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扶摇直上的安禄山到最后其实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等着朝廷的屠刀，要么起兵杀向长安。
只是安禄山选择了更有希望破局的后者而已。
先来还原起兵之前安禄山的心理状态——
起兵之前的安禄山其实始终处于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天宝十三年（754），安禄山最后一次去长安打卡，离开时玄宗亲自去望春亭给安禄山送行，当皇帝将自己的衣裳脱下来给安禄山披上时，安禄山的内心竟然瞬间被恐惧填满，他以为皇帝又要找借口将他留下，而留下之后又很难避免被杀的命运。
到这时，安禄山的起兵已经很难避免，因为他与长安朝廷的关系已经彻底崩盘，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
怎么说呢，安禄山反叛此时已经是朝野人士的共识，只是玄宗皇帝还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罢了。
在正式的决裂之前，双方还进行了最后一次试探，尽量避免最坏的结果：杨国忠想将安禄山以及他的心腹调往长安以解除他们的兵权，安禄山也同时请求皇帝用三十二个番将代替汉将。
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条件。安禄山不入朝，朝廷不同意安禄山的请求，此时的双方事实上已经决裂。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正式在范阳举兵造反。渔阳鼙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禄山起兵的最直接原因就是：边将群体与宰相杨国忠的矛盾不可调和。
以安禄山为代表的胡人节度使是宰相李林甫当政时的特殊产物，当时的情况是，安禄山等人只会对大力扶持他们摘取富贵的李林甫俯首，当李林甫去世之后，这种表面的平衡立马就被打破，因为，边将群体的实力让新任宰相杨国忠严重不放心，而安禄山这些人也具备叫板宰相的实力。
所以，杨国忠当时的第一要务就是将这群人进行换血，换上自己的人，然后才能维持朝野的平衡。天宝十二年（753），哥舒翰被任命为河西节度使就是杨国忠打的一张制衡安禄山的牌。
可是，安禄山等人根本不可能乖乖将已经到手的蛋糕再拱手让出来，尤其是此时的他们不仅拥有军权，更是有对辖区的财权、民事权、监察权，妥妥的土皇帝，他们肯定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于是，冲突就这样产生了。
而安禄山又比谁都要清楚，失败的结果只能有一种，那就是被杀。
是的，大唐从建立的那天起就被注入了内斗的基因，而且是你死我活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那种。虽然李世民和唐玄宗在即位之初都在尽力消弭这种负面影响，但只要有机会，这种基因还是会随时垄断大唐君臣的意识。
从唐太宗上位之后，大唐的内斗根本就没停过，就是唐玄宗也干过在同一天内将三个儿子同时赐死的狠事，你说安禄山的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
尤其是前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差点被整死的情况下安禄山的恐惧简直是日日加剧的节奏。
没错，在大唐，一个边将站得越高，风头越劲，一头栽下来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安禄山这种被皇帝宠上天的人。
天宝二年（743），安禄山入朝觐见，获得了玄宗皇帝的高规格接待，离开时，皇帝甚至要求宰相以下的高官必须去给安禄山送行。
此后，财富、名誉、高位就像潮水一样涌向了安禄山，就是内心与安禄山绝缘的杨国忠也不得不强忍着内心的不甘低三下四搀扶安禄山。
而此时的安禄山内心更慌了，他知道这种集体抬高的结果肯定会导致自己一朝被扔下高台，粉身碎骨。所以，安禄山只能疯狂地在边疆发起对契丹、奚的战争以维持与朝廷之间的平衡，造成一种朝廷离不开他的假象。
但这种办法毕竟不能治本，随着天宝十一年（752）李林甫去世杨国忠上位，安禄山已经能感觉到从长安吹来的丝丝凉风准备对自己放血。
这种边将与宰相的内斗，双方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对于安禄山来说他要么起兵要么等着被杨国忠整死，对于杨国忠来说就是保证要在安禄山起兵之前整死他。
这是一个死局，就是玄宗皇帝也解不开。虽然他在安禄山最后一次觐见时仍旧各种抚慰给其吃定心丸，但安禄山是个明白人，他与大唐的系统已经严重不兼容。
从长安离开的那一刻安禄山都知道自己回去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就是唐玄宗自己也清楚，安禄山这次离去大概率会与朝廷兵戈相见，只是他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罢了。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安禄山具备起兵的实力。当边疆的节度使们集体成长同时拥有了军权、财权、民事权、监察权之后就已经注定了他们与朝廷的离心离德，尤其是边军已经在整体实力上强于朝廷军队的情况下，平衡就已经被打破。
这个时候，只要双方有矛盾，节度使用本能做选择都会打起兵这张牌。
而事实又是，此时的安禄山简直就是武力值爆满的节奏，看看他身上的头衔你就懂了——
天宝十三年（754），安禄山最后一次入朝，玄宗皇帝加封其为尚书左仆射、陇右群牧都使等职，还给了安禄山两个儿子不同程度的赏赐；
这些职位叠加在一起，安禄山已经成长为妥妥的实力派，完全具备叫板朝廷的实力。再加上当时的边军以及节度使的属下各级官员对自己直属领导的忠诚度更高于朝廷，这就更坚定了安禄山起兵的信心。
所以，无论是从内斗、唐朝的环境、彼此关系的本质，还是双方实力的失衡，安禄山都会起兵，而朝廷没有在安禄山起兵之前解决掉这个刺头就只能面对战争的蹂躏。
有些事，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时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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