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如此抗拒口罩,该是怕了口罩的刻画。在群体意识没有改变之前,口罩给佩戴者刻画了疾病的标签。被贴上这个标签的人,人人敬而远之,成了单独的小群体,被排斥和隔离。
东方人能够如此迅速地,群体性的接受口罩所刻画的可怕标签,得益于面具的另一层功效:隐藏。手术口罩过滤外界病毒能力较差,但很大限度的阻止了自己喷出的飞沫,佩戴的人多了,环境中的飞沫大大减少,病毒传播得到遏制。政府的有力宣传,使得广大民众迅速接纳了这样的常识,常识转化成“戴口罩”等同于“获得安全”的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接受口罩的东方人而言,口罩阻隔了病毒,使自己隐藏在了安全的掩体背后。
东方国家的政府(或许该排除印度)能够迅速的宣传和推行防疫政策,得益于东方的大政府传统。西方政治起源于希腊城邦,而东方自古便有了大帝国的传统。雅典和斯巴达与波斯帝国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有过一场战争,不谈史实的话,这场战争被视为关于“自由”的纷争。一边是分裂、贫穷,不断宣扬着自由的概念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另一边是统一、富足,实际上带来了广大和平,并打通了贸易路线的大帝国。自由本身相较于政治事实,更多的仅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副政治行动之前能够被利用的面具。
极端的自由,来源于丛林法则,唯一的规则只是生存法则,要么暴力,要么有毒,要么繁殖迅速,要么学会伪装。在自然界里,那些暴力稍逊的伪装高手,便是面具大戏的始作俑者,他们隐藏自己,或装得有毒。隐藏和刻画。
人类本质上是一种群居动物,在群体社会的极端形式里,个体完全没有了个性,成了群体的一个器官,如蜂群,蚁群。工蜂、工蚁甚至放弃了自然界最重要的生殖自由,而蜂王、蚁后则变成了生育机器,几乎完全没了活动能力。但蜂群和蚁群不得不说仍然具备着可以识别的行动模式,抢夺资源、繁殖延续,不可说是不自由的。
工蜂和工蚁会偷懒,会贪污。人类社会更是如此。在工业化社会初期,由城邦制发展而来的西方民众出现过“过度”渡让个人权利的困惑。工业社会的结构更像是蜂群或蚁群,能够只依靠个人完成的事情越来越少,更多的情况下,个体不得不融入集体,变成一个机构的一个螺丝钉。个体和集体的意识形态激烈的碰撞,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疏离感”。融入集体之初,自己背离自己是越来越远了。
不知何时“不忘初心”成了一句时髦的口号。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的幽灵总在徘徊。东方的大帝国们真的输给了民主和自由么?14世纪文艺复兴,然而直到19世纪,西方列强才在东方取得了不可逆转的优势地位。正如印刷术击败了教会,击败东方帝王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工业革命。工业化进程要求更广泛的社会合作,乃至今天看似即将崩溃的🐩全球化浪潮。在这样的浪潮里,集体的重要性一再凸显,私权利对公权利的渡让越来越成为“不得不”。然而公权利为了维持自己的正当性,也不得不尽量提高自己治下每一个个体的福祉。拒绝疏离感,不忘初心,在这个时代成为了一种固步自封的态度。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自由和民主从来不是判断一个政权好坏的标准。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亚里士多德大力歌颂当时更加国富民强的,集体主义的斯巴达,而不管什么主义,国泰民安才是评价一个政府的最可靠标准。
卡尔.荣格提出人格面具的概念,认为个体置于集体之中需要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就需要这样一张面具。为了更大的福祉,克制私欲,扮演好社会为自己刻画好的角色,这并不可悲。
弗洛伊德提出个性化的过程。通过积累知识、见识,并不断训练自己的胆识,越来越多的潜意识浮上水面,成为能够为我所用的显意识,而使自我具有更强的能力,去调和超我的社会性和本我的自私性,在工业化时代中更平和的生存,去谋求更大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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