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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时，外婆问小舟班里有几个人被选去排练篮球操，他说了几个名字。外婆问为什么没有你呢，他说我做得不好，又不听话啊。外婆转向我：“你给他报了一年的篮球班，心思都白费了。”我问儿子，你在毕业汇演的时候，有节目吗？他说“有啊，和另一个小朋友牵手入场”。大人们相视一笑，他哪里晓得在每个小朋友都有节目的幼儿园毕业典礼上，他只不过是一个群众演员。
在篮球培训学校，最近的几个周末一直在打比赛。他在U6的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里，稳坐替补的位置，因为交了钱，所以象征性会派上一节，由于比赛经验少，本身的性格对对抗性的运动不适应，表现平平，跟队友相比，显得很弱。
外婆经常提醒我：“你要降低对孩子的期待，承认他在很多方面都是落后于别人的事实。”他爸也经常抱怨这个孩子恼人的问题，如果有人问他儿子有什么缺点，他可以流利地罗列一堆负面的词汇。
仿佛在对于未来的期盼上，只有我在一厢情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坦白说，我很不喜欢“平庸”这个词。平凡可以，庸怯不行。在孩子六岁的年纪，就可以坦然地说“我接受他的平庸”，这对自己不坦诚，对孩子不信任，对社会不负责。
作为母亲，我坦诚面对自己对孩子的希望。
记得有一篇文章，谴责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和期待，文中一个滑稽的逻辑竟然被很多人当做金玉良言，“你自己那么平凡，凭什么要求孩子优秀？”
我们首先把前提设置在“合理范围内的要求”前提下来看这句话。每一个人的生长环境都不同，代际间接受到的资源区别很大，农民的孩子可以读书进城，工人的孩子可以留学做科研，小贩的孩子可以成为商业大亨。作为平凡的父母，对孩子“优秀”的期待，在养育的过程中，是最为合理的一种心理状态。
我们一直关注着孩子怎么被剥夺了快乐和自由，有人关心中年父母亲对孩子未来进行一点心理投资都要遭到批判的窘境吗？
德里达说，“未来是一种礼物”。它对今时今日敞开型的承诺，就是对眼下困境的一种救赎。也许他十四岁还愿意弹钢琴，十八岁想学考古，二十五岁找不到工作，三十岁给河马刷牙，四十岁想当作家。这是他的人生，我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小，但谁能阻止在他六岁的时候，生养他的母亲对他不要庸碌过一生的愿望呢？此时，我做不到也说不出：“我愿意接受孩子的平庸”。
身为母亲，我客观看待孩子的优缺点，听取别人对他的评价，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我对他的信任。
石黑一雄在《远山淡影》里，描述了一个沉浸在女儿自杀阴影里的母亲。借助回忆中另一对母女的关系给读者暗示女主角与已故女儿之间的问题。里面说到佐知子对女儿万里子的态度，会随着外界对万里子的接受度而变化。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与父母之间产生隔阂和距离感，这部分归因于青春期的自然生理心理变化，但是难道没有人为主观的原因？
我们对孩子的反应和接受度，有多少是来自真诚的沟通，而又有多少是受到第三方的影响？我永远不愿与儿子之间的交流之门被关闭，我一直传递给他的信息是：任何事都可以跟妈妈说，困扰你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大事，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有时候我会严格，会批评，但是这是你自我管理做不到的时候妈妈必须要做的事情。
每天晚上睡前，我们都会把白天出现的问题用轻柔而坚定的方式聊一聊，做个总结，再说我爱你晚安。
我信任他，就会试着去体验他的感受。
我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软弱的地方，也有可以发光的品质。
他不是那种招人亲昵的孩子，如果我是老师，也许也很难发现喜欢角落里独自皮嗨的他，即使发现了，也不会在几十个人的班级里喜欢他。
但是我是妈妈，我会注意到他对哪些事情感兴趣，哪些事情他想做做不好需要帮助，哪些事情很抵触其实放弃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会告诉他他珍贵的地方，让他也视之宝贵。
我不愿也不会在他六岁的时候，告诉他他是个平庸的小孩，会过碌碌无为的一生。
我希望帮助他找到自己喜欢的事，陪他坚持，让他逐渐了解，自由需要付出的代价，资质平庸不是过不好一生的借口。
成为母亲，不仅仅给自己生了个孩子，而是为社会提供了财富或者负担。
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阿伦特以纳粹党徒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做一份平凡的工作，他可以在博物馆里给小朋友讲解恐龙的知识，拍摄卖不掉的纪录片，写科幻书或者教老年人弹钢琴，无论做什么，我都希望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社会里，活得不随波逐流，是会产生一些痛感的，这会成为他存在的标志和勋章，成为母亲的骄傲。
为了在他成年的那个世界里，他能有个生动有趣的剪影，我不会在他六岁的时候对他说：孩子，你可以成为一个平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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