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军队和财政永远是帝王维持王朝运转的三大抓手，但核心永远是钱，每一个王朝的灭亡几乎都是从财政崩溃开始的。
自国家制度产生之后，为了维持王朝的运转都会定时、定量向老百姓征收一定的“赋”和“役”来平衡各项开支，以支撑王朝的运转：
“赋”就是田租，“役”是给国家义务劳动。
汉朝执行轻徭薄赋，执行十五税一，实际征收的标准往往是三十税一，汉文帝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前后减免田租的时间迭加起来有十一年之多。但力役还是照常执行。
由于帝国疆域的辽阔，老百姓在服力役的过程中花在路上的时间相差太大，于是朝廷就相应做了变通，老百姓可以通过交钱来免除力役。西汉的标准是，老百姓可以交二百钱来抵消每年一个月的力役。
在田租之外，西汉还通过对皇室控制的山林池泽进行开放，然后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这就是最早的商业税，到了最后，西汉的商业税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田租收入。
接着，汉武帝又通过对盐铁酒的专营进一步提高了朝廷的收入。怎么说呢，如果仅仅是靠田租和力役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汉武帝常年对外用兵，支撑汉武帝长时间走扩张路线的还是所谓的商业税。
就这，汉武帝还经常缺钱，于是又通过重用桑弘羊等经济精英出台各种财政政策，比如，鹿皮货币，平准均输等方法进一步丰盈朝廷的收入。
也就是说，一个王朝的前途命运永远和它的财政政策是深度绑定的。北魏为什么能在北方立足那么久，就是因为，它放弃了原始的靠战争掳掠的方式维持组织运转的方案，开始落实均田制、俸禄制，执行正常的税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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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一个王朝都会将天下的田地登记在册然后分成不同的等级，按照等级的不同执行相应的征收标准。比如，清朝的江苏和浙江地区田租就比其他地方要高。
田租的征收最开始是大豆、布帛、稻谷这样的实物，唐朝在执行两税法之后开始将实物折合成货币进行征收，税赋货币化开始在历史上逐步推广。
怎么说呢，唐朝的命运一直是和其财政政策深度绑定的，最初是租庸调，但这是建立在户籍账册一直保持精准的前提下的，一旦户部的数据成了一本糊涂账，朝廷的正常税收就会大受影响。
所以，唐德宗建中元年，在财务大臣杨炎的建议下，唐朝开始执行两税法。但在后来执行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各种漏洞，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分化。
实际上，唐朝的财政政策一直都不太健康，唐太宗征伐高丽时就因为大范围的征调而造成了四川的动乱，唐朝节度使群体的出现也是因为朝廷无法支付边军的开支而将财权下放给了地方节度使，从而造成了外重内轻进而酿成了安史之乱的惨剧。
可见，军队、财政，皇帝失去其中的任何一样，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由于唐朝严重依靠从运河运过来的江南税赋，一旦运河受战争的影响而中断，朝廷立马就会出现断粮的现象。这也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之后必然会出现的弊端，隋炀帝为什么要将洛阳定位为东都，除了政治的考量外就是为了方便接收江南的税赋。
此后的王朝税赋政策也大致如此，都是在唐朝两税法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已。
重点说一下清朝的税赋政策——
康熙五十年（1711）朝廷诏令：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就是以当年二千四百六十万户的人口为标准，清朝的人口税以后都是固定值。
雍正后来更是将田租和丁银合并在一起进行征收，也就是摊丁入亩，清朝每年地丁银的收入大概在三千万两左右。
除了地丁银，清朝还有其它方面的收入，比如：漕粮、盐税、关税等。
清朝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这六个长江流域上的省份征收以大米为主的漕粮，同时在河南和山东征收以小麦和大豆为主的漕粮。清朝每年漕粮的收入大概在四百万石左右。
其次就是盐税。清朝的盐税是在盐商购买盐引时征收的，由于盐商会将这一部分费用摊在所售卖的盐中，所以，盐税的覆盖面本质上是全体老百姓。
随着海洋贸易对清朝的渗透，清朝的关税后来居上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一环，怎么说呢，清朝的生命周期能够延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部分收入的支撑。但由于清朝对关税认知有盲区，将其交给了外国人来打理，因此也蒙受了不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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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因为战争而创造的一种新型收入，厘金。为了支撑平定太平军的战争所需的大额开支，地方督抚就在原有关卡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关卡并增加了许多名目的收税项目，比如天津的芦苇税、武汉的船税。这部分收入也为清朝带来了每年两三百万两的收入。
当然，像一些有资源的地方也会被征收相应的矿税，比如山西的煤税。
和汉朝一样，清朝的商业税是远远高于传统的田租的，清朝灭亡的前一年，税收还高达七千万两的数值呢，其中主要就来自于商业税收。
但说实话，清朝的灭亡也和朝廷失去财权有关。太平军起义之后，出于镇压叛军的需要，地方督抚往往将当地的税收进行截留，抗命不交也是时常上演的戏份。这完全是因为地方督抚在权力坐大之后的正常行为。
当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清朝各省也就纷纷独立，因为他们在经济上事实上已经是独立的。
所以，清朝的灭亡本质上也是从财政体系的崩溃开始的。
当朝廷收不上来钱的时候，也就无法支付军队、工程建设、官员工资等方面的开支，只剩下崩溃。
这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什么将财权紧紧握在手中的重要原因。唐玄宗为什么频繁更换宰相，又为什么重用李林甫和杨国忠，本质上也是，他需要能搞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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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宋徽宗重用蔡京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蔡京能够解决财政问题，支撑宋徽宗因为个人欲望扩张的大额开支。而宋朝之所以会和金国签订“海上之盟”共同灭辽，实际上也是宋徽宗为了转移财政赤字的内部矛盾而打的一张牌。
清朝对于财政更是所谓的精细化管理，除了税收由朝廷统一分配之外，就连工程建设超过二百五十两的也要报皇帝批准。
因为，财政的背后其实就是权力，只有财政健康了，权力才能稳固，朝廷也才能永远驾驭军队和官僚群体。
总之，不论是对于一个王朝还是个人，钱永远都是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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