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发表的文章，今天读来仍有新意。虽然语境已发生很大变化，有些词语也许已过时，但基本立意仍然有效，仍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前瞻性（Predicting），即能指导现实社会实践; 批判性（Criticizing），即能揭示存在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今天的社会现实与二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社会变迁的深度和广度恐怕还有待推进，这也许正是旧文新读的意义所在。欢迎荐文。
“社会发展：内在指标及其前提” 作者：孙嘉明，《当代法学研究》专刊，复旦大学法学院主办，主编： 赖彭城。1995年第1 期。
社会发展：内在指标及其前提
“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1982年中期规划》第64页第3106节。
“社会发展”这一概念，在中国以往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乃至于在教科书甚至标语口号中，并非鲜见。然而，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背景下，重新来讨论“社会发展”，别有一番新义。
建国以来，理论界在“社会发展"的内涵及其动力的把握上曾有过一段曲折。五、六十年代，曾片面的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社会发展；在文革动乱的十年，这一理论则走向极端，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来促进社会发展(政治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开始重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经济增长因素，制定了许多刺激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经济推动)，但是，社会发展的本来意义并未真正体现。以至于曾出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未能同步的局面。从那时起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提法，调整为“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逐步对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要求社会层面的协调发展问题，引起了重视。
1994年10月24日，北京召开了首次中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起草并制定了指导今后十五年的社会发展工作的《全国社会发展纲要》。这样高层次的学术讨论会在全国召开，表明了我国社会转型已从“外在结构性转型”，进入了“内在要素性转型”的新阶段。“社会发展"这一概念不再是以往理论家们引经据典的抽象概念，也不再等同于“国家发展”或“民族发展”这些概念，而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客观指标了。
社会发展这一概念就其本身的含义而言可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广义的社会发展是指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指社会过程的本质所在，是社会过程的总趋势。亦是指的社会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总进程。而狭义的社会发展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性的发展指标，简单地说，它包括外在指标和内在指标二方面。外在指标包括诸如：人口与家庭，健康营养状况，住房与环境，交通运输，社会安全，教育与智力投资，社会福利，文化生活等。而内在指标则具体涉及到人的素质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社会价值观念和公共意识的发展、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发展。本文从社会发展的几种理论范式出发，来谈及社会发展的内在指标，并把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这一进程置于市场经济的背景中来加以分析，
一、社会发展的几种理论范式
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历来有不少学者从他们各自的方法论角度，用不同的范式来给予界定的描述。最突出的有如下几种：
1、经济形态论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经济形态发生革命性变革这一基本思路，来谈及社会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将经历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五大社会经济形态，或曰五大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依次更替的普遍性在于，社会形态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大体上要经历若干个社会形态。而“历史的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这一内在一般规律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律。马克思同时指出，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为后一阶段的到来创造条件，而阶级斗争则是促成这一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2、观念形态论
社会学的始祖孔德，从其实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理性和知识的发展所致，而这一发展的基本轨迹，即是他提出的著名的“三阶段律”：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孔德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从形而上学阶段过渡到实证阶段的时代。社会处于实证阶段，则不仅要求确立实证哲学体系，构建实证知识体系，而且还要求完成实证政治构架，通过孔德他所倡导的“人道教”，来澄清社会的旧观念，进而来促进社会的秩序和进步。
3、文化形态论
社会学家滕尼斯是从社区(Gemeirsehaft)和社会(Gesellsehaft)两者的区分来反映不同的文化情景并推知社会发展的。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从“社区”向“社会”过渡。社区是一种礼俗社会，它是以人际间的亲情和对共同体的强烈归属为基本特征的，礼俗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以血缘为主的，它是一种熟人社会，社会成员的地位是与生俱来的，它尊重的是传统权威；而社会则是一种陌生人的法理社会，是完全个人化了的社会关系，是以效率和工作程序为规范的社会。在社会法理中，人们服从的是法理权威，社会成员的地位也是通过自己自愿选择和努力而获得的。从社区发展到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在其文化形态上则最终走向法理型文化形态。
4、产业形态论
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构想的“第三次浪潮”，是从产业形态的角度来论及社会发展的过程的。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信息产业的社会的发展。社会产业形态的变化必然带动社会层面的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因此，在信息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形态，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与以往的社会有极大的不同之处。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正在创造一个由多样性代替一般性的社会，大规模生产正在让位于分散化生产。依赖于计算机信息、遗传学、生物化学、生物医学、空间科学、海洋学、环境技术等学科正潮头汹涌。服务性部门越来越多，如保健、旅游、情报、教育、培训等蓬勃兴起。
5、增长形态论
历史学家沃尔特·W·罗斯托曾提出了经济增长形态的理论来论述他的社会发展观。他把增长形态归结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高速大规模消费阶段。他进一步用他的五阶段增长形态的理论来对14个国家的起飞描绘了一张编年表。例如，英国的起飞是在1780-1800年间，法国的起飞是在1825-1860年间，美国的起飞是在1850-1860年间。罗斯托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是每个国家或迟或早，终将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繁荣”，这种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可见，对社会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动力的把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论及，上述各种观点更多地是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线索或宏观构成上所作的阐述。或者可以认为，这种对社会发展的宏观的把握和总体地描述仅仅反映了人类或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而并没有真正体现“社会"发展的意义。
二、社会发展的内在指标
对社会发展的把握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历史进程的分析和描述上。帕森斯从结构功能论的角度，把社会发展重点放在以下的某些变量上，如市场体系及其契约制度、科层组织、公平的司法体系与民主结社的产生，以及合法权威等。因此，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的演进过程，它涉及到构成社会要素的多方面发生变化，更突出的反映在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以及人的活动的某些变量上。换言之，社会发展本质上并不在于某些外在指标发生变化，而更为主要的是体现在社会的内在构成上的演变和进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9年8月27~31日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的“研究综合发展观"的专家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念。强调了“在这些观念中，内生性也许是最为困难的”。并且指“增长”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差别，“增长是规模的一项指标它是从发展中获得自身意义的，这种发展虽然同增长保持着差异，但又围绕着它，并在增长取得进展时显示出自己的效益。” 因此，发展，决不等于“规模的扩大”。当然，社会发展并不是不注重外在指标的增长。社会发展的外在指标完全是可以量化的。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社会发展外在指标的定义是：“通过定量分析评价社会经济生活状况的变化。”可以说，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是衡量和监测社会发展数量关系的尺度，是研究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一种手段。
提出社会发展指标的量化是人类理性的一大进步。社会发展指标最早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由于二战后的社会问题愈益突出，以往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远不能概括一国的总体发展水平，因而开始提出“社会发展指标”的问题。我国是在1982年开始把社会发展指标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的。然而，“社会发展指标”所反映的社会发展的某些数量上的变化，还不足以完整地体现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现代化的真正意义。本文并无意就非常具体的社会指标体系或“外在指标"来展开评论，而是从社会发展在社会要素系统方面发生的变化，来看社会发展反映在哪些内在指标上? 本文的观点认为，这些内在指标大致上体现在社会成员的素质的提高、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建立、适合社会进步的价值观念的确立，以及制度和体制的创新等方面。这些内在指标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深层内容，也是社会要素系统的构成成份。
1、素质指标
素质指标也就是人的素质发展的问题，或曰人的现代化。“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 因此，发展首先涉及的是人的发展问题。如何来界定现代人的基本特点，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比如：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曾提出衡量现代人的十二条标准中涉及向旧传统挑战的就有五条，即现代人乐于并准备接受新的生活经验；现代人准备接受社会的变革；现代人能积极地获取新的知识和态度；现代人乐于面向世界和未来等等。所有这些不能说不对，但似乎或过于抽象或失之于偏颇。
人的发展，或人的现代化归根到底，在其素质上的基本特征不外乎二大方面，即主体意识和选择行为。社会发展大致上是社会成员的客体意识向主体意识转换；被动选择向主动选择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民众的主体意识和选择行为将受到极大的激励，社会成员的流动程度日益提高，也部分地反映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选择行为的增强。这种情况在计划体制条件下是截然不会出现的。“在一个人能够选择之前，他必须存在与生活；而且，只有当主体获得信息、能够作出合理判断时，主观选择的自由才能实现。” 市场经济的确立，提供了这样的外在条件，有可能激发人的素质的发展。
人的素质的发展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提高也都有关系。具体来说涉及到教育、保健、卫生、环境保护、闲暇时间的安排等相关变量。“没有闲暇，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 此外，提高人的素质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来进行职业的，或业余的培训；也可以从人的社会化以及人们的角色身份和地位身份等方面着手。孔夫子提出的“先富后教”的思想从一个角度体现了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通过人的生存环境的改变，从而来增强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自主选择能力。
现代化理论家P·鲍尔指出“经济能否取得成就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态度，取决于根据能力和态度而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采取的组织措施，还取决于历史经验..。总之，“从完全不同的经验观察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同样明显的是，个人的活动是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是对任何发展形式的最终检验。” 因此，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
2、关系指标
社会发展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上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学的理论中有一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的分析概念，表明社会发展是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逐渐推进的过程。古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而现代社会则是以业缘关系为主。业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它是以界定契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内容为主要特征。这种形式上平等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社会成员的自由交往和横向联系。“门第关系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人们在地理上的流动已使家庭纽带松弛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之间、企业为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会日益突出，因为，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涉及法人经济实体(如企业)的形成和支配它们之间关系的规范(如被认定为'私有'的财产、契约)的'竞争规则'”。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传统社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列维，曾师从社会学家T·帕森斯，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至深。他从发达社会内人际关系的变化上，提出了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也就是一种易结易解的人际关系的看法，不无道理。
社会发展在关系指标上的表现还在于社会流动的加快。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变动，有时也具体体现在人们的职业变动上。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社会流动速率要高得多。“自致性社会关系"正是在社会流动频繁的现代社会中体现其意义的，它与传统社会中的“先赋性社会关系"相比，给人们创造的发展机会更多。
现代企业制度，从本质上讲是对以往计划体制下的组织关系的改造和更新。它包括了建立新的财产关系、合同关系、所有制关系等，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契约关系的体现。当然，肯定契约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不否定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消极因素。因此，在维系正常的契约关系时，传统的人伦之道也该发扬光大。
3、价值指标
即适合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的建立。社会发展在社会价值观念形态上与传统社会有着天壤之别。传统社会是以集合关系为基本特征的价值体系，比如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个人属于集体，集体包含于个人之中。因为所有“个人”集合起来便构成了“集体"。在这种观念形态下，集体的东西，个人可以随意的享用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了。因为集体的东西对于每个个人都有一份；反过来，个人也可被别人以集体为名受到干涉。而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则是一种非集合关系，其基本的关系形态上是一种公共和私人(包括法人)的关系。也就是所有“私人”的集合并非是“公共”，“私人”(或法人)不能侵犯“公共”利益，不能随意占有公共物品；而“公共”机构也不能任意干涉“私人”(或法人)。因此，公共意识理应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体系，也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必要条件。
韦伯曾在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时，强调了伦理精神对于现实社会活动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的最后决定因素是价值、动机或心理力量...” “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的位置，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群体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就是历史表明永无止境的个人人格发展的辩证过程。” 价值体系的转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以往的集体意识的贯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升华，而成为一种新的集体意识，即公共意识。
4、体制指标
所谓体制指标表现在社会管理机构内部的合理性上。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的管理体制，而管理体制的合理性是唯一重要的保证。体制指标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其一是这种管理体制是基于一种法理管理，即程序化的管理，而不是凭长官意志；其二是这种管理体制是在肯定了被管理者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度的管理，即被管理者有着充分的选择权。
体制现代化的另一意义在于制度创新。社会发展或现代社会是由一系列合理的制度所推动的，换言之，精良的制度，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内在的机制。制度的本质，是人类为了有秩序的进行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而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规范体系，这一规范体系虽然不是一种“实体形式"，然而它是以具体的可感知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并逐步成为人们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化过程，本质上也是在一系列制度体系中进行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离不开各种制度，因此，制度的合理性至关重要。制度创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它涉及到社会文化的规范意义及其合理化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以往一贯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其外在指标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而其内在指标则应当是素质、关系、价值、体制。这种内在指标的“四个现代化’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现代化。用不太贴切的比喻，外在指标是为了保证实现“物质文明”，而内在指标则是为了促进“精神文明"的最终实现。
三、社会发展的前提：市场经济的背景
我国的社会发展经历了“政治推进”、“经济推进”之后，正走向“社会推进”这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社会推进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表面上看仅仅是一种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调整，而本质上讲是整个社会的全方位的转型。它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同质社会走向异质社会
社会的发展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与社会劳动的分工日益精细相联系的，这种劳动分工伴随着社会的分化，它表现在人们的教育、职业、收入、爱好乃至于生活方式上的分化。分化的结果则是一种异质社会。社会学家斯宾塞用进化论的观点论及社会进化的规律时，用同质性和异质性来表示社会的进程。他说：“在原始社会有机体中，它们的各种部分和功能很少发生分化，相互间是相似的。在那里，同一个局部结构可以执行几种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也可以由几个不同的结构来执行。” 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从“同类性”(同质性)到“多类性”(异质性)的合乎规律的和愈益加速的运动。所谓同质，即体现人们的社会性特征上的同类性；而所谓异质，即体现在人们的社会性特征上的多类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异质性程度有很大提高，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个人的选择能力和选择行为得到肯定，促成了社会成员的流动，伴随着社会分工的专门化程度提高，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不断的加强。
2、从整体利益转向法人利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往的计划体制之下的“一大二公"这种整体利益模式，早已分崩离析而以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法人”所取而代之。法人利益是伴随着市场制度应运而生的。它必将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中更趋向于完善。市场经济模式中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法人，这种法人利益是以往整体利益分化的结果，而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更能促进整体利益(全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更大规模的实现，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3、从集体意识上升到公共意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不再是集体利益的维护者，而应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的主要任务也在于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物品，最大限度地保证各个“法人”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确立公共意识实为必要。任何“法人”或“自然人”，在追求最大利润的市场经济活动中，都必须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基本前提，只有不危及公共利益，才能最终也使自己获益。公共意识的基本内涵应该包括：重名誉，守信用，讲人伦，循法规”。这样的公共意识与中国的传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相适应，它是传统道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版本。应当指出的是，公共意识的本质与以往的集体意识并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严格地讲，公共意识是对集体意识的一种升华。因此，重视加强公共意识的教育、引导和宣传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的观念与价值的保证。（全文完）
附：《当代法学研究》目录，复旦大学法学院主办，1995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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