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近现代社会中, 中国商人无疑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们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区, 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 但大都表现出了卓越的经营能力, 在同外来殖民者发生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 也表现出了灵活多样的适应和抵抗能力。主要通过这一群体的努力, 青岛在德占时期最终发展成为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商业城市而不是以德国为中心的商业城市。青岛中国商人群体的形成充分表明中国民众即使在强权政治的不平等条件下也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外来殖民者原定目标的改变。
作者简介：孙立新, 德国奥格斯堡大学哲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兼职博导, 中国海洋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收稿日期：2008-02-28
在新近有关殖民主义和殖民地问题的历史研究中, “相互作用理论”脱颖而出, 大有取代单维度、直线式的“西方中心论”模式 (如“侵略-反侵略”模式、“冲击-反应”模式等) 之势。①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 把殖民地视为单方面的强权政治构造, 把被殖民者整体地视为被动的、接受的客体, 而是自觉地把注意力转向被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所遮蔽的维度, 致力于把“殖民形势”当作文化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 把殖民地当作一个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接触、相互重叠和相互交融中产生出来的、复合的社会构造来描述, 强调被殖民者即使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也能够发挥巨大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理论建构颇具说服力, 堪称殖民地历史编纂的新“范式”。
1897年德意志帝国侵占胶州湾之后, 除了外国商人, 中国商人也在青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经营活动。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 逐渐在这个德国殖民地站稳了脚跟, 发展成为具有较大势能的社会群体, 成为青岛中国人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 在德意志帝国的殖民统治下, 他们的经营和生活状况究竟如何?他们与德国殖民当局、德国商人和其他外国商人发生过什么样的接触和交往?接触和交往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商人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在青岛是否形成了一个与传统商人不同的新型中国商人团体?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他们在青岛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发挥了多大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随着“相互作用理论”的提出而提出的, 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德占时期, 青岛的中国商人群体主要由来自山东各地和来自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广东、天津、宁波诸省市的商人组成, 他们按照传统习惯分属于各个地域性帮派。②
人数最多、经营最早和地位最重要的还是胶州湾土著的和来自山东省内陆的商人。在《胶澳租界条约》的第五款中明确规定:“租地界内华民, 如能安分并不犯法, 仍可随意居住, 德国自应一体保护;倘德国需用地土, 应给地主地价。”[1,1] (P31) [2,2] (P739) 这样, 原先居住在胶州湾地区的中国商人基本都留了下来, 成为德占时期青岛最早的商业活动经营者, 其中胡存约最为著名。胡存约青年时就弃文从商, 经理贸易事务, 后在青岛开设了“瑞泰”商号, 经营土产杂品、日用百货, 还操办货物航运。余者还有“瑞顺”、“协昌福”、“庆泰”三家商号。
另有一些商人来自黄县、掖县、即墨、烟台、平度、潍县等地。黄县人傅炳昭来青后先在经销德国洋酒罐头之“源泰”号充当伙友, 后升为经理, 因通晓德语, 事业逐渐发达。
在掖县帮商人中, 宋雨亭、刘锡三和刘子山堪称代表。宋雨亭13岁到青岛读中学, 毕业后进其四叔开办的“瑞记”商店工作。他刻苦攻读英语和德语, 不久便能用外语直接同外国顾客谈生意。1903年接任“瑞记” (后改称“通聚福”) 商店经理, 主营草帽辫业务, 因善于经营和交际, 很快就在青岛商界崭露头角。与宋雨亭的学生出身和家族渊源不同, 刘锡三“闯青岛”是从当伙计干起的。他在掌握了一些制帽技术以后, 便自立门户, 于1911年创建“盛锡福”, 几年后又添了八九个专业工厂。刘子山也是白手起家的。他14岁来青岛谋生, 初为街头叫卖小贩, 后给德国人充当西崽 (洋行仆役) , 学会了德语后又去一家德国建筑行当翻译。1910年开设“福和永”木材行, 次年又办“福和永”窑厂, 并任德商礼和洋行华经理。③刘子山还在胶海关税务司的庇护下, 与总商会丁敬臣等集资开设立升官膏店, 大发不义之财。后又投资房地产业, 拥有多条街道房产, 人称“刘半城”。
因为青岛原属即墨县管辖, 所以在青岛人口中即墨县人占有很大比例, 其在商界的势力也十分显要。早期的代表人物有仙家寨村的富商陈次冶, 他开设的八大诚商号, 在青岛颇有名声。[3,3] (P73-74)
19世纪末, 牟平人张颜山在烟台开办“泰生东”染料庄, 初见成效后又在青岛设立分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德国德孚洋行将所存染料全部移交“泰生东”销售。大战期间因染料来源断绝, 价格猛涨, 张颜山遂大发横财, 并开始了棉花庄、绸缎庄、面粉公司、银号等多项经营, 成为一大富商。
山东章丘风俗素有经营商业之特长, 早在清康熙年间, 该县旧军镇的孟氏家族就靠贩运土布发家了, 到清末民初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 其家族成员开设的祥字号商店包括绸布店、茶叶店、锅店、金店、钱庄、当铺等等, 遍及济南、周村、青岛、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德占时期, 该家族在青岛开设了“瑞蚨祥”、“谦祥益”和“泉祥”等三大祥商号, 经营绸布、茶叶和百货等, 赢得了顾客的普遍赞誉。
德占时期, 到青岛开展经营还有杨少衡、朱式文、谭辑五、任约卿、徐秩卿、王逊卿、顾少山、姜晓岩、高子安、邵舫艇、苏劻臣、纪毅臣、徐锡三、于选甫、张俊卿等山东籍商人, 属于山东商人开设的商号则有“福聚栈”、“天祥永”、“恒祥号”、“通聚成”、“恒升和”、“义源永”、“恒祥和”、“万利源”、“义德栈”、“双盛泰”、“天诚号”、“大有恒”、“德源永”、“立诚号”、“润泰号”、“和合栈”、“恒升和”、“洪祥益”、“源裕”、“裕东泰”、“如裕大号”、“振昌德”、“泰昌号”、“增顺复”、“东兴祥”、“恒祥栈”等许多家。
青岛虽地处华北一隅, 但在商贸方面, 与广东、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天津、宁波等省市造就有了密切关系。德占时期, 不但上述地方的物产和商品充斥青岛市场, 而且许多商人也亲自来青岛从事各种商贸活动。广东帮商人所经营的行业主要有土产品进出口、餐饮、印刷等。经营土产品进出口业的著名商号是“景昌隆”、“广有隆”、“广合兴”、“同顺昌”、“裕和祥”、“昌兴”油厂、“大成行”油厂等④, 这些商号大多集中在冠县路、李村路一带, 它们受理广州、佛山等地商人的委托, 代购山东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 并代销洋货。餐饮业有“英记楼”、“广兴隆”、“广裴隆”、“广安隆”菜馆等。印刷业有“宜今”和“福昌”印务局。
在来自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四省的“三江”⑤帮商人当中, 丁敬臣首屈一指。丁敬臣为江苏江都人, 光绪年间捐为监生, 授知县, 官至候补知府, 上海开埠后弃官经商。1897年来青岛, 被德商禅臣洋行高薪聘为买办, 并自开“悦来”进出口兼航运公司、“悦升”煤矿公司以及后来的“永裕”盐业公司等, 成为青岛中国商人中的头面人物之一, 也深受德国统治当局的重视。另一“三江”帮商人周宝山则开办有“周锐记”商号, 经营木材业务。
天津富商朱子兴在青岛投资扩建“春和楼”饭店, 初以天津菜肴为主, 后来聘福山人林重孚任经理, 转营鲁菜。因装饰典雅、名菜众多, 不少外国客人也慕名前来大饱眼福和口福。
至于青岛中国商人总体数目、行业门类、经营规模、盈利额度等, 由于缺乏资料, 无法详考。但有一点值得注意, 这就是, 到德占胶澳后期, 行栈资本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当时“巨商大贾莫不扩张其贸易, 而获利则丰厚焉”[4,4] (P249) 。青岛的商业主要由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行栈商和一些买卖进出口商品的商店主所控制。迄1914年, 在加入青岛商务总会的160家商号中, 除个别银行、钱庄外, 绝大部分为行栈商。[4,4] (P249) 行栈资本的发达反映了中国新旧商人的更替。在商人群体中, 原先资金最雄厚的是盐、典、钱商人, 现在最有实力的则是开埠城市的行栈主、大批发商和银行家等。尽管居于顶端的这类城市商人为数不多, 但是他们却掌握着主要市场上主要商品的交易, 他们的经营活动通常发生在商品流通的最顶端, 而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特征的信托代理、合同购销、信贷、期货、票据承兑等, 恰恰正是从这一顶端的活动中衍生出来。[4,4] (P275)
为了加强乡亲间的联系, 相互保护, 协同竞争, 来自中国各地的商人还以同乡会形式建起了齐燕会馆、广东会馆、“三江”会馆。齐燕会馆成立于1905年, 主要由山东帮、天津帮商人组成。广东会馆同样成立于1905年, 由广东帮商人组成。“三江”会馆成立于1906年, 由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四省商人组成。
如果说会馆属于与地域性相连的传统型民间商业团体, 有排他性等许多消极的特点, 那么商会则是具有独立性格的现代社团。1910年 (宣统二年) 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后, 在青三大会馆曾呈报德国总督批准, 成立了“青岛商务总会”, “商界公益市政得失尝集议而决于此”。[1,1] (P431) 商会的建立虽然与清政府的新工商业政策有密切联系, 与西方商会制度的传入和在华外商商会活动的示范效应也息息相关, 更直接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市场的扩大、商业的发展和商人自身力量的不断增强。“商会”的建立标志着青岛中国商人群体社会上的成熟和组织上的正式形成。
同西方所有的殖民者一样, 德国殖民者也对中国人民持种种偏见、视之为“低劣”、“落后”、“欠文明”种族。侵占胶州湾以后, 他们一方面对当地中国居民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统治政策, 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西方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德国的现代文明的展示, 从精神上和思想上消除中国民众的反抗意志, 力图把他们改造成为统治者的顺民和“有用之人”。
然而, 拥有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商人决不会轻易就范, 也是不可能被彻底征服的。对于德国殖民当局伤害其历史文化遗产、宗教信仰和经济利益的行为, 中国商人进行了顽强抵抗, 并且部分地获得了成功。不过, 商人们的心态总的说来是比较开放的, 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能够比较快地理解和掌握外来文化, 采取比较灵活的斗争策略, 并通过学习借鉴迅速提高自身的素质。
反对拆除天后宫, 便是中国商人为捍卫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和宗教信仰而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抵抗斗争。天后宫位于青岛南部海滨, 始建于明成化三年 (1467年) , 是一处典型的具有民族风格的砖木结构古建筑群, 也是青岛沿海地区渔民航海人寄托希望、祭祀神灵的圣地 (俗称“中国大庙”) 。德国侵占胶州湾后, 把青岛沿海一带规划为西方人居住区, 视天后宫为障碍, 意欲拆除。对于这种毫不尊重中国人民族和宗教情感的蛮横做法, 中国商人胡存约与傅炳昭等十分愤慨, 他们遂联络众人奋起抗争, 最终迫使德国殖民者放弃了原先的计划, 使天后宫逃过一场大劫。
为了更好地捍卫自身利益, 中国商人还强烈要求建立一个自我管理机构。这一要求也得到了认可。1902年4月5日, 德国殖民当局颁布了《中华商务公局章程》, “批准设立中华商务公局, 以佐整理青岛内界及商酌德署所中华事宜。”[5,5] (P7) 初指定山东籍商人6名、外省商人3名、各洋行买办3人为该局董事, 以后每届中国年节, 占阄暗定交卸4人, 由12名董事另选4人。虽然该局所办事项仅限于所谓的纯中国人事务, 也就是说仅限于那些与殖民政权利益无关的事务, 但也在代表中国商人利益、维持青岛中国居民与中国政府当局之间联系的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对于德国殖民当局来说, 成立一个中国人管理委员会, 让它在法庭外调解中国居民的遗产继承纠纷和家庭矛盾, 可以大大减轻自己的负担, 使自己避免卷入琐碎的争端。然而, 它把该机构仅仅看作一个临时性、试验性的设施, 并且尽量限制其职权, 这远远不能满足中国上人的愿望, 中国商人坚持要求更多地参与青岛市政管理。
1910年8月18日, 胶澳总督颁布《公举参议督署中华董事告示》, 宣布撤销中华商务总局, “试行举派四位华人充作督署信任, 遇有关系华人之举借以襄助商酌, 而备将来招其随入督署参议会内协同参议之基础”[5,5] (P10) 。这就意味着认可了中国人参与市政的要求, 虽然督署参议会本身权力有限, 但中国人毕竟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6,6] (P107-108) 其人选, 规定齐燕会馆2人, 三江会馆、广东会馆各1人。
青岛中国商人深知:“青岛不是为中国人建的, 自由港的好处首先要让德国人享用。”但他们也看到了德国商人的利益与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因为“他们不能长久地依靠向胶澳总督府供货生存, 早晚有一天必须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7] (P186-187) 在这里, 中国商人以高度的自我意识表达了他们在青岛经济发展能够发挥的作用。为了使他们的要求得到广泛响应, 他们还明确指出了德国小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的利益一致性。
他们同样看到了中国劳工对于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认为“如果要把他们吸引过来, 必须先把工资提高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把为建立一个新城市所要耗费的、数以百万计的资金用到合适的地方。”[7] (P187) 商人们争辩说, 德国当局对待中国工人的方式方法已经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即中国劳工都不愿意长期留在青岛工作, 一旦合同期满, 他们马上就扬长而去, 带着他们挣下的工钱到别的地方消费。这里所谈的虽然只是经济政策, 中国商人也一再表示是为德国殖民当局的利益着想的, 但其总的倾向是, 要求德国殖民当局关注他们的利益, 吁请吸纳中国民众参与青岛未来的发展。
中国商人主要是依靠与山东内陆进行贸易生存的。他们一方面从内陆收购土特产品更青岛市民消费和从青岛向外地出口, 另一方面也从青岛置办洋货, 向内陆转售。对于后一种商业行为, 德国政府在1899年制定并强迫中国接受的《青岛设关征税办法》是很不利的。因为该征税办法虽然方便了商品向租借地的输入, 但却妨碍了与腹地的商业贸易。它规定货物不是在进入海港时由大进口商缴税, 而是在离开租借地时由中国的零售商缴税。[2,2] (P884-886) 这无疑是很不公平的。因此, 中国商人和一部分从事与山东内陆贸易业务的德国公司——如礼和洋行——都强烈要求修改关税条约。
1904年胶济铁路竣工后, 在中国和德国的的双重压力下, 德国政府会同清政府总税务司赫德制定了一个《青岛设关征税修改办法》, 把胶澳租借地的免税权限制在海港范围内, 事实上停止了驻青德国企业的免税权。[2,2] (P336-338) 这一修正意义重大, 因为它意味着德国殖民当局终于认识到了与中国贸易的重要性和中国商人的重要作用了。德国殖民当局越来越多地把与中国的商业贸易看作胶澳租借地的发展基础, 并且开始寻求与中国方面的合作了。
但是在大港建设工程结束之际, 德国殖民当局颁布的《装卸存储货物章程》 (1908年9月2日) 再次导致了青岛中国商人的大规模抵制。该章程一方面规定了明显的较高收费标准, 另一方面规定不再由船主而是由在海港从事卸货业务的中国和德国代理商缴费。此外, 还勒令关闭了所有私营仓库。[5,5] (P122-123) 新规定再次严重损害了中国商人的利益, 于是, 在中华商务总局的组织领导下, 大规模抵制德货和罢市运动就开始了。抵抗运动从1908年9月14日起一直持续到12月2日。11月时, 还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5,5] (P106-107) 最后, 在1909年9月30日, 胶澳总督府颁布了一个新收费条例, 降低了港口装卸货业务的缴费标准, 至少部分地满足了中国商人的要求。[5,5] (P131-147) [7] (P199-202)
1908年的抵抗运动使中国商人在青岛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明显改善。他们被殖民当局承认为行动主体和谈判对象, 其经济利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抵抗运动还促进了政治性公共舆论在青岛的形成。政治事务受到了公开讨论, 中国民众由此认识到他们在殖民统治体系内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其积极参与、努力改造和共同建设愿望得到了进一步激发。但与义和团运动不同, 现在人们所使用的是非暴力的、并且在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的经济手段, 目的在于迫使殖民者作出妥协让步。
商人“唯利是图”。但在德国的殖民统治下, 青岛中国商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不断提高, 最终确定“一切经纪, 当以爱国为本分”的原则。1912年9月, 三大会馆联合青岛各界民众成功地邀请到孙中山先生的来访。这一行动充分显示了中国商人的爱国热情。当孙中山应邀来到三江会馆时, 欢迎会上鞭炮齐鸣, 掌声雷动。三江会馆副会长丁敬臣主持大会, 参加者有原青岛中华商务公局董事长傅炳昭、广东会馆会长古成章、三江会馆创始人郑章华、青岛商务总会董事长胡存约等中国商人代表。孙中山先生发表即兴演讲, 使与会者获得了巨大鼓舞。人们用青岛啤酒招待孙中山先生。广东会馆的会长古成章激动地说:“我们中国千百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 国家实现了民主共和。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就在面前为我们指点迷津, 设计未来。让我们举杯再次欢呼'中华民国万岁!’'孙中山大总统万岁!’”。[8] (P11) [9]
青岛开埠之初, 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也由于资金短绌和技术落后, 中国商人处处受到牵制和制约, 大都不得不依附于外国势力, 靠沾取洋人之余润为生。在进出口贸易方面, 洋行控制着货物输出, 中国商人不能直接向国外输出, 必须由洋行代办。在进出口货物报关方面, 洋行各项手续均由外国人办理, 报关极为简便, 而一般中国商人则要费很大周折, 延宕相当时日才能办完通关手续。为了避免麻烦和节约时间, 许多中国商人也只好事先出资委托报关行代为办理各项手续。此外, 洋行经营贸易, 由外国银行调剂资金, 有轮船公司担任运输, 有保险公司接受货物保险, 中国商人缺乏这种贸易辅助机构的支持, 必须事事仰人鼻息。[4,4] (P207) [10] (P196)
然而, 由于不通中国语言, 不熟悉中国复杂的货币体系, 不了解中国的商业惯例和市场情况, 不懂得中国社会的规章制度、风俗习惯, 也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抵制, 外商难以到内陆开展活动, 也难以找到可靠的商家。“外人不得轻入内陆”, 其“势力限于通商口岸”。在把洋货从通商口岸输入内陆, 土货从内陆运到通商口岸时, 外商必须依靠买办和中国商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 作为中外贸易中介人的买办是在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他们受雇于在华洋行, 属于洋行的华人经理或代办, 在洋行的购销活动中起着联系货源和推销商品作用。买办与在华洋行立下保证书与合同后, 即可得工资、佣金收入。外商则放手派遣买办携带巨款深入内陆进行商品购销、磋商价格、订立交易合同、收付货款、保证华商信用等等活动。买办在中外商人之间发挥着联系商品供需双方贸易活动的作用, 可谓沟通中外贸易的桥梁。⑥
青岛的买办最初多属广东、江浙一带原有的买办, 例如广东人何永生、莫季樵就分别是怡和洋行与太古洋行的买办, 江苏人丁敬臣则为禅臣洋行的买办。这些买办在青岛早期中外贸易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草辫的输出, 每当外商接到欧美市场输入商订货后, “则使买办从事买入, 此际外商指示买办之条款, 为期限、种类、数量、价格等。买办乘外商之意, 即与辫行交涉, 辫行更通知辫庄, 使取齐品物;辫庄就制品以成数量, 渐次送交辫行”, 由辫行交付外商, 买卖成交后, 辫行佣金及买办回扣由辫庄支付, 各为货款的2%。[4,4] (P255)
然而买办并非只起帮助作用, 他们在跨文化的接触中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 大都独立自主, 自己承担责任。买办利用职务之便, 投机倒把, 走私偷税以及敲诈勒索, 由此而来的收入, 几乎没有限度, 是当时的“高级华人”。[3,3] (P110) 有一些买办在“暴发”后, 就自立门户, 创办公司, 甚至投资实业, 逐渐转变成为独立经营者。例如何永生后来创办了“何生记”, 自任经理。丁敬臣则创办了“悦来”航运公司、“悦升”煤矿公司和“永裕”盐业公司等。通过与外国商号 (公司) , 买办对于西方现代的经济法规、企业财务制度、经营和管理技术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并且模仿应用于自己的经营实践当中, 因此在引进和创造性地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方面, 买办也功不可没。
买办因为自己与他者打交道的能力和在介绍新知识方面的作用而深孚众望, 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团体, 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精英阶层, 其影响甚至延展到中国的和德国的政治决策中心, 并因为他们与他者打交道的能力和在介绍新知识的作用而特别在地方层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906年青岛三江会馆和广东会馆成立时, 洋行买办杨浩然、朱润身、何永生、 莫季樵等人曾分任董事。丁敬臣则是先任“三江”会馆的副会长, 后来又任会长。1916年甚至当上了青岛总商会的会长。
但是, 随着中外联系的密切和接触交流的增多, 不少中国商人也能够直接与外商进行交易了, 越来越多的行栈商成为了外国洋行土洋货物贸易的间接和直接代理商。买办逐渐被行栈商所取代, 中外直接贸易逐渐增加。“继买办之后, 行栈商与行栈业成为中外贸易新的桥梁。”[4,4] (P245) 与大多数买办不同, 行栈在交易中具有独立性, 它以独立商人或商业企业的身份与洋行打交道, 在代理业务中赚取的是商业佣金;在贸易经营中, 行栈虽然也在外商与华商之间充当中介人, 服务于洋行的购销活动, 有着与买办相似的“买办性” (仅就这个词的商业含义而言) , 但其同时又具有商业上的独立性, 购销行止始终以自身的商业利润为前提, 并在经营中与外商有一定的竞争。[4,4] (P268-269)
到20世纪初, 行栈资本在青岛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成为最具实力、最富朝气的商人资本。青岛中国商人开办的“悦来”公司、“德源永”、“洪泰号”、“通聚福”、“复诚号”、“镇昌利”、“大有恒”、“万利源”、“裕昌号”、“成通号”、“泰生东”、“恒升和”、“双盛泰”、“义源永”、“天诚号”、“周锐记”、“恒祥号”、“大成栈”、“协聚祥”、“立诚号”、“福和永”、“祥泰号”、“天祥永”、“义德栈”、“瑞泰协”、“福聚栈”、“通聚成”、“恒祥和”等商号都是规模较大的行栈。[4,4] (P250) 各地客商汇集行栈内, 根据行栈提供的货样和货源情况进行交易, 行栈处居中撮合、代办买卖外, 还要负责货物的栈存、运送等事宜, 并代客商办理交纳各项税捐。行栈资本或者通过设立收买庄 (坐庄、站庄) , 直接参与土货收买, 或者委托当地号庄收买, 并接受号庄委托代为输出。许多行栈商人成为商界巨富首商, 出现了资本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大行栈商人资本。
随着力量的壮大、视野的开阔、知识的增加和思想觉悟的提高, 中国商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对外国商人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越来越感到愤慨。国家和民族利益成为了中国商人的最高原则, 通过非暴力的商业竞争, 抵抗和消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负面影响成为了中国商人的自觉行动。[6,6] (P108-109) 而在与西方商人进行竞争的过程中, 中国商人完全可以对本土的传统资源加以有效利用。传统商业结构和交通渠道因为其成本优势仍具有强大的抵抗力和竞争力。中国商人继续通过“旧有的运输道路和运输工具”来运输货物。他们也尽可能避免利用海港、防波提、货物装卸机械、仓库以及铁路运输等价格昂贵的现代设备, 继续依靠本土众多而且价廉的劳动力资源。
塔埠头港是一个能够说明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强大抵抗力的典型事例。塔埠头原本是胶州县的一个帆船码头。该港口对于整个山东省的商业贸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该港口在关于租借地划界的谈判中被划归德国租借地, 但仍为中国商人继续使用。在胶济铁路通车、青岛港建成之后, 这个传统的、现在也被德国人控制的港口虽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但仍能继续保持着繁荣的商业往来。中国商人在这里主要进行互换贸易。来自宁波和其他口岸的纸张、熏制品、筷子、竹木家具等商品与山东当地生产的花生油和豆油、豆饼、腌猪肉和煤炭等进行交换。德国人的所有努力都没有能够削弱塔埠头的商业贸易。而青岛的贸易额在最初几年只占胶州湾地区总贸易额的2.5%。[7] (P177)
青岛中国商人通过与本土和外来的各种势力的相互作用, 并且因为谙悉土产货源和行情, 通晓内陆的商品需求, 又有廉价劳动力和运输工具之优势, 逐渐在从事进出口贸易方面占了上风, 掌握了青岛贸易的主导权。结果, 在青岛的商业贸易中, 中国商品越来越多, 而德国商品所占的比重日趋下降。青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较大的中国商业中心而不是德国的商业中心。德国的一些商家虽然也获得了较好的收益, 但它们主要依靠胶澳总督府的国家订货以及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务公司的订货为生。在德占后期, 德国商品基本徘徊在大约6%和8%之间。其中还有一半是供应胶澳总督府和铁路部门的物资, 可以在山东市场上销售的德国商品只占胶澳租界贸易总量的3%—4%左右。[7] (P197) 这与德国政府原先的、把胶澳租界建设成为一个德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和把山东开发成为德国产品销售市场的计划大相径庭。德国政府在青岛的殖民经营基本上是亏本的买卖。
总起来看, 青岛中国商人在德国的殖民统治下, 表现出了顽强的顺应和抵抗能力。通过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 也凭借自身坚实的文化底蕴, 他们不仅取得了卓越的经营成就, 而且也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他们的抵抗行为充分表明了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 特别是用非暴力经济手段进行的抵抗突出表现了中国社会的革新能力。德国殖民者最终不得不调整原来的强硬政策, 在不放弃武力的前提下, 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人的利益和要求, 主动谋求与中国的“合作”。这就为青岛的建设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1] 关于“相互作用理论”, 可参见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孙立新译, 刘新利校,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梅君、余凯思:《跨文化行为模式:帝国主义后期在中国的德国经济与传教》, 孙立新译, 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清史译丛》第四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35-174页。
[2] 本文所征引的商人和商号资料多取自坊间和网上的文史读物, 因内容庞杂、琐碎, 难以一一表明出处, 谨请谅解。同时, 各种说法之间也多有不一致者, 个别不同说法在脚注中列出, 以备将来细考。
[3] 另一说:1910年独资开设青岛永和福杂货行, 经营草帽辫、代销德国货。
[4] 另一说是:“景昌隆”、“广有隆”、“大成栈”、“宜今兴记”、“康有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行栈。
[5] 安徽、江苏原为一个省——江南省, 清康熙六年 (1667) 被一分为二, 所以清末的“三江”, 实际包括四个省。
[6] 参见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年版。
[1] 袁荣叟.胶澳志[M].胶澳商埠局, 1928.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1958.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Z].第1册,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3] 任银睦.青岛城市现代化研究 (1898-1922) [D].南京大学.
[4]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5] 谋乐.青岛全书[Z].青岛印书局, 1912.
[7]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M].孙立新译, 刘新利校,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8] 马庚存.早期青岛的三大会馆[A].杨来青.青岛旧事[C].青岛:青岛出版社, 1991.
[9] 用青岛啤酒欢迎孙中山[EB/OL].青岛新闻网, 2003-06-18.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