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特大致把语言的功能划分为交流功能和内省功能。并把内省功能和人类的意识结构，甚至是生理结构高度关联起来。这个假设成为认知语言学的前提。不能不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否能把内省功能和交流功能截然分开，并把内省至于交流之前？我觉得是不行的。人本是群居动物，群居动物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类交流的必要性。而群体是一个流动概念，随着商贸、征服、分裂等历史活动，人类群落不断变更，这也就产生了变动不居的交流需求。而语言正是随着这个历史进程不断进化的。当然我们可以认为，交流是内省的结果，但同样也可以认为内省是交流的结果。“不得不交流”是内省的结果，或者“不得不内省”是交流的结果，都说得通。
在上述语言变动的历史进程中，语音的变动带来了最大的不确定性。十人口耳相传，最后一人所叙述的意思和第一个人就有了极大的不同了，更何况把视野放到历史的长河里，放到全世界了。甚至浙江温州那边两个山沟里的人讲话都无法互相理解。所以人类需要文字，在这变动不居的不确定性长河中，找到一个锚地，赋予交流和意识记录的连续性一些可能性。对于多音节词的语言而言，需要一个机制让听者划分词与词、句子与句子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建立起来的语法就特别重要，在动词的种种属性和语音之间建立联系，在定语、状语的划分和语音之间建立联系。而对于汉语这样的单音节词而言，首先最基本的表意单位从词下放到了字，字和词的划分并不绝对，而汉语发音特点和表意单位音节上的简单性导致了汉语不需要如此的语法规则。不需要在动词的属性，状语、定语的分类与语音之间建立联系。而这些表意则完全在语境中去理解。
对于汉语而言，最重要的一条语法就是动词居中，在这个规则下，结合语境，所有表达都可以理解，并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同音异义词产生的误解。如果不考虑语境，汉语本应该是一种大量产生误解的语言，但在现实中的情况是，我们可以玩儿同音异义梗，但却很少实际产生误会。这要求汉语使用者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也许正是因为语言、文化背景互相作用，导致了中国自古而来的大一统的国家结构。
而与之相对的是梵语。梵语是一种将语音语法规定的丝丝入扣般完美的语言，动词的属性，各种定语、状语的划分，词和句子的组合与拆分，都通过语音规定划分的一丝不苟。听着只要熟悉梵语语法，绝不会在语音上产生歧义。可以说梵语是一种完全依赖于语法去理解的语言。也正因此虽然梵语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无人使用十几个世纪了，但语言学家仍然能够通过对语法的研究去理解它。梵语是死而不僵啊。但语音本身有变动不居，因此到今天古人是以怎样的语音读梵语的，还是不清楚。同样，梵语派生出了无数的方言，这些方言又派生出了自己的文字和语法。对比这点看来，汉语方言仍然是使用汉字的。采用不同梵语方言的人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就产生了无比复杂的民族意识，很难统一在同一个国家里了，因为语言本身就具备了分裂倾向。
相比于语言的树状结构，我更倾向于多中心相互沁润的结构。比如以汉语和梵语为两个中心，操巴利语和缅语的人群居于二者中间，巴利语距离梵语中心比较近，获得了更多的梵语特征，而缅语则获得了更多的汉语特征。当然汉语和梵语也有互相沁润，只是其痕迹略少而已。
结合认知语言学看来，也许正是因为梵语和汉语，梵文和中文处于如此遥远的两个极端对立了起来，因此我们制度上先秦就有了的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印度从印度河文明开始，到殖民时代为止，都没有解决。这也正是为什么殖民者想把一种制度嫁接到另一个民族上时，永远是失败的。从希腊到日不落帝国，皆是如此。而魏征劝阻李世民收留突厥降民的理由正是语言无法统一。原来魏征还是一个语言学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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