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 年 （五）
从此以后，每天晚上，临睡觉前躺在床上，都害怕第二天早晨再也醒不过来，不敢入睡。
那种死亡前的恐怖感觉，只有身临其境地，才能真正地感到死亡即将来临时的恐怖！
这种死亡前的感觉，便成了我一生中的梦魇。即使是六十多岁的今天，每当我想起少年时那一段饥饿中绝望的恶梦，心里还免不了瑟瑟发抖。
生命是顽强的，我始终也没有倒下，顽强地坚持着，不屈不挠！
1961年1月，由于饥饿，沈阳市所有的学校都已经提前放了寒假。
极度饥饿和虚弱的我，在家里挖空心思地地想，去哪里能找到可以吃的东西，来填充们那饥饿的胃肠。
有一天，我终于想起，在我们去浑河南岸白塔铺农业社捡白菜帮子的路上，看到浑河北岸河堤靠浑河岸边的位置，有一排高大的榆树，这些榆树，不知道是否还有榆树皮。
于是，我和大弟雨泰，穿好妈妈手工做的棉衣棉裤，再穿上妈妈给我们手工做的棉鞋，拿着一把锤子，和一个木工用的凿子头，便出发去了浑河大坝。
一出家门，我们看了看天空飘着的雪花，为了饥饿肚子，我们哥俩毫不犹豫地奔向浑河大坝。
由于家里太穷，买不起衣服和鞋子；所以，姐姐和我及弟弟妹妹们的棉衣、棉裤、棉鞋、单衣、单裤、夹鞋全都是妈妈下班后，利用晚上的时间做的。
特最难做的是纳鞋底，先用旧布和浆糊打成葛布。
葛布就是在桌面上，一层一层地铺好旧布，一层一层抹上浆糊，粘在一起晾干后，就叫葛布，然后，用葛布纳鞋底和做鞋帮。
每张葛布大约有五层旧布，上下两面用新布封好！再把几层格布叠在一起，裁成鞋底，再用麻线纳（缝）成鞋底。
纳鞋底和上鞋帮的麻线，全是妈妈用纺锤手工捻制而成。
想一想，六个孩子每年的六双棉鞋和六双夹鞋，从打葛布，捻麻线，到纳（缝）鞋底，上鞋帮，这得用去多少时间。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孩子，每年光夹鞋、棉鞋的工程量多么浩大！这还不算我们每个孩子的单衣、夹衣和棉衣。
最辛苦的就是妈妈，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做10口人的早饭和午饭，白天上班，晚上一进门就做晚饭，吃完晚饭，收拾好餐具后，便开始为我们的穿戴奔忙，直到午夜12点才能休息，每天只能睡五个小时的觉。
妈妈干的是全家最苦最累的活，吃的和我们一样的柳树叶团子，大麦米汤柳树叶粥。
为了家庭和我们六个子女，妈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93年，积劳成疾六十六岁的妈妈，在我们全家的经济都开始好转时，心肌梗塞突然离世，我们那苦命的好妈妈，我们永远怀念您！
尽管妈妈做的棉衣棉裤都很厚，但在三九天的寒风里就像一层纸，西北风一吹就被打透。
我和大弟雨泰，来到浑河大坝上，每人戴了一顶爸爸抗美援朝时的旧棉军帽，亚麻护耳；由于是成年人的帽子，我和大弟雨泰戴在头上都有些太大，所以，钉在在下颏上的帽子扣，根本就系不严，寒风从两边的脸颊吹过，寒气直逼两只耳朵，好像没有戴棉帽子一样。
站在浑河大坝上向南望去，浑河岸边那排榆树还在，只是在风雪中看不清是否还有树皮。
雪已经将近半尺厚，我们哥两个，趟着大雪直奔榆树而去。
那时的浑河两岸，渺无人烟，除了几个孤零零的坟头，只有露在大雪上的茅草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洁白无瑕的雪地上，立刻留下了我们哥俩的一行细小脚印。
到了树下，我们才看清楚，这一排榆树完好无损，大概有七八棵树，榆树皮还都在！榆树干的直径大约有250毫米粗细，个个亭亭玉立，像一排青春靓丽的少女，在雪花和寒风中，傲然挺立。
在这种心态的干扰下，立刻觉得我是在犯罪，再也不忍心下手扒树皮了。弟弟雨泰见我迟迟不动手，便问我：“哥，怎么不扒树皮呢？”
望着饥饿的弟弟，我无言已对，不能让弟弟失望地空手而回，于是我狠了狠心开始扒树皮。
为了不让这些榆树明年死去，我采取了每棵树抠掉一小块的办法，在每一棵树干上，一米高左右的地方，用凿子凿开一个200毫米宽，400毫米高的长方型树皮，每一棵树都这样抠掉一块，再把这些树皮装在书包里，带回家中。
回到家里，奶奶看见我们哥俩拿回来的榆树皮，说道：“太少了，去了老皮，最多只能出二两榆树面，不值得费一回事。”
姐姐雨琴，一听奶奶说完，便过来看榆树皮；姐姐看完后问道：“一共有几棵榆树，怎么没有扒长一点的树皮？”
我和雨泰把大坝上的情况说了一遍，姐姐一听便说道：“赶快吃午饭，吃完饭我和你们再去！”
（未完待续）
赵雨祥 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于 铁岭银州
这张照片是1950年在哈尔滨市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中，站立的女孩就是我的姐姐雨琴（三岁），坐在小儿童车里的就是我（一岁）。
这张照片是1954年爸爸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转业后和妈妈的合影，中间的孩子是我的三弟雨民（一岁）；爸爸胸前戴的纪念章是抗美援朝纪念章。那一年爸爸妈妈都是27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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