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阅读了《全球视域下“转文化”的概念、实践与生产——与常向群教授的对谈》一文。此文是由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王鑫与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博士常向群的对话。
在跨文化研究中常常用到的“文化转移”（cultural transfer）一词，其英文定义是：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 and migration from one cultural situation to another, any object falls into a new context and takes on a new meaning. Cultural exchange is not the circulation of objects and ideas as they already are, but their relentless reinterpretation, rethinking, and re-signification. (译文：在从一种文化情境到另一种文化情境的转移和迁移过程中，任何实体都会嵌入新的语境并具有新的含义。文化交流不是物品和观念的流通，而是它们不断地重新诠释、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 “转文化”（transculturality）概念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或者说是对文化转移的状态和性质的界定，它更注重由文化转移而形成的产品。
正如常教授所说着：最简单的比喻就是中西合璧，即把中国的和西方的好东西揉在一起，产生一种更好的东西。中国人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的元素，西方人可以从中看到西方的元素，双方都会有熟悉和亲切的感觉，既能看到自己文化的模样，又能看到不同文化的模样，因为这是一种更包容、更丰富的新的产品。再比如，在英国有很多混血儿，父母一方是英国人，一方是中国人，他们既有中国人的基因，也有英国人的基因，但是，他们既不是纯粹的英国人，也不是纯粹的中国人，而是兼有了这两种基因的一个新的“product”。这类人群经历了“转文化”的过程，产生的转文化“产品”有着具体的文化的载体和表征。“转文化”产品涉及方方面面，因为文化本身就包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玩转” (play, creative action)，则是一种潜心投入、创造和奉献。
常向群教授所领导的”全球中国学术院“，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文化”的产品（transcultural product）。2017年，我本人曾应邀参加了由常向群教授发起和组织的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四届全球中国对话——一带一路：为了共同目标的转文化合作”（4th Global China Dialogue——The Belt and Road (R&B): Transcultural Co-oprerations for Shared Goals)。这一活动有数十位国内的学者和教授参加，并与英国的学界和政界人士有所接触交流，可见组织者的用心和投入。数十年来，”全球中国对话“以及像类似这样的“转文化”产品及其相关活动已有相当多的记录，常教授”玩转“于跨文化交流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实稍加注意，如今在”人本全球化“的潮流中，“转文化“的实践时时都在发生。所谓“人本全球化”即各种跨国界的交流互动活动，诸如留学生现象、海外就职现象、跨国婚姻现象、以及虚拟全球社交等。在跨国界，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变迁常常会发生。（“人本全球化”：全球化研究的新领域（刊载于《探索》2017年第4期）见本文底部的相关延伸阅读）。本质上讲，这些都属于”转文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而“转文化”的产品正是在这种现象中酝酿、创造而成。可见，推动和成就这一”转文化“产品的则是跨文化交流的主体，就像常教授这样的”玩转“于跨文化交流中的使者。文化变迁、文化融合往往是在“转文化”的实践和众多成果中实现的。
毫无疑问，所有具有跨国经历，并从事跨文化交流的学者都有类似的体验。都希望以自己身处两种文化背景这一有利条件，多做些有益的“转文化”的工作，并能获得成果。事实上，这类人群所具有的那种“文化资本”也确实能够体现其优越性。正如常教授谈起的：
1991年，我到英国来做访问学者，当时有一个项目在全球招聘研究人员，我被聘用了。当时我很好奇自己在几十位面试者中被录用的原因。后来，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告诉我，虽然我的英语不如当地的应聘者说得好，但是我有社会学的背景以及在中国研究的经验。这也就是“文化资本”的优势所在。而这种优势没有跨国经历的人是不可能有的。“优势在于从未中断与国内的学术交流，参与社会学以及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这样做既能保持学术活力，也能不断增加复杂的生活经验。”
跨国界的活动与成果，从文化发展的意义而言，就是有更多的“转文化”产品的产生。全球化的过程必然促使人们的活动领域的扩大，由于人们社会交往互动在全球范围实现，人口的地域性流动也转向跨国界的全球范围流动。跨国旅游、跨境经商、海外留学等将极大地发展；跨国婚姻以及跨种族通婚将习以为常；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也将伴随着全球化而不断更新。人们的社会化的发生场所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学校、工场、社区不同，它可能是跨文化婚姻的家庭、跨国企业、国外的大学校园与课堂、海外的旅游地甚至是全球社交网站等。这种社会化模式则是以全球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基于代与代之间传递与接纳文化的过程。取而代之的是同代人之间的、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传播与吸收文化的过程。因此，人们的跨国界互动及其成果所带来的意义并非仅局限在物质层面的跨地域流动和交换，这种跨国界互动和交往本身蕴含着深刻的文化蕴意和人类价值，它有可能或者已经带来了新的全球范围内文化层面“转文化”的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人们在全球范围的普遍交往必然代替地域性的交往。“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这是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全球化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使人们的世界性交往建立起来；由于“世界交往”的建立，才使个人由“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基于这样的观点，人们在世界范围内交往成为可能才是全球化的真正实现，因为它体现了全球化的真谛，也是“人本全球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毋庸置疑，人们的交往形式变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两者的交互作用才能在根本上推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交往”由可能转化为现实。
无疑，在全球化所带来的跨文化交流中，“转文化”过程及其成果将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范围的延伸和扩展，而这方面研究将进一步拓展有关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的相关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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