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醇亲王奕譞王府相册中，除却系统地展示了太平湖南府、适园等醇亲王府府邸景物外，几张人物照一直颇引人关注。而一张疑似光绪帝载湉与醇亲王奕譞的合影，更是饱受争议。如支持者认为，相册的标注和少年的年龄，与光绪帝颇为相符；而反对者则提出，这样的合影方式有悖于惯常认知中的君臣礼法。基于目前所见的资料，我们仍无法完全证实（或证伪）这张照片中的少年，就是光绪皇帝本人。但通过对醇王子嗣年龄、人物衣着、相册标注及编辑方式等的分析，其为光绪皇帝本人的可能性，或许更大。
相册的拍摄时间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整本相册中的照片具体拍摄于何时。
在王府中拍摄应与别处不同，且其中包括的主要区域即已分布于京城内外三处，加上人物衣着等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本相册中的照片并不是在相同时间点完成的，而是经过了多次的拍摄。相册首页贴附有一页题赠，所用为上海轮船招商局笺纸（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时间标注为1888年7月16日。而在1886年5月奕譞奉命巡视北洋海防时，得益于李鸿章的引荐，梁时泰进入醇王视野，并为醇王及北洋将领留下了著名的影像。因此可以推出，这本相册的拍摄时间，当在1886年6月至1888年6月之间。
▲相册题赠页所用的招商局笺纸
而在李鸿章所作《丁亥春日醇邸召游适园漫成五言诗六十韵》中，有“归来抚镜画，咫尺罗瀛壶。”一句，并标注“上年蒙赐洋法照影适园分景图册”。李鸿章诗中的丁亥年当是1887年，则获赠相册的年份为1886年，可见自醇王与梁时泰相识后，便开始授权梁时泰为其拍摄照片。若李相手中的相册即是这本，则大部分照片的拍摄时间可以确认为1886年夏秋，即醇王巡视海军归来后（1886年6月10日归邸）。但相册中有一帧载泽的骑射像，标注为其十九岁时所摄。载泽生于1868年，照片拍摄于1887年的可能性要更大（当然也存在标注为虚岁的情况，即载泽照片也可能就拍摄于1886年），则说明梁时泰照相馆至少制作有两版相册，李相获赠的版本，仅包括1886年秋适园部分，李鸿章在诗前标注中未提及太平湖南府，仅为“适园分景图册”，应也可证明这一点。
▲其上中文标注为“载泽奉恩辅国公载泽，字荫坪，十九岁照相”
这时梁时泰与醇王刚刚建立信任，邀请梁时泰拍摄并制作这样一册关于适园景物的小册，或许是带有“试用”性质。而作为两者相识介绍人的李鸿章，自然会收到醇王的赠物。因而整本相册中，适园部分照片在1886年夏秋就可能已经拍摄完成，而人物照的拍摄会晚于1886年，但亦不会超出1888年夏的时间下限。
醇王子嗣的情况
在这本相册中，人物照有七张，其中涉及到醇王奕譞与子嗣合影的有两张。第一张即是争议最大的这张合影，英文标注则为“seventh prince with younger son”， 并无中文标注。第二张是醇王与两位幼儿的合影，同样仅有英文标注为“seventh prince with 2 infants”。所以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必须要理清在1886~1888这段拍摄期中，醇王的子嗣情况。
醇王育有七子三女，列表如下：
【子】
第一子：载瀚，嫡福晋那拉氏所生，同治四年（1865）乙丑正月初六日辰时生，五年（1866）丙寅十一月初三日未时卒，年两岁。
第二子：载湉，嫡福晋那拉氏所生（1871），即光绪帝。
第三子：未命名，嫡福晋那拉氏所生，光绪元年（1875）乙亥正月初八日子时生，初九日午时卒。
第四子：载洸，嫡福晋那拉氏所生，光绪六年（1881）庚辰十月二十六日酉时生，十年（1885）甲申四月二十四日申时卒，年五岁。
第五子：载沣，侧福晋刘佳氏所生（1883）。宣统帝之父，摄政王，袭醇亲王。
第六子：载洵，侧福晋刘佳氏所生（1885），过继给瑞郡王奕志为嗣，清末海军大臣。
第七子：载涛，侧福晋刘佳氏所生（1887），一开始过继给贝子奕谟为嗣，后改继给锺郡王奕詥为嗣，清末军咨府大臣。
【女】
第一女：嫡福晋那拉氏所生（名义上），第一侧福晋颜扎氏所生（实际上）。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三月初二日申时生，同治五年十月十八日辰时卒，年六岁。
第二女：侧福晋刘佳氏所生，三岁殇。
第三女：侧福晋李佳氏所生，光绪十三年（1887）十月初九生，嫁一等忠勇公松椿为妻，于民国三年(1914年)去世，年二十八岁。
基于此，若拍摄时间在1886年秋，则在此时，醇王在世的子嗣为次子载湉（光绪帝，15岁）、五子载沣（3岁）、六子载洵（1岁），七子载涛及三女尚未出生。若拍摄时间延长至1888年，载湉将满17岁，载沣5岁，载洵3岁，而载涛与三女尚在襁褓，出镜的概率很低，且均不影响对于单人合影的判断。因此可以推测，有可能出现在相册中的三位子嗣，当为载湉、载沣与载洵。
▲载洵样貌对比
载沣略长于载洵，且脸型细瘦，而载洵脸型圆满，虽是幼时但仍有轮廓，因而基于年龄的判断，“seventhprince with 2 infants”合影照片中，怀抱者应为载洵，而立于左手侧的应为载沣；至于单人合照，年齿上仅有载湉较为符合。而“younger son”的标注，也可以对应醇王次子的身份。
衣着
除却年龄之外，另有一关键性的细节，即是这位少年所穿的袍褂，并不寻常。
醇王与少年所穿，均为有暗纹的常服。因颜色较浅，醇王这件的纹样不好识别；而仔细观察可以看出，身旁少年所穿的常服上，带有至少八处五爪团龙纹样。清代冠服制度颇为严格，但对于常服的要求，则显得相对宽松。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十五“冠服”一则中规定，皇帝常服袍“色及花纹随所御，裾四开，棉、袷、纱、裘惟其时。”常服褂亦类似，“色用石青，花纹随所御，裾四开，棉、袷、纱、裘惟其时。”而对于王公大臣，其所着常服的服色及纹样要求，则是在其符合自己身份的范围内，视情况自行选择。因此，团龙常服所适用的人群，基本限定在皇族内部，如1871年约翰·汤姆逊在恭王府花园中，为恭亲王奕訢所拍摄的肖像照中，恭王所穿即是一件团龙纹样的常服，本册照片中醇王与两位幼子合影时的穿着也相同。且这一穿衣规则的特点可以说是“穿低不穿高”，王公之下，鲜有人会冒僭越之风险穿着团龙纹样的常服。那么在照片中立于醇王身侧的这位少年，其身份至少在王公级别，甚至以上。若为光绪皇帝，在衣着上也符合其身份。
相册性质及编辑思路
如果仅是一张单独的照片，针对照片本身的分析似乎已经到头。但既然这张照片从属于一本经过严谨编辑制作的高档相册，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这本相册的性质及编辑方式，做一分析。
相册封面上并没有与内容相关的标签，只在正中嵌有梁时泰照相馆的店名及地址（天津杏花邨）。相册内部的中文标注均在照片上，应是在洗印时便已经处理过，且与梁时泰为李鸿章拍摄的单人照中，标注的笔体基本一致，可推断是由梁时泰本人亲自书写的。而书写于衬板上的标注均为标准英文花体，则说明有对外的需求。综合这两点可以推测，若是为醇王自家收藏或阅览所制作的私家相册，那么封面和内文标注使用英文的必要性较低，因而这本相册应为定制赠送或作为商业用途售卖，且其传播范围一定很小，出赠者的题签里也说明了这一点（“they have only been get up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首页签赠的内容由美式手写花体字书写，提及这本相册内包含有醇王及其宅邸、花园的影像，获赠者应为美国金融家Wharton Barker的夫人（Margaret Corlies）。这位金融巨头曾努力开拓中国市场，并希望申请铁路、电报及电话的特许经营权，最终未能实现。出赠者与轮船招商局的关系如何暂不得知，推测其应是可以接近醇王及李鸿章这一权力核心圈的人物。
同时需要考虑的是，这本相册进行编辑整理的思路颇为严谨，其照片标注和编排顺序，是有着细致考量而并非随意排列。相册中除去封面封底及题赠页（1、2），共有照片60张，3~29张，基本内容为太平湖南府，30~51，基本为适园，其后内容为蔚秀园（或有退潜别墅的内容），整体编排逻辑是按着醇王宅邸的主次进行的。而其中人物照片的安排，尤其是涉及到醇王及其子嗣的照片摆放位置，应是比较考究的。
开卷是醇王朝服像，这是在表明相册主人的身份，而既然是以王府建筑为主线，则紧随其后的自然是王府大门、正殿、神殿，之后则是皇帝出生地的照片。主人之后，由敬神所在，到天子旧居，这个伦理逻辑是比较清晰的。而紧随皇帝出生地的照片之后，即是醇王与这位疑似载湉的少年的合影，可见这张合影的重要性。在这张合影后的照片，分别是醇王的寝殿熙春堂，以及任真堂（会客处）、退省斋（醇王书房）、朱文端公祠（奕譞授业恩师朱凤标的祠堂）。如果只是和一位普通儿子或者其他人物（如其他府中的子嗣）的合影，排列顺序不太可能在醇王自己的寝殿、会客处、书房以及恩师祠堂这些宅邸重要建筑的照片之前，大可以与之后的人物照片并排，而不用提到如此靠前且敏感的位置。由此可见，这位少年的身份地位，当较为特殊。
另外，醇王自己的单人照片在相册中出现了两张，分别是起首的朝服像和“就槐亭”后、“九思堂”前的便服饲鹿照。或许可以推断为，这些单人照片是作为不同区域照片内容的第一张，统领之后的内容。即太平湖南府部分由朝服像引领，而之后的适园内容，则以便服像为首，这也与两处宅邸的不同功用较为吻合。
可能的合影时间
当这些证据和推理都指向光绪时，那么我们应当去考量，在这本相册的拍摄时间段内，他是否有机会与其父奕譞完成这样一张合影。事实上，这样的时间点不仅存在，而且不止一个。
1886年6月，醇王巡视海军后回到北京。根据实录与起居注，这半年中，醇王与光绪并无密切接触的机会。也就在这一年秋，慈禧太后批准醇王奏请，在光绪亲政后再训政两年，并确定了光绪亲政典礼的日期与细则。1887年2月7日，光绪帝亲政，之后的日子，也较为平稳。但就在1887年夏天，醇王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只得告假在家调养。查《翁同龢日记》，1887年6月30日有“贺醇邸生子，送如意，并问疾。”的记录，可知在此时，醇王就已经告病。可直到当年秋，醇王的病依旧没有好转，作为帝师的翁同龢多次前往探望，并记录下了醇王的病症发展情况。
8月27日载：“遣人问醇邸疾，邸送菜并有函件，邸疾屡反复，肝气胀，为攻药所苦，今略愈矣。”
10月3日载：“昨问醇邸疾，闻又重，自十三日强起看马后精神殊顿，日才进藕粉两匙，大便又不行，可虑也。”
10月4日载：“退问醇邸疾，其仆云，自十四日起又呕吐不进食，方仍用参术等，无甚验也。”
11月5日载：“退后祝醇邸，门上人云病见轻，家人同其仆则云实未见减也。”
11月30日载：“入时遇谟贝子，云前日见醇邸精神短，可虑，比见庆邸，语亦同，欲与御前同奏，请上诣邸看视，然究嫌疑之间也。入时巳正，甫坐上忽垂泪，谕云醇亲王病重，今日世铎奏闻，又云醇亲王手足发颤，语甚急切，泪益多。于是臣龢耸然凄然，不知自涕之何从也，既慰安上意，又默体上心。······退即直诣醇邸处，至书房，寻内回事者出，据云食极少，夜不能寐，手足皆不能自运，前日大解尚调。”
12月3日载：“晨晤庆邸，云昨见醇邸，迥非一月光景，精神虽强支而语音不振，甚凄惋也。遣人问候，府中人亦甚忙乱，方按则仍如昨，亦有语音不振、喉间痰滞云，恐意剧矣。”
12月8日载：“遣人问邸疾，方按云声哑食少，病仍延缠，竭力调治，语似紧矣。”
可见醇王病情的恶化，使群臣和皇帝开始担心最坏的可能，并希望促成皇帝前往探望。于是慈禧太后决定，要偕光绪帝一同去醇邸视疾。
根据《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中记载，第一次前往视疾的时间是光绪十三年冬十月戊申，即1887年12月9日。根据之前的安排，是与太后一同前往。对于这次探病情况，翁同龢于次日的日记中，记录下了从光绪帝本人及内侍口中听闻的情况：“昨日上于巳正启銮，午正到邸，随太后见邸四次，邸以厚褥铺地，欲起跪而不能，欠伸而已。此上所述也。闻上初到府中，至花园游览，有愁容，最后出至书房，与二位阿哥共处，曾落泪不怿，此内侍所言也。申初先回銮。”
一周后的12月17日（光绪十三年冬十一月丙辰），光绪帝再次前往醇邸视疾。此次视疾的具体情况，翁同龢日记中并没有记录，但在1887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翁同龢较为详尽地记录下了自己前往醇邸探望时，醇王的状态与对话。此时的醇王“目光尚好，语音微，舌屡卷，唇微笑，神气如常，而瘦甚矣。手指略动不能拳，腿不能动。”两人的对话中，翁提及医者曾提出可以吸烟（应是鸦片）以缓解病痛，问醇王是否知晓，醇王答曰：“知之，所恶有甚于死者。”最后醇王还唤出六子载洵出来面见作揖，“貌甚清而丰满”，这一幕令翁同龢甚难忘怀。
两天后的1888年1月2日（光绪十三年冬十一月壬申），光绪帝再次随同慈禧太后前往探疾，而1月14日（光绪十三年冬十二月甲申）、2月1日（光绪十三年冬十二月壬寅）、2月27日（光绪十四年春正月戊辰）三次探望，均是皇帝独自前往。3月29日（光绪十四年二月己亥）则又与慈禧太后同行，并在府中看戏，只是这一日的情形，第二天翁同龢问询时，光绪并未回答。此次之后，直至1888年8月19日（光绪十四年七月壬戌），光绪再次陪同慈禧太后前往视疾，这数月间，翁同龢日记中也再无其前往探病的记录。
由翁同龢的记录可见，这一场大病对醇王身体打击很大，乃至为三年后醇王的早逝埋下隐患。但在客观上，也促成了这对父子在已成君臣之后，又有了数次亲近接触的机会。而若存在拍摄照片的可能，考虑到慈禧太后此时对于照相术可能抱有的负面态度及敏感的个性，则这些光绪单独前往醇邸视疾的日子，是最符合也是仅有的拍摄时间（即1887年12月17日、1888年1月14日，2月1日，2月27日）。
对于这连续的几次探视，醇王是很感动的，这份感动也化作其在《九思堂诗稿》中的诗句。在这首写于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即光绪帝最后一次前往视疾的当日，1888年8月19日）的诗中（载《九思堂诗稿续编卷十二》），醇王写道：
自去夏患病，入秋转甚，冬初弥剧。历蒙恩赐医药衣物，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初三日、十九日，十二月初二日、二十日，本年正月十六日，二月十七日共七次，命驾临视，迭荷御笔字画、长寿佛、如意、珍物银两之贶，并手赐亲佩寿字玉佩，温纶吉语，稠叠骈蕃。
皇帝历以金佛、如意、福寿字暨条幅、玉器、银两为体，本月十七日复蒙临视，自顾庸愚，渥叨异数不惟国朝所未有，亦史册所未见，迺旷典频邀而孱躯依旧，求万一之报而不可得。感悚之余，恭成一律。一则留示后昆，永纪天眷；一则自责尸素，兼誌殊荣云。
湛露长垂爱日温，余生非分沐殊恩。
三霄星朗资延寿（殊笔三星图），
九转丹灵藉返魂（赐药凡数十品）。
宝车亲扶瞻帝孝，慈云普被及臣门。
隆施覆载难云报，永祝鸿尘一念存。
比较遗憾的是，最为关键的《九思堂诗稿续编卷十一》一直未能见到，其应覆盖了1887年的大部。尽管醇王在卷十二起首自述“自去秋卧病，至今杳无一诗”，可见《卷十一》中所收录的诗作应并不多，但仍是对于其病中心态最直接的表达。
现场还原
藉由醇王的重病，也可为围绕这张照片最大的争议，即“皇帝是否可以被拍照”，以及“醇王坐而光绪站立”这一不符合常规礼法的情况，对照片拍摄的具体情形作一推测。
对于当时“皇帝是否可以被拍照”的问题，确实很难有比较直接的证据来指明可与不可。在当时接触过照相术并留下照片的人物中，地位最高者即是醇亲王奕譞与其兄恭亲王奕䜣，两者对于照相的态度是相对开放的，奕譞的接受程度甚至要高于奕䜣。但由亲王到皇帝，对待照相术的态度和会引发的效应，很难有量化的界定。因而只能从这些材料出发，以人之常情做揣度。
处于重病中的醇王，无论其自身感受还是来自医者的反馈，对于病情可能都不会有乐观的估计。且醇王兄弟姊妹多早逝，道光帝的九子十女中，除醇王外当时仍在世的仅有五子惇亲王奕誴（1889年即逝）、六子恭亲王奕䜣，四年前（1884）胞妹寿庄固伦公主的去世也对醇王打击很大。这样的情绪下，面对被迫承袭帝位的儿子，醇王或许是想通过照相这一方式，留下一些纪念。尽管醇王在光绪登基后谨遵君臣礼法，但父子之情应不会完全被规训成一种单纯的君臣心态，那么这种或许是超越君臣礼法边界的想法乃至行动，也应是有理由存在的。且对于醇王来说，对于照相术已经有比较充分的了解，自然明白照相本身对于自己乃至皇帝，不会有任何伤害。
对于光绪帝载湉来说，之前其是否直接接触过照相术不得而知，但概率是很低的。毕竟在宫禁之内，基本不会存在拍摄的可能。而在宫禁之外，其活动亦多是祭祀礼拜，只有独自前往醇邸视疾，是相对自由的环境。而联系醇王曾将梁时泰所拍摄的巡阅海防照片上承慈禧太后的情况，光绪对于照相术以及照片，应有间接的基本认知，甚至有可能在醇邸探病期间，见过梁时泰之前拍摄的部分王府影像。那么若当醇王提出合影的建议时，一位十五岁的少年天子应不会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况且其面对的是病重的父亲。甚至一种极端的可能是，在光绪帝四次独自视疾中，因见到梁时泰拍摄的照片，而萌生与其父合影存念的想法，并在之后的视疾时完成了拍摄。这样整张照片的拍摄，主导者便变成了光绪，醇王以及梁时泰则是对于君命的遵从。
至于“醇王坐而光绪站立”这一不符合常规礼法的情况，既是醇王实际身体条件的限制，也应是光绪帝自身心态的表现。上文已述，醇王病重期间，自身行动已十分不便，其表现便是如翁同龢所见的“手不能拳，腿不能动”，乃至在面见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时不能跪拜。光绪既是前去探病，当时醇王身体行动不便的程度如此严重，而皇帝视疾本身便是要体现孝道，无论是否拍照，执意按照所谓的君臣之礼相待，都有些不合情理，或者说有违孝道的。根据翁同龢记叙中光绪对于醇王病情的忧虑程度，拍摄时也应会照顾其父的身体状态。同样考虑到极端的情况，光绪帝若将“坐”作为一种君命加于醇王的话，那么这一行为也就有了最正当的理由。因此皇帝侍立在侧，非但不是有违礼法的表现，而恰恰是在遵循着儒家伦理的要求。
奕譞在《九思堂诗稿续编》卷十二中<燕居>一首有句：“自笑孱躯衫履态，颓然废去送迎仪。”并在其下注明“病久不良于行动，需扶掖”，可见当时醇王病态之重。“未老扶僮亦自怜”（自注“步履仍复蹇涩”）“病未除全天许懒”（自注“左手仍僵，腿疾依旧”）这样的诗句和注解也表明醇王身体恢复之缓慢，须知前一首是醇王自宅中“成乐轩”步行到“朴庵”过程中口占而成，步行距离应不算长，可见直到1888年8月后，醇王身体仍未完全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七张人物照中，有一张醇王端坐正中，几位府中亲随还伺两旁的照片。通过对座椅、地毯细节以、醇王表情姿态乃是侍从手捧的碗盏等的对比可以看出，其与这张同疑似光绪的合影应为同时拍摄，地点应是府中某座门内。此时醇王及侍从均已换上暖帽，也可推测出大致的季节。清代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换季》有载：“每至三月，换戴凉帽，八月换戴暖帽，届时由礼部奏请。大约在二十日前后者居多。”而据《翁同龢日记》载，1887年换秋帽是在10月10日（八月廿四）。侍从所持物品暂不知有何缘由，而书与剑的组合，不由令人想起两年后奕譞为纪念五十大寿拍摄照片时，两子载沣载洵各捧赐刀与书，分侍左右的画面。（也或许是因为这一原因，《故宫人物照片荟萃》中才会将这张误标为“奕譞五十岁寿诞”。）在这张至今或许已无存的照片上，知命之年的醇王题诗云：
自题五十岁洋法照相
沣儿捧御赐刀，洵儿捧书分侍
衰颜重著旧征袍，顾盼情殊侍侧豪。
陈迹花飞春梦远，肚怀风散阵云高。
挽强力尽千钧弩，淬厉功惭百辟刀。
知命年参知命义，先将诗礼最儿曹。
醇王晚后给人的印象偏于谦谨软弱，但在“辛酉政变”时亦曾有过拘捕肃顺的经历，当时年仅21岁。人的性格自然是复杂多变，在讨论某一时间点上的行为时，也很难简单地用其呈现出的常态来揣度，因而在此不多分析其性格。这样一张合影在今天看来，与当时许多惯行的规则相违背，但历史现场的情形有时就是让人难以预料，况且这一情况的达成也还有着较为合理化的路径。
几点疑问
● 服装与拍摄季节
根据上文的推测，则拍摄时间均集中在冬季。但从相册中两张基本连续拍摄的照片以及收藏于宫中的福晋照看，人物衣着似乎与严冬有所出入。即便拍摄时间在1888年3月29日的初春，据《翁同龢日记》载，4月8日其穿戴仍是“毡帽，棉袍褂，去白袖头，惟黑绒领未接”。且拍摄位置在府内门前，想用室内温度高的理由来解释，也不是很能令人信服。同时，醇王手中执有羽扇，最初想到的合理化解释是，若当醇王的仪态可能因为重病而并不良好时，选用这些道具作为掩饰，是一种拍摄技巧的体现，梁时泰这样的成熟摄影师应该会考虑到这点。但若参考大概率同时拍摄的另一张照片中，醇王空手端坐，那么这一解释则稍显牵强。对于上述这一推测思路来说，人物服饰与季节的出入，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 人物照的必要性
这些人物照片在拍摄时应该是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私密性，除了摄影师梁时泰和被拍摄者之外，应不会有更多的人知晓，且当梁时泰制作相册时，对于照片中人物的身份地位是有所了解的。但问题在于，是否有在相册中加入这些人物照、尤其是醇王之外人物照片的必要性？如果为了售卖，仅选用景物照片及醇王单人照即可；若作为有醇王授意的小范围赠品，那么这些人物照的出现同样过于敏感。
● 烟画
这张疑似光绪帝的合影照片，在1900年后，又出现在英国烟草公司Ogden出品的Guinea Gold（几内亚金）香烟的烟画中。分别标注为“Kuang Hsu”以及“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His Father”。显然这些图像的源头是梁时泰拍摄的这本相册。究竟是有外国人辨识出了这就是中国的皇帝，还是基于相册标注的推测，抑或只是道听途说的选择，目前仍不得而知。
● 海岳开襟
整本相册更大的谜团即是最后一张照片，片中的景物乃是圆明园海岳开襟。相册拍摄阶段，醇王同时也在负责清漪园的复建工作，理论上存在前往圆明园进行考察的权力与机会，或许也会嘱命梁时泰随行，拍摄园中尚存的建筑景观，以用作修复清漪园之参考。但这样的照片非常敏感，也与整本相册的主题难以形成关联，为何作为相册最后一张照片出现，尚无比较合理的解释。这既是最难以解释的迷，也是对于梁时泰和他可能还存在的照片最大的期待。
余论
究竟光绪有没有留下一张真实的照片，其实凭借以上的推理分析，也尚不能作出完全确凿的论断。无论证实或证伪，我们都还缺少一些最具说服力的关键证据。最准确的资料，仍是停留在笔墨上的御容画作。这似乎也是对于光绪和他的时代的一种隐喻。在照相术已然发展成熟的时代里，这位年轻的君主为自己留下具象容貌的方式，却与一千年前无异。而历史真相的谲诡与无常，总会超乎时人与今人的想象。
图文 | 高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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