北乡试所录门生，本身也是《贰臣传》中人，他的记载太像同类贰臣传记中文过饰非的套话，很难让人视为信史。而且据龚鼎孶自己的陈述来看，他明显是心存偷生之念的。《定山堂诗集》卷十六《怀方密之诗有序》小序写道：
既余蒙恩，薄谴逃死，得为城旦舂屐。甫及旅门，而都城难作。余以罪臣，名不罣朝籍，万分一得脱，可稍需以观时变。遂易姓名，杂小家佣保间。（中略）既抵贼所，怒张甚，问：“若何为者，不谒宰相选，乃亡匿为？”余持说如前。复索金，余曰：“死则死耳，一年贫谏官，忤宰相意，系狱又半年，安得金？”贼益怒，椎杵俱下，继以五木。
不过有了这段叙述，便足以使龚鼎孶赏识的后辈、以龚鼎孶为平生第一知己的顾景星顿觉欣慰了，其《和龚公怀方密之诗序》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不可使知吾者不知”，并提到十五年后（康熙元年，1662）晤方以智，方的说法与龚鼎孶相符[53]。这就为龚鼎孶开脱了很大的罪名，毕竟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被证伪。有了受拷掠的经历，龚鼎孶之投降李自成就有了博取同情的理由，稍减其事贼的可耻程度。计六奇《明季北略》所以将龚鼎孶归于“已死而未死者”一类，以为“君子犹当谅其志焉”，正缘于此。
前文所引的史料表明，清初士林清议的舆论压力是相当大的。在过来之人犹存、历史真相犹在人口的当时，像投井、受拷掠这样关涉大是大非的情节，想龚鼎孶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肆意虚构的。更何况阎尔梅《答龚孝升五首时在都门以诗投我》“有怀安用深相愧，无路何妨各自行。元直曾云方寸乱，子长终为故人明”云云，也明白表示了对其行为的谅解。正如董迁所说：“阎古古在清初诸老中，性最耿介，论人亦最严刻。钱牧斋尝云：'士得阎古古称善，想必无可议。’足征阎不轻许人。然'有怀’、'无路’各语为公剖解备至，更因公时有双亲，引以徐庶、李陵故事，可知公之苦心已十分谅解。当时遗老持论如此，后世议公者自无置喙之地。”[54]至于龚鼎孶的降清，其《上摄政王衰病残躯不能供职乞恩方行启》虽不足以证明他的志节，但从他事清不久所撰《条上江北善后事宜书》，直到任兵部、刑部诸多志在保全汉族士人的奏疏和援救陶汝鼐、傅山、阎尔梅等遗民高士的实际行动，无不为他赢得士林的敬重，非但“学者仰之如山斗”（王晫《今世说》），就连金堡、屈大均这些为乾隆皇帝所媢忌的遗民都对他很敬慕。这与其说是“好集令誉”（邓之诚语）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实至名归。杜濬《送宋荔裳之官四川按察使序》说“求之当世，处以为身者当如宣城沈耕岩先生，出以为民者当如合肥龚芝麓先生”，甚至将他推崇为入世而有为的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这种来自遗民阵营的肯定和推崇，应该代表着当时的一般舆论，值得我们重视。白一瑾认为龚鼎孶入清后对事功的追求出于“弥补自己在道德方面的心理缺憾，为自己一度因节操有亏而荒芜破败的人生重新树立价值”的动机[55]；马大勇认为龚鼎孶的所为已超越了出于内心愧疚而自赎的意识，“是一种穿透和抛弃了政治对立以后的在人文生态驱动力作用下的行为结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文化拯救”工程的意义，“而遗民界对于龚的广泛认同和赞誉之超越同负重望的钱（谦益）、吴（梅村），也只有通过这一角度方能真正辨析清楚”[56]，无疑都是很给人启发的见解，这里我再从龚鼎孶性格方面对他能孚众望的原因作一点补充性的论述。
张仲谋曾以“栖巢如茧”来概括龚鼎孶的人格，即对世事持“人生际遇，有时有命”的观念，认为他面对命运的播弄，“从不挣扎，他只是顺应。他就像一只候鸟，感应着时代的变化，或北飞，或南还。看似反复无常，而他只觉是顺应自然”[57]。白一瑾又将龚鼎孶与五代时的“长乐老”冯道联系起来。认为两者的政治事功实绩和为人处世的道德品行都很相像[58]。这都准确地指出了龚鼎孶性格的某些方面。但就性格的主导倾向而言，龚鼎孶的性格显然更强悍得多，他是那种看得开、放得开、什么都不在乎因而适应性很强的人。当明季国事糜烂之际，他公然将江南名妓顾媚明媒正娶入门，在当时已经很惊世骇俗了，而他还坦然地将两人婚后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写入诗文，刊刻行世。明清易代后，龚鼎孶虽两度屈节投降，但生活上依然保持着我行我素的作风，似乎无论政治背景如何变幻，他两人的情爱都超乎其上。这不能不让正统派士大夫为之切齿。是以顺治三年（1646）六月当他丁父忧请赐恤典时，他与顾媚的婚姻便作为生平劣迹，为工科给事中孙昌龄所弹劾，道是“鼎孶明朝罪人，流贼御史，蒙朝廷拔置谏垣，优转清卿。曾不闻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已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讣，而歌饮流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独冀邀非分之典，夸耀乡里，欲大肆其武断把持之焰”[59]。疏上，部议降二级调用。但龚鼎孶毫不在乎，回江南奔父丧时，照旧携顾媚同行。守丧期间，顾媚无视官员服丧的礼法，引龚鼎孳重游白门，“寓市隐园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张灯开宴，请召宾客数十百辈，命老梨园郭长春等演剧。（中略）夫人垂珠簾，召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与讌”[60]。沿江访友，途经镇江、苏州、扬州、杭州等地，屡兴诗酒欢宴，甚至招妓歌舞佐酒。这些放浪形骸的举止在当时是足以使一个官员削职甚至下狱的，但龚、顾二人却浑然不顾，足见两人确实有着异乎常人的情怀和胆量。
龚鼎孳书法
从龚鼎孶的经历来看，他不仅在明朝就“一月书凡十七上”，以敢言著闻，入清后也毫不因贰臣身份而懦嗫退缩，依旧不断地疏陈时政缺失，条奏各等事宜。据严正矩说：
起吏科右给事中，条上吏治之要，曰尊贤礼士，曰辨论人才，曰优隆台谏，曰崇奖恬让。升礼科都给事中，有酌礼仪以垂一代之定制，定取士之规以昭文治，天变可畏，乞加修省，江南既定，亟举宾兴诸疏。旋擢太常寺少卿。丙戌，定外艰，归守制。服阕起补馆职，疏称译馆之设，辨习文字，通化柔远，关系甚重，条应行四款，俱见采纳。公负性刚直，不附时宰，致相牴牾，欲借甄别，出之外藩。引见日，世祖大悦之，擢刑部右侍郎。上疏胪列七事，一谓国运方新，民生甫离汤火，无非于明罚饬法之中，寓下车畏罪之意。时大小狱情，回堂有清书而无汉书，重大事情又从清字翻出，讯鞫时汉官仓卒不及察，何满司独劳，汉司独逸，必满汉公同质讯详注，呈堂覆审，从清字翻出者，必引律叙，招堂官覆加看语，然后具题，一请参稽典例取决。重囚必仍从该科佥发驾帖，将应决人犯姓名逐一注明，其有情罪失当者，许科臣即时执奏。驾帖既出，照例会集御史等官，公同监决。仍酌议行覆奏之法，以全万一之生。上俱允行焉。转户部左侍郎，未匝月推少宰，上特简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事一载，疏章累百。其最著者，有敬陈职掌共砥勿欺之疏，有图治方殷综覈贵收实效之疏，有推明德意之疏，有刑官万难汰减之疏，有敬陈治平八事之疏，有海寇酿祸密疏，有暂停秋决之疏。公在法司，每事好持两议，人为公言满汉异议未便，公弗听，果奉上谕：'法司章奏，每倡另议，曲引宽条。’镌秩八级。又以巡方不法，再镌四级。补上林苑监署臣，颁诏粤东，途次量移太仆寺主簿，再移上林苑丞。京察部议，镌级补外，奉旨留内，补国子监助教。上固鉴其忠直，聊于裁抑中寓意。往例，降职官多不入署理事，公以官无大小，俱应供职无缺。在上林上疏，请退出屯庄二十二处，仍归民间业主办纳丁粮。在国学课诸生，勉学力行，士多兴起。丁继母艰，泣请奔丧，奉旨在任守制。癸卯服阕，仍起补左都御史，有宽民力以裕赋税之疏、惜人才以收器使之疏，有感诵皇仁安插投诚诸疏。甲辰调刑部尚书，公曰：'予性好生，非刑官不能生人。’每对罪囚，哀矜恻怛，惨见眉宇。反覆招详，稍有疑窦，必为昭雪，有复秋决恤妇女之疏。星变陈言，有请赦密疏。有宽失出、宥小过、恤株累诸疏，皆切中时务，语多忌讳。丙午调兵部，区画方略，覈军实，严纪律，有酌投诚、重言路诸疏，有宽奏销疏。己酉调礼部，釐正京官仪从，复岁贡廷试，复试录进呈。[61]
无耻如钱谦益，知耻如吴梅村，虽然品格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晚年都很低调，深居简出，尽量少与人往来，不愿出头露面，更不敢公然为自己辩解。但龚鼎孶却不同，尽管他内心深处也盘踞着无法摆脱的耻辱感，时常会向知己陈情，如《梅村诗话》记顺治七年（1650）龚来书云：“运移癸申，大栋渐倾，妄以狂愚，奋身刀俎。甫离狱户，顿见沧桑。续命蛟宫，偷延视息，堕坑落堑，为世惭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似乎并不消沉，愧怍羞赧之余，也时时寻找机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除了上文提到的《怀方密之诗序》以很长的篇幅自述陷贼经过，为自己减轻道德罪责之外，还在批杜甫《寄杜位》时写道：“同一贬窜也，郑虔台州之流，自论死□等犹曰'严遣’，杜位在新州，去国万里，长流十年，始离寓所，乃曰'宽法’。盖虔陷贼中，不得已，其情可原；杜为李党，仅加贬谪，复得量移，实旷恩也。只'严遣’、'宽法’四字，便见《春秋》之笔。”这里以奸党之过甚于降贼，其言下自命清流同时为投降行为辩解之意，再明显不过。是故清末藏书家明伦加按语曰：“此评谬甚！郑言'严遣’，盖指初贬之日，言上怒方严也。杜言'宽法’，指量移之日，言朝旨从宽也。遣不严，何以谪？法不宽，何以移？意本明甚，杜位以林甫之婿牵连并谪，无他助恶之证者，郑则陷贼授官，名在逆业，相较孰为轻重？芝麓辈在明季自命清流，视异党若寇仇，乃降贼降清，曾不如马、阮辈之尚完晚节。此评直是为自己辨护，与蒙叟笺杜时借以自抒怨怼者如一鼻孔出气。故知立心不纯者，其持论未有不偏者也。”[62]由于龚鼎孶道德上的亏蚀，其作品后来遭禁毁，他的艺术才能和历史地位也日渐模糊，长久不为人提及。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封建时代的节义观念，脱掉“贰臣”的有色眼镜来看龚鼎孳入清后的经历，就会发现他在当时人缘还不错，朝野士大夫群体并未因其先后降李自成、降清而鄙视他，反而乐于亲近他，发自内心地尊敬他。
这种好感多半缘于龚鼎孶礼贤好客的天性。轻财重义，善待文士，是龚鼎孶的一贯作风，寒士辈尤为感戴其风谊。吴梅村序龚鼎孶诗集，称“先生倾囊槖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其恻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而况于身受之者邪？”[63]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最为人传诵的故事是，溧阳马世俊下第落魄，以行卷谒龚鼎孶，鼎孶阅其文至“数亡主于马齿之前，遇兴王于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贿终，而功名复以贿始。七十年前之岁月已沦，七十年后之星霜复变。少壮未闻谏书，而衰龄反同贩竖”之句，双泪涔涔，叹为真才子，岁暮以炭金八百相赠，而明年世俊竟以状元登第。其他如对纪映钟、杜濬、余怀、朱彝尊、陈维崧、曾灿、陶汝鼐、尤侗等遗民、才士的接济，也是人所皆知的佳话。金堡《寄龚芝麓总宪》云：“介子（屈大均）诗骨甚清，为题数语。时病于旅次，仅一再晤便相别。今春托钵雄州，值其出岭，复得晤言。自云贫困无状，儿女之缘未了，当走都门谒芝麓先生。先生于如粟者，不减法华长者之念穷子。知大士之怜才，自应如此也。弟亦数载奉违，未寄数行。前与耻古（王命岳）书，谓宪体崇严，不应致草野之问。介子谓，先生阔大胸中，岂宜作此相待耶？遂分付数行，值其匆匆，都不得尽怀抱，见意耳！”[64]查为仁《莲坡诗话》又载：“合肥龚芝麓尚书与阎古古极善。古古系西曹，赖尚书左右之，得脱。古古上尚书诗云：'君相从来能造命，湖山此去好容身。’深感之也。”[65]阎尔梅一向恃才傲物，入清后挟遗民身份的优越感游于士大夫间，常有盛气凌人的辞色，就连最虚怀应物、极得遗民辈赏爱的王士禛也不喜欢他。而龚鼎孶独能与之交厚，并在阎下狱时斡旋使脱，足见龚鼎孶的接客待士决不是一般地尽心。难怪蒋景祁记载陈维崧临终的情景，说“先生疾革前后一二日，执予手，犹追感合肥先生不置。夫寒士孤穷牢落中，得当涂一盼，便欲心死，而怜才爱士之心出于真恳，使人没齿不忘，则合肥先生其仅见矣”[66]。唯其如此，龚鼎孶去世多年后，其礼贤好士之风犹让时人追怀不已。毛际可曾说：“闻端毅之在当日，饥者待哺，倦者待馆，游于四方者藉其言为羔雁。即人负之于俄顷反覆之间，而奖借扶掖之心，逾老而不倦。”[67]这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不仅要有宽和好士的天性，也要有雄厚的财力。
而相比接济财物来，有时候真性情的流露，是更难得也是更能赢得人们的亲近的。比如王士禛直到晚年还对龚鼎孶的一件轶事记忆犹新：
康熙甲辰，先兄西樵以中州科场磨勘事自吏部移法司。会中秋，合肥龚端毅之门生为置酒，呼梨园部奏伎。公愀然，曰：“王西樵无妄在请室，吾辈可乐饮乎？”遂罢遣乐人，茗粥清谈而已。古道久废，特书此以励薄俗。[68]
当时王士禄不过是从龚鼎孳游的一个后辈髦隽，龚鼎孶竟因其系狱而为之罢宴，此情此谊怎能不教知者动容？所以，无论龚鼎孶在易代之际的表现如何，都难以改变亲故知交对他的印象。顺治十四年（1657），陈祚明《送芝麓先生以上林簿使岭南》（其二）写道：“唯有风流属谢安，京华骑马耐微官。论诗细辨宫商密，爱士兼容礼法宽。”[69]这就是时流眼中的龚鼎孳，一个不计较荣名爵禄，耽于诗咏风雅、爱士好客且不拘行迹的落拓名士的派头。的确，自入清后，他就一直示人以懒散的姿态，如《顾右民以澹心书至赋此代报庶知中散懒慢之致兼悉骑省闲居之情也》一诗末所云：“愁思宽平子，吾将赋遂初。”[70]不过他最终非但没有赋归，反而很积极地享受着诗征酒逐的风雅生活。因为他对人世看得很透，曾有仿阮籍之作的《咏怀诗》写道：
青门亦有瓜，于陵亦有李。荣华非金石，安能保终始。昔时王侯宅，珠玉化榛杞。狐狸穿丘墓，云是层台址。岁尽欢不延，谁为羡门子。饮酒悟达生，身后名可已。[71]
他不止是这么说，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与钱谦益、吴梅村的深居简出、自远朝市不同，不仅官做得很自如，更积极与朝中后辈文士频繁往来。尤其与杜濬、纪映钟、阎尔梅、余怀等遗民诗人日相狎处，诗酒销日，自称“酒泥穷交不爱身”[72]。又有赠阎尔梅诗云：“苏李诗原关气数，范张交不为功名。”[73]在鼎革后京师风雅凋零的年月里，因为有了热衷于文学交游和诗酒酬唱的他，才维持了一息余韵，使诗歌坛坫不至过于黯淡，而他也就俨然成了一时风雅盟主。在康熙初的数年间，他更成为京师诗坛的核心人物，主导着台阁的风雅活动。《清史稿》云“自谦益卒后，在朝有文藻负士林之望者，推鼎孶云”[74]，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每年春、秋佳日由他招邀的慈仁寺、黑窑厂登高，成为京城诗坛引人注目的诗会。我们只要列出龚鼎孶、陈祚明、王士禛等作家的相关作品，就不难看出顺治、康熙间龚鼎孶所倡导的唱和对京师诗歌活动的重要影响：
顺治八年（1651）至十二年（1655）间，龚鼎孶《九日邀同何榕庵成二鸿吴岱观韩圣秋纪伯紫邓孝威李素臣陆吴州王玉式白仲调何濮源王燕友集慈仁寺毗卢阁登高遂饮松下用少陵九日诸韵》（《定山堂集》卷五）、《九日同秋岳圣秋伯紫诸子集慈仁寺登高限韵》（卷二十三）、《九日李书云农部招同金岂凡太宰王铁山司马吴雪航侍御堵芬木大令并诸吴客歌饮慈仁松下》（卷六）。
顺治十三年（1656））重阳节龚鼎孶《九日邀赵洞门友沂陈涉江张紫淀何寤明宋又韩邢孟贞杜于皇邓孝威纪伯紫余澹心白孟新仲调姚寒玉登容与台时张燕筑丁继之王公远诸君度曲角技赵玉林徐钦我文漪介玉叔氏鸣玉家弟孝积并下榻市隐园集饮甚欢》（《定山堂集》卷三十三）、《重阳招诸子登雨花台晚集小斋限韵四首》（卷十二）。
顺治十五年（1658））重阳节陈祚明《戊戌九日芝麓先生友沂中翰招同诸君集与诚槐下以舍弟始至不果往遥和席间重阳登高韵四首》（《稽留山人集》卷三）。
顺治十六年（1659））重阳节龚鼎孶《九日过慈仁寺适琳芝携具至邀同阶六圣秋登毗卢阁剧饮》（《定山堂集》卷二十七）。十二月龚鼎孳《送贻上司李扬州集园次房研斋分得支先二韵》（卷二十七）、《贻上留诗别诸子次韵一首》（同上）、汪琬《送王十一之任扬州分韵得二冬》（《钝翁类稿》卷二）。王士禛《答别御史大夫龚公兼呈苕文公勇禹疏秋厓周量圣秋石潭紫来黄湄诸君》（《渔洋诗集》卷六）。
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二十七日陈祚明《八月二十有七日芝麓先生置酒慈仁松下宠行座有无称固庵仲调颢亭晋度醉后口占即事》（《稽留山人集》卷七）。
康熙元年（1662））重阳节龚鼎孶《九日招佛公同圣秋饭龙爪槐下》、《又和圣秋九日》（《定山堂集》卷二十八）。
康熙三年（1664））重阳节陈祚明《甲辰九日龚芝麓先生招同吴薗次水部朱鹤门大行纪伯紫处士白仲调孝廉集黑窑厂登高拈龙山二韵赋诗纪游抚今追昔情见乎辞》（《稽留山人集》卷十）。
康熙四年（1665））重阳节龚鼎孶《九日招崔兔床吴岱观姜绮季朱鹤门王望如纪檗子白仲调项器宗阎秩东纪法乳姜孝阿沈云宾王公远黑窑厂野集用重阳登高四韵》（《定山堂集》卷三十一），陈祚明《九日龚大司寇招集黑窑厂病不克赴遥和席上元韵》（陈祚明《稽留山人集》卷十一）。
康熙五年（1666）三月八日龚鼎孶《上巳后一日招同古古兔床伯紫仲调集慈仁寺海棠花下是日晨雪》（《定山堂集》卷十四）。
康熙六年（1667））重阳节龚鼎孳《九日招集苕文贻上诸子黑窑厂登高》（《定山堂集》卷十五）、李天馥《九日公勇招游祖家园同芝麓先辈石臞阮亭玉随玉虬赋》（《容斋千首诗·七言律》）。
康熙七年（1668）正月七日陈祚明《戊申人日大司马龚芝麓先生招同诸名士雅集病不克赴遥次席间韵》（《稽留山人集》卷十五）。二月十五日龚鼎孶《花朝春阴同伯紫兔床椒峰法乳孝阿集黑窑厂分赋四首》（《定山堂集》卷十五）、程可则《花朝龚大司马招同王思龄吴玉随刘公勇梁曰缉董玉虬汪苕文王贻上李湘北陈子端米紫来家翼苍游宴城南奉次龚公韵》（《海日堂集》卷三）、李天馥《龚大司马先辈招游黑窑厂同公勇曰缉苕文贻上子端即席各赋四律以花朝春阴为韵》（《容斋千首诗·五言律》）。重阳节，龚鼎孳《九日招集苕文贻上诸子黑窑厂登高》、程可则《龚大司马招同公勇贻上苕文湘北曰缉游城南病不克赴却呈诸公》（《海日堂集》卷四）、陈廷敬《九日大司马龚公招同诸子集城南登高以东篱南山为韵四首》（《午亭集》卷十六）。
康熙八年（1669））重阳节龚鼎孶《九日黑窑厂登高同方与三作三首》（《定山堂集》三十一）、陈祚明《上巳芝麓先生招集慈仁松下》（《稽留山人集》卷十六）、《己酉九日龚大宗伯黑窑厂登高即席次韵》（同上）。
康熙九年（1670）重阳节龚鼎孶《九日黑窑厂登高同方虎国子康侯青藜纬云谷梁仲调伯紫湘草次康侯西山韵》（《定山堂集》卷三十二）、陈祚明《将之山左芝麓先生以诗宠行仍用辛丑岁祚明南归留别四诗元韵到济再叠前韵却寄》（《稽留山人集》卷十七）。
仅通过《定山堂诗集》我们也可以看到，龚鼎孳是如何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集会上，其主、宾包括达官、名士和遗民各色人等。我们在当时的别集如陈祚明《稽留山人诗集》中还看到顺治十六年有《闰三月立夏同人集谢尔元寓楼续柳湖之会芝麓先生命驾同饮即席赋春归二字各赋二首》[75]，康熙十一年有《四月五日偕陈皆六邓叔奇蒋维章杜湘草陈纬云胡妙山邀芝麓先生伯紫甫草饮慈仁海棠花下》这样的饮宴赋诗活动[76]。在这些宴集中，龚鼎孶的心情，就像《花朝同敬哉韫退玉叔尔唯舒章岕庵社集秋岳斋限韵十体》所述说的：
高冈郁岧峣，梧子森成列。一朝化荊杞，凤凰不能食。翩翩江海人，来作燕赵客。事往计多忤，途穷步难择。飘零夙昔心，迢迢向华月。杂珮纷瑰瑜，动摇春风发。秦珠在泥涂，颠倒自差别。但坐饮醇酒，勿复谈契阔。烂熳扬马辈，岂供时世悦。西京一以徂，俯仰恣耿结。[77]
此诗写作年月虽不能确定，但大致应是顺治初年所作。它首先以象征加铺叙的笔法摹写了易代之后士大夫群体彷徨无依的心态，继而以饮酒自解，最后归结于对西汉宫廷文士和京城文学的反思或者说是缅怀，以寄托己辈的失意之情。诚然，文人的传统理想不外乎以文章立身，图经国之大业，成不朽之盛事。西汉的文学之士，虽不足以为成功的典范，但那种彬彬之盛及其所象征的文化圣明气象，却永远是汉族士大夫衷心向往的理想。三十年多后，他们或许会为重新迎来一个文治昌明的时代而欢欣，但如今，龚鼎孶却只有为文学的失落而怅惘。
不过，或许正因为如此，就像某些昆虫会因灭绝恐惧的刺激而加速繁殖一样，他反而愈加积极地频繁地写诗。《定山堂集》数量丰富的作品显示，他作诗的兴致绝非一般地高，每题动辄三四首，甚至七八首十余首，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端的是精力旺盛。严正矩说：“公天材宏肆，行文如泉涌霞蒸，笔不加点。酒余好即席限韵，击钵洒翰，工藻绝伦。律诗常一夕三十首，排律古体至千字。”[78]即席限韵多系步前人韵或用前人韵，乃是他写作的一大特色[79]。其中最常用的是杜诗韵，王士禛尝询其故，曰：“无他，只是捆了好打耳。”[80]他还参加过许多次和韵唱酬的词会，留下大量在京师所作的和韵词，显示出在填词方面他也是众望所归的风雅主持。著名的康熙十年“秋水轩唱和”就与他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就是由于他的参与而热闹起来的。这些频繁的唱和，给了他剖白心迹的机会。而他显然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机会，在诗歌中表露内心深处的感触。其中既有“故国未归空有恨，深宫谁信竟无愁”（《广陵感怀八首》其三）的怅惘，“愁绝茂陵春草碧，罪臣赋已罢长杨”（《乙酉三月十九日述怀》）的惭疚，也有“荊高能痛饮，王谢总清谈”的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奈。其中缭绕不尽的则是沧桑之感和悔疚之意。《和答黄美中寄怀》写道：“陵谷一推移，吾生竟衰贱。飞蓬感容鬓，小草含霜霰。裴徊京雒间，宁为缨组恋。”“殷勤故人心，路岐吾敢眩。北山悔已晚，况乃长卿倦。上下千百年，茫如未开卷。鼎食与鼎烹，其间不能寸。”这种“壮夫失足空词赋”（《三叠前韵》其三）的悔疚心态以及积极与士大夫群体接近和渴望交流的姿态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谅解。
龚鼎孶去世时，士林伤悼异常，许多人写下悼念诗词，发自内心地悼念这位朋友和前辈。康熙十三年（1674）冬，徐倬接到徐釚所寄《满江红·哭合肥尚书》词，有跋云：“忆壬子夏秋间，与家季电发曁檗子、雪客在合肥夫子座上，联袂和歌，神气激发，尔时初不自知其乐也。继而家季南还，仆留京国，世事驿骚，风流云散。南浦之思，西州之恸，愁绪纷来，百端交集。虽旗亭一曲，流传人口，而回念昔游，邈若河汉。今于离索中忽接电发手书，并寄此词，悲凉激楚，如听山阳之笛。披读数四，不禁重下羊昙之泪矣。”[81]而吴本嵩《念奴娇·哭龚芝麓先生》则云：“完人千围消减尽，一片萧森槭簌。古道斜阳，孤生匹马，到此谁投宿？”又云：“嗟乎对此茫茫，天荒地老，自是难容足。”这就是龚鼎孶在士林的雅望，他努力要淡忘一切，并希望世人也同样淡忘，但人们却偏记住了他。
注释：
[56]马大勇《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57]张仲谋《栖巢如茧，游戏人生——论龚鼎孶》，《贰臣人格》，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58]白一瑾《龚鼎孶人格论》，《人文中国学报》第十六期，第209-212页。
[59]《清史列传贰臣传乙·龚鼎孶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0册第6593-6594页。
[60][清]余怀《板桥杂记》卷中，续修四库全书本。
原载《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封面 排版 | 宋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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