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推介｜《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1987年版)

《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亲签本）

著者：朱维铮

《走出中世纪》作者简介

朱维铮（1936－2012），江苏无锡人。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留校任教。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学术集林》主编。曾在北美、西欧和东亚的多所大学做过客座教授。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2006年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

主要著作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等。主编有《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十种，《传世藏书》经学史类二十一种、诸子类五十种，《马相伯集》，《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以及论文集《传统文化的再估计》、《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基督教与近代文化》等，曾长期主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辑。

《走出中世纪》内容简介

本书二十年前初刊至今，影响持久不衰，亦曾被译为英文，广泛流传。后经作者校订原作，增补大量内容，更能从彰显历史时空连续性的角度，调整编次，从而更加完整精到。该书研究方法、思路与敏锐的思想省察，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影响力。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随想和短论的缀合; 第二部分是若干具体历史材料或文学作品的考证; 第三部分是在考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遭遇以后，在走出中世纪过程的不同时期，在中国引起怎样的碰撞和变异。

《走出中世纪》序（节选）（朱维铮）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其实是近几年我撰写的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部份文稿的结集，包括若干篇短论，若干则随想，以及少量已刊或未刊的论文。

除论文外，收入本书的大部份文稿，当初所以撰写，或为自己弄清问题，或为准备别的论著，本来没有想到成书出版。同是文字，写给读者看和写给自己看，当然有不同的要求。既然为了写给自己看，而且多半属于平素随想随记的断片，那就必须在成书时进行整理。

这番整理工夫，费时就达一年。因为我的时间早被切割成许多断片，怎么硬挤，也没法保持做同一件事而连续几天不致中断。用断片时间来整理断片文稿，那结果可想而知。这部著作，无论从全书看，无论从单篇看，都呈现出若断若续的面貌，便是直接的证明。

篇章虽然若断若续，但涉及的问题却似乎不少。从十六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从晚明到晚清，那三百多年间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多种课题，都曾是我关注的对象。因而，思潮，学说，人物，事件，在本书内纷然杂陈; 经学，宗教，科技，文学，在本书内也脞然丛集。我所以会去扫视如此宽泛的历史田野，除了同我关于文化史分类的认识相联系，仍然也出于为专题研究作准备的需要。但因此也使本书的部份篇章，主要是那些短论和随想，显得过度的凝缩，凝缩成没有论证过程的结论或疑问。有几篇论文，可能也给读者以太简约的印象，则是由于撰写它们原为提供同行专家讨论的缘故，另外也由于我自己不爱喝掺水太多的或酸得牙疼的劣酒。

本书讨论的对象，从晚明到晚清的思想文化的历史，在我看来属于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侧面，这个过程就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的过渡过程。我称之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

关于中国走出中世纪过程的研究，在学术界其实早已开展，不过是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名义下进行的，并且受到名义本身的限制。

这场讨论，从我还在做大学生的年代便已开始，此后时断时续三十年，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三十年。作为旁观者，我觉得这场讨论，固然如有的学者所批评的，存在着一大缺陷，便是先立论，后求证，但也立下了一个功劳，就是将中国中世纪史的研究，推进了，深化了。

推进与深化的表征呢? 明显的一点，就是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主要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角度，去探究从中世纪向近代的历史的过渡，已不限于中国经济史的专门范围，正在多种学术领域内展开。

讨论仍在继续，迄今为止还难下结论，在可以望见的将来或许依然难下结论。若干问题，包括中国中世纪社会内有没有可能孕育着马克思定义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那样的重大问题，在海内外学者中间继续被提出，被研究，被争论。那有什么关系呢? 一切学术问题，总是通过反复研究，反复争论，才有可能由异趋同，或者竟不可能趋同，但无论如何都有益于揭示历史的底蕴。

比如说，十七世纪中叶前后，中国社会发生过剧烈的震动，那是谁都承认的。但从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次震动的解释，虽然异说纷纭，却不是落进王朝治乱史的陈套，便是陷入观念决定论的旧网。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趋向于承认，至少从晚明起，中国社会的确在酝酿一种不同往常的变化，一种明显脱离中世纪旧轨的变化。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然而，在我看来，这场讨论还受到名义的限制，因而造成了讨论的麻烦，也框住了讨论的视野。

好用模糊的但是流行的概念，应说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一种常见病。时常可见这样的学林大战：参战双方或三方，拿着术语相同或不同的概念，争论得一塌糊涂，把读者闹得稀里糊涂，最终却不了了之。原来，谁都不注意概念的涵义的精确性，使用的同一概念可能是“同名异实”，使用的不同概念倒可能是 “异名同实”，争论成了“聋子对话”。更不幸的还有呢。那便是大家都用一种概念进行操作，对概念的涵义即名义的理解也不错，因为它具有流行的权威性，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来，却被限制在这种概念所表现的狭隘观念之内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便可归入这末一类。

不是吗? 多年间，有种意见相当流行，就是以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是母子关系，苗土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定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胎儿或幼苗，好比圣母玛利亚无夫受孕而生下圣子耶稣一样。关于商品经济的这种模糊概念，是旧式苏制教条，明显背离马克思关于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的见解。然而，它被引进以后，在我们这里变得更加模糊，似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是同一个白骨精的两个化身，岂止一棍子打不死，十棍子齿打不死。对商品经济 “来了” 的惊慌，在实际生活中造成怎样的混乱，由那十年内乱期间把堵鸡屁股眼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壮举，至今还在农村留有 “鸡屁股银行” 一类好听的术语，便可见一斑。

人们在谈论 “史学危机”，在评估传统史学，而往往集矢于清代以来的历史考证学，甚至称它为封建史学。我以为，如果寻找中世纪史学传统的踪迹，那末找到历史考证学，起码是找错了主要对象。研究历史，不是首先研究历史本身，不是首先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历史事实，而是首先揣摩上意，密察风向，猜度政治生活上的时祥和流行色，再据以剪裁史料，编织史著，涂饰史评，这不正是中世纪晚期的 “正史” 学风么?这种在近代屡受冲击的传统，一度以 “左” 的形式复活，給史学造成巨大伤害，不是更值得痛定思痛么?

以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虽然也被迫中断很久，但作为史学界盛开过的一朵花，无疑也不能不受风气影响。

比如，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也就是封建关系的解体过程，不外是劳动者同他所有的劳动条件分离的过程，这正是马克思反复论证的。但我们的萌芽史研究，很少从这个角度讨论，总把眼光盯住商业和手工业史，审视商品经济的活跃程度，这就不能不说是受到以前那种流行意见的感染。

又比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发展过程，给人以强烈的整体感。与这个生产方式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往上的政治关系和法的关系，以及更高层次的宗教、哲学等，都逃不出他的法眼，从容自如地信手拈来补充主要论证。因此，他的分析和结论，即使反对者也不敢轻易否认，而以为那属于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体系。我们的萌芽史研究呢? 除了辛苦地在搜索商品经济的材料，便是在计算剥削程度....。（略）

朱维铮

1987年7月8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走出中世纪》目录

序

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

匪夷所思——世纪更替中间的哲人怪想

三百六十年前的“造神”戏

“真理学”、“清官”与康熙

“一介不取”？

二百五十年前的“小报告”

年羹尧与汪景祺

戮心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