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嘉明
纵观全球化研究的历史，从上世纪60 年代起，全球化研究主要还是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出发，以城市，区域，跨国公司作为分析单位。到了80 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分支，诸如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90年代后，则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成为主流。
相当一部分学者是从经济、技术和时空维度来界定全球化概念的，比如注重于跨国商品、服务贸易、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 以及技术的广泛而迅速传播、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等等。他们认为全球化是距离的消失, 是时空的压缩, 是即时性或共时性等。于是他们更多地把全球化的动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和自由市场的扩张，特别是把信息技术的革命视作全球化唯一的动力。这些全球化的研究基本上是“器物本位全球化”，而对于全球化过程中人的因素，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并不太重视。“人本全球化”研究本质上讲是基于对人与人交往在全球化范围展开的研究。是基于以人作为分析单位的一种研究范式，诸如对跨国界流动，海外留学，跨国婚姻，虚拟全球社交网络等现象从全球范围进行研究和分析。更具体地说，它是属于微观层面的全球化研究，注重于个人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个人如何受全球化的影响，参与全球化的实践，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发展并进而影响到本地社会状况为基本研究内容的。在当今世界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注重人本全球化，对于加强国家建设以及提升中国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人本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内在地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活动领域和交往范围。于是多层次的交往已成为当代人的基本活动形式，成为其他活动的中介条件；另一方面，交往又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和意义，既拓展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也为人的自身发展注入了新的、更为全面的内涵。近代中国自1872年留美幼童以来，140余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漂洋过海，游学世界。随着上世纪7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中国打开国门，向世界敞开怀抱，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在交往中，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了解中国，进入中国社会，我国公民也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经济的发展，走出国门，出国留学、旅游经商、移民海外、跨国婚恋等等。目前中国在海外的华人总数多达3700余万人，广泛分布于世界上136个国家或地区。自1982年起计算，中国的跨国婚姻登记数为14193对，1990年为23762对，1997年达到50773对，并逐年提升，涉及53个国家和地区。开始时主要是与美、加、澳的居民通婚，后来则是以东亚居多，其中又以日本居多。据估算，中国人的跨国婚姻占到了全体婚姻的5%，也就是说每年大约有40 多万外国人和中国青年男女结缘。可见，中国人在全球范围有着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日益加强与丰富。事实证明，这些海外华人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国家建设做出许多有形的和无形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这种全球范围的社会关系网具有无法想象的宏大发展和创造动力！
伴随着中国飞速的经济发展，被称作“软实力”的文化、外交等方面，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世界许多角落，无论在东南亚、拉丁美洲，还是在非洲，你都可以发现中国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中国“软实力”问题，主要是在最直观的表现方面，也就是文化方面。比如说举办“孔子学院”，国际广播与电视，推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汉语热”的现象等。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越来越多的学校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等。笔者认为，“软实力”不仅仅体现在文化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社会关系方面。中国人正在广泛编织全球范围的社会关系网也正是一种丰厚无比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不仅体现在它的深厚的文化，也同时嵌入在中国的人口规模庞大的跨国实践和全球联系中。中国人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交往与它国居民的接触，必将深化与世界文明相容性和适应性，最终导致更大范围的自身文化和社会演变。反过来，这种对外的“软实力”，其实也正是“中国模式”的特征之一。依托人本全球化，提升中国软实力，通过扩展中国人的全球联系和以及她巨大的人口规模，及其庞大的跨国实践，将对国家建设以及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完）
*此文曾发布于“复旦新闻网” 2013-03-14，略微作文字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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