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从1994到2003年间，儿童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率升高了约40倍（据医脉通精神科文章数据），近10多年来仍有升高趋势。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典型的双相情感障碍患病率为1%左右，属于重要的精神专科疾病之一。
可是，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背后有较大争议，如很多家属和心理咨询师认为精神科医生的诊断过于主观、草率和片面；不同的精神科医生对同一个患者，诊断也可能不一致，这又加重了患者和家属的质疑；而多数精神科医生没有意识到精神医学领域症状学诊断的局限性，缺乏跨学科的研究和探索。
另一方面，儿童青少年的群体心智和情绪模式与成年患者存在较大差异，大脑发育尚未成熟。但部分医生对此意识不强，容易导致误诊。
而且，考虑到按照现行诊疗标准，双相情感障碍被列为重性精神病，因此，这一诊断对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可能带来巨大的现实压力和心理压力。所以，诊断双相情感障碍更加要慎之又慎！
目前的诊断标准和体系有争议
目前，ICD-11（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版）尚未正式生效，中国及大部分国家对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主要参考DSM-5（《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但其诊断标准在国内外均存在一定争议。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在DSM-5中，双相情感障碍从心境障碍中独立了出来，单独作为一个章节，这意味着双相障碍得到了重视。而且，现在国内外主流的精神科医生都不再将双相情感障碍视为一种简单独立的疾病，而是理解为一种谱系障碍，这有助于从更广泛地角度理解双相情感障碍。
但是，在临床实践中，这却很有可能将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范围扩大化，出现所谓的“泛双相化”。
也就是说，当患者并没有真正达到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标准时，就有可能被医生纳入到双相谱系障碍中，甚至被列为非典型双相。
DSM-Ⅳ工作组组长Allen Frances博士就曾提出，使用DSM-5做诊断前要三思，当前DSM-5对大部分精神心理疾病的诊断有所放宽，忽略了误诊风险，将很多不足以构成精神疾病的患者也贴上了精神疾病的标签。
所以，虽然DSM-5被很多人视为一种巨大进步，实际上也存在争议。这不仅存在于精神科医生之间，也存在于精神医学界、心理学界、教育界及社工界等之间。它很可能导致精神医学界过度诊断，尤其在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上，导致“泛双相化”。
很多精神科医生错把“激越”当“易激惹”
我们接诊的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的青少年患者中，近80%的人属于有过明显抑郁发作经历，并曾有暴力行为，如砸人毁物，甚至攻击父母等。很多精神科医生往往将这种“激越”行为错判为“易激惹”，从而判定为“躁狂发作”，最终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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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再次强调：此类症状属于激越，并非易激惹。国内著名的精神科专家、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颜文伟教授曾作精辟分析：躁狂的主要症状是“高兴愉快”、“欣喜若狂”，这种情绪能感染他人。“有的医生，不管什么疾病，只要病人发脾气、冲动，就认为那是躁狂，加用碳酸锂或德巴金，说是情感调整剂，可以调整情感。那是不对的！”
同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孙学礼教授在《双相情感障碍及其非典型症状识别与优化治疗方案共识》一书中，也针对“激惹”和“激越”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以防卫为目的的攻击为“激越”，以掌控为目的的攻击才能称为“激惹”。孙学礼教授形象地比喻“激越”类似于狗的攻击，“激惹”类似于虎的攻击。
激越是被动的，即是对外界刺激的应对；而激惹更趋于主动。激越与焦虑相关的精神及躯体症状相伴随；而激惹则与心境高涨的相关症状相伴随。只有激惹，才能作为判定躁狂综合征的重要依据。
说得通俗一些，激越主要是患者长期遭受外界的压力、应激事件等叠加性创伤后，在极度压抑、愤怒等负性情绪支配下作出的不理智活动，可理解为负性情绪的宣泄。
按照现行的诊疗标准，上述有激越症状的患者诊断为“抑郁障碍伴激越”比较合适，可以服用少量心境稳定剂，有助于患者情绪稳定。
此外，还有症状持续时间的问题。就算患者有真正的躁狂症状，医生也必须仔细询问其持续时间是否能达到诊断标准（持续4天到1周）。
DSM-5中对于“躁狂”和“轻躁狂”的诊断标准（可点击查看大图）
有的患者偶然情绪高涨，可能是有现实事件的刺激，或者属于年幼无知、自以为是，甚至可能是抗抑郁药物的作用（下文会详细分析这一点。）
但一些精神科医生认为这也是躁狂，或者说即使达不到躁狂发作的时间诊断标准，就考虑诊断为非典型或者其他类型双相情感障碍。我个人认为并不严谨。
正是这种“泛双相”的诊断问题为大量青少年贴上了双相情感障碍标签，我在此前的专业文章里已多次分析，这值得我们精神科医生重视，有兴趣的读者可在文末阅读相关文章。
孙学礼教授还指出，双相情感障碍这一症状学诊断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认为，应激和遗传是所有慢性非感染性基本发生和发展的根源，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也不应该脱离这个框架。
孙学礼教授提出，应从“大医学”理念来解读双相情感障碍，将其看作是一种心身节律障碍（心身节律障碍包括双相情感障碍、糖尿病、消化性溃疡、高血压、甲亢等）在情绪上的表现，并发现了一些生物学指标：双相障碍患者很可能存在神经内分泌的改变，包括HPA轴、HPT轴、HPG轴的改变。
节律障碍发展假设示意图（引用自《双相情感障碍及其非典型症状识别与优化治疗方案共识》）
孙学礼教授已经意识到，双相情感障碍的主要病因是精神应激，也就是长期的、慢性的应激下导致的，这与我们认为双相情感障碍的主要病因是“叠加性创伤事件”的认知是相符的。
这为研究和诊治双相情感障碍提供了新的思路，“节律障碍”比“双相情感障碍”这个症状学诊断更深刻地反映了疾病的本质特征。不过孙学礼教授还没将此转化为终极的病因学诊断。
我们根据临床实践和发现，提出了一个新诊断——创伤后应激反应失调（PTSRD）。
我们的大量临床实践表明，所谓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往往经历过叠加性心理创伤——不仅指幼年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还包括求学、工作、婚姻中来自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世界，甚至包括疾病本身等带来的创伤。
我们利用深度心理干预技术将这些创伤修复后，患者的情绪波动会明显缓和甚至变得非常平和，曾经扭曲、偏激的认知也会快速恢复正常，亲子关系明显改善，总体疗效比单纯的药物治疗高效得多。
服用抗抑郁药后的所谓“躁狂”
另一部分患者本来有明显的抑郁症发作经历，在服用抗抑郁药治疗后，或者在调整药物的过渡期时，出现了“躁狂”症状，如突然变得情绪高涨、思维奔逸、精力旺盛。如果因此就下双相障碍诊断，我个人认为也不妥。
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女生，患了抑郁症，有自杀倾向，住院治疗。服用了抗抑郁药后，情绪改善，心情很好，主动跟病友聊天，几乎每见到一个人就询问对方的电话号码，一反常态。
她的家长反馈，据此，精神科医生认为她是双相，立刻将抗抑郁药停药，加用心境稳定剂，结果很快就转为抑郁了。
我面诊时经过仔细询问，了解到原来是她抑郁了太久时间，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康复了。可在服用抗抑郁药物后，情绪明显改善，她就认为自己的病好了，特别开心，所以非常迫切地希望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喜悦。又因为压抑太久了，所以有点开心过度了。
我听完她的陈述后，明确地对她和家人说，这是药物和自己对病情的错误判断导致的，并非真正的双相。
此外，部分精神科医生认为心境稳定剂只会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情绪症状产生作用，如果患者使用后情绪确实有所平稳，就可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在临床中，这被称为“治疗性诊断”。
这也非常不妥。
心境稳定剂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改变大脑神经递质的浓度，调整情绪。别说是患者，一般人服用了情绪稳定剂后，也可能出现情绪上的变化。
而且，近两年的临床实践中发现，一些采用了胰岛素或其他机制的降糖药物后，其血糖指标仍不理想的患者，他们服用了拉莫三嗪、丙戊酸盐等心境稳定剂后却取到很好的效果，情绪也会有所改善（引用自《双相情感障碍及其非典型症状识别与优化治疗方案共识》）。难道我们也要将这部分患者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吗？显然不是。
总而言之，精神科医生对有过服用抗抑郁药而引发躁狂发作患者做诊断时，一定要考虑到他们的心理活动，仔细辨别，谨慎考虑双相障碍的诊断。
青少年心智未熟应注意区别对待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我在临床中确实接诊过排除了药物因素后，明确过有心境高涨，狂妄自大症状的青少年患者。
这部分患者是否一定就是双相障碍？如果符合经典的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是否就意味着难以治愈？甚至终身服药？也未必，这涉及到青少年群体本来的生理、心理特点。
青少年仍处于成长期，心理尚不成熟，缺乏社会阅历，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解较肤浅，也缺乏稳定的人生观念和内心信念。因此，他们在一些客观因素的驱动下，心理状态的变动幅度较大。
比如遇到挫折、不利的事件，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容易陷入负性单向思维，把事态想得灾难化，缺乏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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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表扬、乐事、甚至只是长期压抑后有朋友愿意倾听，他们可能又会变得兴致勃勃，行动和话语明显增加，甚至过于自信，将现实想象得过于美好。
也就是说，青少年的心智不成熟，其情绪本来就比成年人更容易波动，精神科医生对他们下诊断时更加要谨慎。如果其情绪的波动符合该年龄段的特点，而且有明显的现实诱因，也不宜武断得出双相的结论。
也有精神科医生认为，部分青少年的躁狂发作并没有明显的应激事件刺激，完全符合双相情感障碍Ⅰ型、Ⅱ型的诊断标准，把他们诊断为双相是没有争议的。
我认为，即使按照现行的诊断标准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无异议，我们在告知患者和父母时，也要注意让他们对于这个疾病有理性、客观的认识，避免灾难化。
因为，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这种情况的患者处于躁狂发作时，思维模式是正性的单向思维：只往好的方面想，把取得的成绩归结于自己聪明或者能干，而把未来想得过于美好，而忽视了现实的困难和可能的失败。
结果，他们在现实中碰壁，又陷入负性的单向思维，不断自我否定，失去了信心，抑郁低沉，甚至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
在深度催眠下，我们发现这样的青少年往往在成长过程中有过多的“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这通常指在成长经历中受到多次的、过分的夸奖，令青少年误认为自己非常聪明或者能干，并把获得的成绩都归结于自己，而忽视了客观因素，逐渐形成了正性的单向思维方式。
这不是心理健康的人具有的，也是一种病理性思维方式。我们在深度催眠下，将这种经历带来的错误认知和过度的正性情绪体验消除后，患者会恢复理性的思维模式。
这说明，即使真正符合典型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也是有希望通过深度心理干预来治愈的。
“双相障碍”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从双相障碍这一诊断对青少年及家庭带来的心理压力这一角度来说，下诊断更加要小心。
我在前不久的文章里（回看请点击：“精神病”的标签什么时候才能被彻底撕下）详细分析过，在我国，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的病耻感问题非常严峻，孩子得了病，往往一家人都感觉抬不起头来，承受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再者，双相情感障碍属于重性精神病，按照我国现行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规定，相关辖区机构会将患者的信息纳入管理，随访评估。
这项措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少机构人员对精神心理疾病理解不到位，对患者及其家庭有所歧视；有的机构也缺乏隐私保护意识，反而令患者及家属感到被监视。
这尤其会对孩子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遭受过叠加性心理创伤的青少年往往十分敏感，多疑，甚至有偏执性人格改变的倾向，容易把别人的好意当怀疑。如果社区人员、老师和同学得知了病情，对其表现出一丝丝异样，很可能会引发其剧烈的情绪波动，甚至加重病情。
当前，多数精神科大夫认为并有循证医学证据，双相情感障碍的康复难度大，愈后往往会不良，而且很可能终生服药。这种认识忽略了一个前提：这是以生物学模式的药物治疗得出的结论。而这类信息在网络通过传播后，往往会给家属和患者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令人绝望。
在临床实践中，部分精神科医生会将症状不典型的诊断为“非典型双相”，或将具有双相情感障碍发病高危因素的患者诊断为“软双相”（也被称为双相 III 型、假性单相双相障碍或假单相障碍）。
所谓的“软双相”并不是一个正式、严谨的诊断，通常指患者有抑郁发作，不曾有轻躁狂或躁狂发作，但具备某些特征表明之后可能向轻躁狂或躁狂发作转化。
这样的诊断我认为也是欠妥的，其传递给患者和家属的信息也是“双相情感障碍”，相当于已经患上或很有可能患上重性精神病，也会不必要地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双相情感障碍诊断存在的争议不仅在国内存在，在国外也非常普遍。这不应责备个别医生，而是与整个精神医学仍处于症状学诊断阶段、主流精神科医生更重视疾病的生物学因素和药物治疗有关。
另外，我个人强调双相情感障碍的病因主要是慢性叠加性的精神应激（或创伤），并非否定双相情感障碍有生物学因素。精神科大夫在诊断精神心理障碍时，经常会考虑家族史，主要是指遗传因素。但迄今为止，所有的科研证实，双相情感障碍并非单基因遗传性疾病，如果一定要说遗传因素，也只是认为可能具有多基因遗传倾向。
而所谓的家族史，精神科大夫往往忽略了家族中的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在孩子成长经历中带来的创伤，也就是说后天不良的家庭成长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并非遗传因素。
我们精神科大夫应该更深刻地意识到，精神医学理论本就有其局限性，因为人的精神心理活动甚至障碍除了涉及精神医学外，还涉及到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行为学等等。
因此，我认为，我们广大精神科医生不但应对此有强烈的意识，谨慎诊断，跨界学习，从而更加系统化地解决青少年的精神心理障碍；
更有义务向每一位患者及其家属作出解释，避免他们过于焦虑，并引导家长作出反省和改变，帮助孩子更好地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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