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 王赓武先生忆恩师游寿先生

1942年至1947年，游先生任职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图书馆、中央大学。游寿先生的文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先秦、汉晋、隋唐时期。研究方法上，特重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结合，以出土文献补正史籍之不足。先生治学，力求独辟蹊径。游寿先生回忆，在李庄时，研究院中“有一大批墓志拓片，没有人问津。因此我便整理这些拓片。我的一些金石文章题跋就是这时写的。”

          

                    ——栾继生教授《游寿先生传》

我的老师

（节选）

王赓武 

我的诸位老师才情各异，其中最让我在意的是教中国语言及文学必修课的教授。教授名唤游寿，她不太像教语言、文学的老师，反而比较像语文学学者。她的大一课程毫无架构，纯粹教她喜欢的东西，听凭学生自己想办法领会她拣选的课程内容。就我而言，幸运的是她喜欢古典文学，虽然一开始大部分授课内容听来一头雾水，但是她娓娓讲起《诗经》和长篇汉赋选文时情真意挚，激励我尽力跟上课程。教授开始注意到我，因为我显然很努力。班上同学对教授挑选的诗文都不陌生，但我不像他们，我必须拼命才跟得上课程。教授对我的外国背景感到好奇，或许是因为（这点我后来才知道）她曾经在厦门教过书，敬佩当地一所大学的创办人陈嘉庚，陈嘉庚发迹于英属马来亚。

游寿教授还欣赏班上另一位同学，他不只真的会作旧体诗，还写得一手好字。这位钱璱之出身书香门第，年幼时就已精通种种技艺。我想全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游教授是多杰出的学者，也因为教授的学问而对她另眼相看。教授个子娇小，貌不惊人，外表几乎总是不修边幅，她讲话带一口浓浓的福州腔，我花了一阵子才听懂她的课。慢慢地，我开始了解到她上课的内容不是从一般的教科书随手取来，而是研读原典的成果。我们有幸聆听她如何做出评断，以及她为何认为自己的看法胜过大家普遍认可的评注。当时没有意识到，但如今回头细想，是游教授的身教让我初次领略何谓全心于学问的学者风范。这门课要教的应该是从上古到明清的中国文学导论，但教授专注在语言的上古起源及中国诗歌的发展。我其实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小说，但她没有给我表现机会，这让我有些失望，不过她差不多只讲到唐代诗人的后面一点。缘此之故，我对近一千年中国文学的知识多年后依然贫瘠含糊。但对我而言，幸运的是她确实教了好几首宋词名作，这几首宋词让我想到父亲曾经说过他的外祖父陈廷焯的事，不过父亲自己并不热爱词，所以我那时不明白他的外祖父为何备受推崇。偶然之下，接近课程尾声时，有次游教授解释起词为何在宋代发扬光大，我提到父亲认为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对这个议题有所贡献，而教授竟然熟知这本书。这让我觉得自己不再只是个华侨，不再那么格格不入。这是我初次体会到自己沾了祖上的光，而且在最后几周的课堂上都沐恩其中。那时父亲已经回马来亚了，我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游寿，父亲相信我一定可以应付得来，鼓励我多就教于她。

我之后再也没有见到教授，一直到1993年才听说她的消息。那时我在香港大学，她的一位学生来访香港，带来她的问候，还带来她一些诗作的翻印本。原来这几十年间，她都在中国最北端黑龙江省的一所大学教书。她继续研究甲骨文，同时也成了东北部族历史文学的专家。她的学生没有提到她在“文化大革命”年间的遭遇，不过1980年以后，她再次成为备受尊敬的学者。

我很高兴能收到她的问候，寄了我的一本书给她，甚至希望或许可以和她再见上面。可惜几个月之后，1994年，我听说了她的死讯，享寿八十八岁。直到那时，我才终于知道1947年她怎么会跑到国立中央大学教大一文学课。我得知当年她学习古典语文学有成，加入因抗战西迁至新址的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当时她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之间有些误会。她脾气顽固，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最后终于被请走。她先在四川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担任教职，后来于1947年加入国立中央大学，搬到南京。

傅斯年是他那一辈数一数二重要的历史学者。他跟着蒋介石政府到了台湾，成为台湾大学校长。我在香港时曾经和台湾“中央研究院”交流，多加认识了台湾“中研院”资深学者和他们在古典语文学方面的成就。我不禁揣想，如果游寿没有和傅斯年闹翻，仍然待在史语所，她会不会跟一些同事一起来到台湾，也和他们一样因为才学而广受肯定。不过对我而言，她是为我开启眼界的老师，让我看见古文字在文学发展中的力量，也间接帮我做好准备，让我多年后在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教书时，能无畏地面对先秦时代的历史。

原载于《王赓武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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