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更迭本质上只是人事的变更，历代都是帝王指挥三公九卿或者三省六部干活而已，但秦汉、隋唐毕竟属于规则的制定者，而赵宋既没有制度上的创新，反而通过人事的调整使相关制度更加复杂，越来越难以执行。
在时间的重力下，宋朝逐渐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赵宋最终就是亡于庞大而又复杂的人事设置。
是的，宋朝没有制度的创新，只是在既有的制度之上修修补补同时给安装上各种锁而已。
宋朝制度最大的调整就是对于相权的束缚。中书省虽然以政事堂垄断着所有政务，但最主要的兵权和财权都被分割了出去，还是没有绝对的话语权。
太祖建国后继承了晚唐五代的相关制度将枢密院这一机构也保留了下来，成为专业的军事管理机构，宰相预闻兵事的权力被彻底扒光。
也就是说，宋朝是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分立的格局，互相制衡。
同时，宰相的财权也被独立了出去。宋朝财政由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三个专业部门来管理，三司长官也是事实上的宰相，被称为“计相”。
失去财权和兵权的宰相只有唯唯诺诺干活执行的份，根本对君权构不成任何威胁。但权力的过分分散带来的也是行政效率的降低和财政、军事领域不能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创新，最终丧失了自救的机会。
这些弊端后来在金军攻打汴京时都暴露了出来，金军都到眼皮子底下了，而大宋的官僚系统却还在为刘家寺一批火炮的归属权而扯皮，结果白白便宜了金军。
是的，金国和宋朝表面上拼的是武力，背后还是制度的较量，显然，金人原始的组织方式更加高效。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赵匡胤的设计是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加强了君权，但这套系统它不适用于长期的运转。而由于相权被严重打折，此后的宰相要想改变这种局面也是无能为力，王安石后来的失败就验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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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军权和财权的同时，宋朝宰相也没有人事任命权。为了剥夺宰相控制下的吏部的权力，宋朝特意设置了考课院这一机构，专门管理人事。考课院分为两院：东院主管文官的筛选，西院主管军事领域的人才选拔。
在这套制度的设计下，尚书主管的吏部、户部、兵部都成了摆设，所谓事还是一样的事，但是管的人多了，财政的负担也就重了，而且效率也是被大大降低。
这些表面上看是制度的迭代，其实只是人事的变更而已，都只是停留在术的层面。
对于政令的起草，宋朝的宰相也完全失去了主导权。唐朝时，政令由中书省起草，皇帝最多添加几点建议盖章即可。而宋朝的宰相却只能以草稿的形式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再根据皇帝的意志拟定正式文件。
也就是说，宋朝皇帝不仅垄断了政令的决定权还同时深度参与政令的起草，宰相反而成为了秘书的角色。曾经宰相号令四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宋朝相权的衰弱还体现在礼仪层面。秦汉时，宰相坐而论道，汉朝皇帝要是路上遇见宰相双方还要互相问好，唐朝时，宰相和皇帝开会也有坐着喝茶的权力，而到了宋朝就完全变了味了，大家和皇帝在一起时，只能站着。
看似只是细节的变动背后其实是君权和相权的博弈，皇帝和官僚系统的较量。而太祖、太宗之所以看重这一细节则是为了改变五代时君弱臣强的格局。
五代时，王朝更迭频繁、皇帝更新速度极快，但庙堂上的大臣则永远都只是同一拨人，一个根基薄弱的皇帝在面对庞大的官僚群体时内心的不安是可想而知。后周时，冯道为什么敢在朝堂上公然生怼周世宗，就是君弱臣强的具体体现。
所以，就必须得从细节入手逐步改变双方的势位差值。
另外，宰相和官僚群体之所以向皇帝妥协还有两重原因：门第的退出和军人地位的衰弱。
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争洗牌，贵族、门第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通过科举入仕的文官群体在没有家族势力为后盾的情况下，只能向皇权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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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军人群体由于在太祖、太宗杯酒释兵权和削藩的动作下已经完全屈服于君权，所以，他们也没有底气坐着。
在监察层面，宋朝其实也是全面退步的节奏。唐朝之前，宫廷政治是接受御史和谏官的监督的，秦汉时，御史中丞监督皇室，唐朝时，门下省的谏议大夫、拾遗、补阙都是给皇帝挑刺的人。
而宋朝的监察机构不管是台官还是谏官都只是针对百官，皇帝通过对监察机构的掌控死死驾控百官。
是的，唐朝时，谏官还属于宰相系统，在承担监察皇室重任的同时还充当着皇帝和宰相之间的沟通角色，宰相有些不好说的话都是由谏官向上传达。
皇权是被约束的，宰相也是可以伸展自己的意志的。
宋朝将谏官群体从宰相系统剥离结果只能是，皇权不受约束，而百官的意志又不能有效表达。都说宋朝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但宋朝士大夫的权力是大大缩水的，正是由于他们对皇权造不成威胁，皇帝才给了他们面子上的宽容。
这都是势能的转化形成的局面，研究历史的人要从整体俯瞰局部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在对庙堂系统修补补之外，宋朝也同时对地方体制动了手术，目的还是削弱地方对朝廷的威胁。
首先，宋朝将地方长官的身份属性来了一次大换血，将出身行伍在军队中有一定根基的勋贵都请到汴京养老然后用文官来填补地方权力的空白。就是文官，也是临时性的角色，看看他们的头衔就知道了，知某州事，知某府事，这些人都是被朝廷临时派去主管某地的政务的，本质上还是朝廷官员。
所以，宋朝实际上并没有地方官。就是这一套文人主政的方案也不是宋朝的原创，五代时，岭南的南汉才是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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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方上的军、钱、刑等领域也是被朝廷独立分割由专人主管：安抚使主管军事；转运使主管财政；提刑按察使主管司法；提举常平使主管义仓，救恤。
可见，不管对于朝廷还是地方，宋朝的办法都是将一块蛋糕无限切割然后达到互相制衡的目的。安全是安全了，就是行政效率更低了，财政负担更重了。
对于地方上的财赋，宋朝的处理方案和对军队的处理办法一样：地方上的精锐都被补充进了朝廷禁军系统，地方上的财赋也都要全部上缴朝廷。
通过对军队和财政的绝对掌控，赵宋官家成功实现了对大宋的控制。
但弊端就是，只要京师被敌人拿下，整个大宋立马就会瘫痪，因为钱和兵都汇聚在京师，地方手里根本没牌。靖康之耻就是宋朝特殊的制度设计所导致的悲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朝并没有什么制度的创新，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以增加人事的方式将各个机构进一步复杂化而已，属于人事上的调整。
为什么大家一提起宋朝，脑中就是六个字：冗官、冗兵、冗费，根源就在宋朝的制度设计上。
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散、弱。
说白了就是，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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