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生于1924年，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就处在民国年代。因此，民国这两字，在我们当下年轻人看来，或许只是个久远的过去；但是在金庸老先生看来，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如果文学创作需要想象力，有几个人会想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充满武侠气息？譬如周围的谁谁谁就是个大侠，路上看到人就是刺客之类的？周遭的日常生活并不具有江湖武侠的感觉。
金庸的青少年时代，山河破碎，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那一代人可以说是饱经国难忧患，这也投射在金庸的武侠创作中。大侠们往往具有明显的家国情怀，是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因此，一个对家国拥有忧虑精神的人，其实有时候是很难把武侠的想象趣味与民族的现实苦难结合在一起的，他只能付诸于久远的历史，离现实越来越远，这样小说也就更具想象力。
其实金庸以前民国时期出现的武侠，也多是在写反清复明或者改编公案题材的小说，证明读者们还是喜欢看过去的事情。毕竟现实生活是什么样，大家再清楚不过了。
当然很简单，套用电影叶问里面警长的一句话：什么年代，还比武功。比武器了，枪啊！
清末开始，民间就开始有大量枪支。
太平军和湘军、淮军中，根本没有手持冷兵器作战的单一部队。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就曾坦言，（忠王李秀成部）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
在李秀成军中练习太平军运用近代枪械的洋人，则认为“太平军中四分之一的战士佩戴步枪和来复枪，忠王的一千名卫队彻底佩来复枪”
这是军队，但地方老百姓也有很多自制枪支，比如火铳。
兵荒马乱，强制普及率是极高的。
到了民国初期，枪支更是散播到全国。
20年代末的一项对民间枪械的调查数据更是惊人：仅仅广东番禺、东莞等10个县的民团有枪20万余支，其中仅番禺县的民团就有10万余支。
1924年10月《香港华字日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枪械以广东为最多，合商团乡团各种自卫枪械与现役军队并土匪等军，共有四百万支之巨。
天啦，仅仅广东省的民间枪支就高达400万支，此时广东人口不过2000多万，除去老弱妇孺，基本青壮年可以做到人手一枪了。
人手一枪，还使用狗屁武功。
你就是黄飞鸿，遇到一个拿枪的老太太，也得被秒杀。
其实金庸生前曾回答过这个问题：
首先，武侠讲究侠气，而民国整体是比较压抑的，人活着很难有侠气。相比之下，宋代是比较富裕的时代，人活着相对任性一些。
其次，离现实越远，人们就越觉得好看。这个说法很有道理，金庸写了很多超现实的途径，从天山写到大漠，这样的异地风情会让读者感到好奇。
其三，武侠依靠暴力行走江湖，而民国是已经有了现代的警察制度，侠客杀人，警察局很快就会来找，接下来就不好写了，说侠客好违反法律，说警察好又折损了侠客的威风。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金庸不写民国武侠。但个人认为，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金庸在写武侠之前，并没做很多准备，属于急就章，平时他连看现代小说都很少，自己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成为小说家，所以他初期的写作是以模仿为主，比如《连城诀》等。
这些小说模仿的是民国时期武侠，民国武侠主要有两个大的路径：
其一，写反清复明，因为民国代清，统治者比较喜欢看批判清朝的书，武侠作家们追捧天地会等，这对金庸的早期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其二，公案小说。讲述武侠从受冤枉到复仇的过程，这种写法历史悠久，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当然，民国武侠有众多流派，但普通作家多是演义以上两个题材。梁羽生在这两个题材上也有较多创作，而金庸匆匆上马，就是为了替代梁羽生，所以他也是从这两个题材延伸的。
金庸一生的作品中，许多都可以套入以上两个题材，当然，后期的《鹿鼎记》完全不同，金庸对这种写法自己也没信心，只是说小说总要求新。由于《鹿鼎记》过于直白、反道德，金庸受到了一定批评，此后就基本搁笔了。
金庸写作的长处不在于题材选择，而在于细节的营造，他总是尽可能先把人物写鲜活，特别突出他们性格的两面性，然后再将他们放入具体情节中。比如郭靖与黄蓉，两人先是谈情说爱，然后情节才加速，将二人置于激烈的矛盾中，给人以悬念丛生之感。
这种前慢后快、前边写人后边写事的方法，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策略，与普通武侠作者力求故事复杂、节奏快速相比，虽然看上去似乎老套，但由于对人物的渲染足够，反而更能动人心魄。可以这样看，金庸的小说中其实夹杂了个人史的写法，所以很好看。有了这样的写作诉求，则题材比如就显得不太重要。
金庸已写熟了古代，让他去写民国，要做许多考证功夫，且未必能给他带来更多读者，所以编新不如叙旧。其实写民国题材的武侠小说家很多，靠题材本身是写不出名气的，没必要在这个方向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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