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布赖恩·贝利著，顾朝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布赖恩·贝利（Brian J. L. Berry）
《比较城市化》作者简介
布赖恩·贝利（1934-）是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经济、政治和政策科学学院院长。他于1955年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经济学）学位，1956年获得地理学硕士学位，1958年获得西雅图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并于1965年升为教授。1976年，他离开芝加哥前往哈佛大学任职时。在哈佛大学，他成为弗兰克·巴克斯·威廉姆斯的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博士学位的主席。他于1981年离开哈佛大学，成为现任亨氏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城市研究与公共政策大学教授，直到1986年加入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成为社会科学学院的创始人教授和政治经济学教授。
布赖恩·贝利博士的早期城市和区域研究推动了1960年代在地理和城市研究中的科学革命。在1960年代初期，他成为世界上最常被引用的地理学家，这一排名保持了25年以上。他是500多本书、文章、计划报告和其他专业出版物的作者，并多次获得荣誉。1975年，他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成员。1976年，他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并成为美国认证规划师学会的特许会员。在1978年，他担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1988年，他获得了皇家地理学会的维多利亚勋章，并于1989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
《比较城市化》内容简介
《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Comparative Urbanization: Divergent Path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通过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过程的比较研究，认识到在20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尽管城市化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城市化的道路却各不相同，差异化主要源于文化背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并产生了多样化的后果。该书分析了19世纪工业城市化的特征，并对北美、第三世界国家、欧洲城市化的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体现了发达国家城市化理论和第三世界城市化理论。该书是布赖恩·贝利的代表作，也是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前城市化研究重要的研究成果。
布赖恩·贝利发现许多城市政策的理论基础来自“19世纪工业城市化”的理论。因此，他开始认识到正在经历的很多问题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常规的知识不再奏效。20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通过对世界不同部分的比较，使作者深信，尽管城市化存在很多共性，但可以肯定不会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路径，各自的成因及相应后果不同。现在许多实用型城市学家也开始认识到需要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以应付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城市化过程研究。
《比较城市化》译者前言
城市化曾经是20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过程，特别是"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家一直在关注城市化研究。本书是布赖恩·贝利 (Brian J. L. Berry) 的代表作。也是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前城市化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本书通过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过程的比较研究，认识到在20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尽管城市化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城市化的道路却各不相同，差异化主要源于文化背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并产生了多样化的人类后果。本书首先分析了19世纪工业城市化的特征，讨论19世纪发生在城市中的社会转型所引起的人口和社会运动，并指出城市规划的出现是作为对城市负面影响的一种反馈。其次，对北美、第三世界国家、欧洲城市化的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关于北美城市化动力机制和人文结果，从规模、相互作用密度和内部差异三个方面来进行解释。贝利认为伴随着美国出现的马赛克文化，美国的规划方式也趋于支持私有化和马赛克文化，而不是提高规划客体的生产性。关于第三世界城市化的道路，作者认为不同于西方。在乡村向城市社会转型中，人口主要迁移到大城市的外围聚落地带; 在城市经济对劳动力进行吸纳时，会产生空间扩散、阶级冲突以及次文化马赛克等问题; 第三世界政府以西方的理念为基础进行了城市化的速度、规模和方向的控制，但其政策很少具有预见性的结果。关于欧洲城市化的道路，不同于19世纪西方工业城市化，也不同于北美和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经历的城市化过程。在欧洲的不同国家，差异化的形成缘于技术变革、国家意识形态、规划公权力的交互作用，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相应的多样化后果。第三，对20世纪70年代的城市化过程进行诠释，认为北美的城市化过程，既是技术进步驱动的结果，又是社会变革驱动的结果。在以经济驱动为主体的情形下，以一种反馈和保守的方式对公众的利益进行表达，以解决出现的问题。第三世界城市化的过程不同于北美城市化过程，主要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技术影响，尤其是追求最大利润的驱动机制不同，包括竞争机制、公众利益表达等。欧洲的城市变化主要表现在公众利益的变化、公私关系变化以及城市化形式等方面，欧洲有着控制城市变化的多种有效方法。最后，本书还结合20世纪70一80年代的状况，发现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形态和过程的差异化在进一步扩大。美国经历了加速分化和强有力的 “逆城市化” 现象。西欧和其他新市场经济国家，则把更多的平衡力转移到城市的离心化和分散化。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人口一直集聚在大城市，另一方面西方并不存在的很多城市化问题出现在第三世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再一次推动和调整了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也使城市化的研究进入新时期并衍生出许多新方向。相关研究发现，世界上主要城市的快速发展与两个全球过程相关，第一个是经济全球化，第二个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世界城市化趋势表明大城市、尤其是世界城市 (全球城市) 发展迅速。世界经济增长与大城市发展相辅相成，全球化正在重塑全球城市体系，使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城市增长迅速，而远离全球化过程的城市普遍处于衰退。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已被公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两大驱动因素之一。国际上一流的研究机构(如联合国人居署、世界银行、国际系统研究所、福特基金会、梅林基金会、日本振兴会等) 和顶级专家 (如约翰·弗里德曼和约翰·罗甘等) 都纷纷将目光转向中国城市化研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曾于"十五”期间积极推进实施城市化战略; 最近国家实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也将 “城市发展与城镇化” 列为第11专题。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也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推进器。
然而，一方面，由于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国外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的城市化理论难以直接引进并加以应用，国内原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发展理论也难以适应新的发展，所以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一系列科学问题;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背景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高潮时期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状态和问题更加错综复杂。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拉动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城乡迁移、跨区流动，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无与伦比; 此外，全球化、信息化也在对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施加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学者创立的城市化理论，无论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理论，还是第三世界城市化理论，其理论框架虽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城市化研究的现实，但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研究理论框架是非常有科学意义和价值的。
顾朝林
2007年4月于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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