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嘉明
王邦佐曾是我的大学老师。那是80年代我还在“复旦分校”社会学本科就读，王邦佐是“政治学概论”任课老师。1985年前后我们这几届大学毕业都属于计划分配。虽然那几年社会学还是相对比较冷门的学科，但用人单位却急需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分配去向包括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电视台，还有一些文科院校等。那时如果是党员学生干部，毕业分配时在同等条件下有“加分”的可能。那天辅导员问我，你可以选择进机关当干部，或是进大学搞学术做老师。我本人在农场和高校虽然搞了多年的青年工作，但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倾向于进大学，一来有机会进一步深造，二来可以从事学术研究。也许是王邦佐老师曾经担任过我的“政治学概论”任课老师的缘故，复旦总校有一名额分配下来，而这一仅有的名额恰恰落在我的头上，于是我分配进了复旦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
王邦佐老师当时任国政系系主任。后来他与我谈及我之所以能进复旦大学是因为他和系领导力主推荐。复于大学当时还没有从“复旦分校”毕业直接进总校任教的先例，因此复旦人事处也不知所措。在王邦佐、孙关宏（也曾给我们上过政治学课程）等老师的据理力争之下，终于获得了学校批准。于是我有机会与王邦佐以及当时教研室主任孙关宏，资深教授李孔怀、朱元寅、童彭庆、左益寰、郁景祖、浦兴祖，和当时的青年教师 竺乾威、陈晓原、臧志军、胡雨春，以及此后几届政治学专业相继毕业留校的桑玉成、林尚立、郭定平、任晓等同事多年。
此照片中有当时的国政系部分老师：刘星汉、曹沛霖、 竺乾威、倪世雄、孙君明、潘玲娣、张华清、霍世涛、谢延光、朱文忠、周理、施达伟（外籍教授）、王邦佐等和我本人。
刚毕业分配到国政系，通常是“双肩挑”，即教学与学生工作兼顾。第一学期，我在担任学生指导员和支部学生委员的同时努力挤出时间备课，并在第二学期开设了“社会研究方法课”，即用社会学方法来进行政治学研究。八十年代初正是政治学在我国恢复和初建时期。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标志着政治学正式恢复。1983年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建立政治学专业，同时又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建立了政治学硕士点和博士点，标志着开始高层次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政治学教材编写也开始恢复。当时已有北京大学赵宝煦主编的《政治学概论》，吉林大学王惠岩著的《政治学原理》，华东师大王松主编的《政治学基础理论》，复旦大学王邦佐、孙关宏等主编的《政治学概要》等。然而在政治学研究方法上还是相当薄弱。
结合我本人的教学与科研，我在当时全国一级刊物《政治学研究》发表了“政治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1986年第6期）。指出定量研究在自然科学中，早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认识手段。在社会科学领域，定量分析方法刚刚起步。并举出国外一些定量研究实例作参考。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卡尔.多伊奇等研究了本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遴选出六十二项重大贡献。大部分成果往往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通过定量分析而推导出来的结论。文章中对如何使用定量方法用于政治学研究也作了一些介绍。此文发表后受到王邦佐等教研室老师的好评。
王邦佐老师是政治学早期恢复阶段的重要初创者。1982年他受托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席班，为22个省市培养了60多名学术骨干。复旦大学国政系也由此奠定了上海政治学界在全国的地位。1985年12月根据国家教委在广州召开的高校政治学专业教学改革研讨会的决定，由吉林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发起，并由吉林大学主办的全国高校政治学理论研讨会于1986年8月5日至9日在长春举行。政治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教授与中青年教师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这次研讨会是在全国对普遍开展探讨的形式下召开的。我当时担任系主任秘书，因此也随王邦佐参与了该会议。会上有机会拜望了当时政治学界元老赵宝煦，徐大同等老师，也结识了吉林大学政治学新秀周光辉，王彩波，韩冬雪等时任王惠岩导师的博士生。会议结束，受大会委托我也与周光辉，徐任一起参与了研讨会纪要的编写。“全国高等院校政治学理论研讨会纪要”并于1987-02-15发表在《政治学研究》
八、九十年代期间，王邦佐老师着力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架构，发表了多篇著作与论文。他不仅主编并参与撰写《政治学教程》、《政治学概要》、《西方政治名著释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政治学概要》等多部教材，为政治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还与当时在国政系陈其人教授、谭君久教授合著了《美国两党制剖析》一书。1991年由王邦佐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出版，1997年和1999年由王邦佐主编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和“中国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两书出版，该书是找寻政党制度最终渊源的新探索。王邦佐十分重视对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现实问题的研究，即使年事已高，还在关注政治学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近期《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邦佐、秦德君：政治学研究亟须关注的四个问题。发布时间：2016-05-09）。可见他在中国政治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
此照片是国政系1986届毕业生与老师合影。照片中有时任校长谢希德、党委书记林克、以及系所领导和国政系老师。应届毕业生郭定平、任晓、胡伟等也在照片中。
受王邦佐老师以及政治学教研室科研氛围的影响，我结合所学社会学专业对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并关注于当时鲜有问津的“政治社会学”领域，翻译了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M·奥罗姆（Anthony M. Orum) 的《政治社会学》（参见另文：安东尼·M·奥罗姆的《政治社会学》以及我与他的跨国交往）以及其他相关文献材料，并发表了不少文章。诸如：
九十年代初，按复旦大学师资培训计划，我已在职攻读政治学博士，当时戏称“零存整取”（即在不离职的情况下修完博士课程）。同时，我开始关注于政治社会学中的微观领域，特别是对“代沟现象”展开研究，并与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在上海地区联合开展了”观念代差“的社会调查。
由于上海高校发展的需要，王邦佐在八十年代末开始接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之职。最初他还是兼顾两头，复旦师大两校之间来往，因此我们还常能见面。王邦佐对我的个人生活问题也非常关心，那时我的末婚妻也正在上师大就读，王老师于百忙之中在他的校长办公室专门与她见了面，使我深受感动。
九十年代时，王邦佐年事已高，离开上师大后于1996年开始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学术月刊》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等职。我出国之后直到2008年回国，曾去上海社会科学院他的办公室拜望过他。2013年，他身体欠佳在华东医院住院部入住。我与我妻子曾前往拜望，他还不忘赠予我他新近编著出版的《大辞海:政治学·社会学卷》一书。该书是我国唯一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它既收单字和普通词语，又收各类专科词语，兼具语文辞典和专科辞典的功能，收词丰富，检索方便，实用性强。
1995年复旦大学法学院系所调整，社会学系由谢遐龄领军重组。我应邀从国政系归队进入社会学系，从此告别了国政系。社会学系和国政系都在同一幢文科楼，国政系成了我的“娘家”，也常有光顾。其时，我已开始关注全球社会学的研究，我学术生涯中早期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也告一段落。回眸寻踪，我于社会学专业毕业后，进入政治学领域，并把社会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开始政治社会学研究。如果没有王邦佐老师对我的提携，恐怕不会进入复旦大学国政系，也不太可能去研究政治社会学，更何谈此后那段人生经历。王邦佐老师对我早期学术生涯走向和发展显然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今年是王邦佐老师八十三岁诞辰，谨以此短文向他老人家祝寿。遥祝他健康永驻，寿比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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