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海鸿 郭玉兰晋商创造了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历史壮举，创造了地处黄土高原而成为“海内最富”的奇迹，也创造了既有中国特色又有独到之处的晋商文化。晋商文化被称作开创事业的“利器”，被称作“失落在大院深处的商业文明”，是晋商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晋商创造的物质财富如今只剩下几座大院，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依然有很旺盛的生命力，有很高的研究、品味与继承的价值，对于我们从本质上高角度、深层次地认识晋商、把握晋商具有重要意义。晋商文化是指晋商在几百年的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人文精神、组织制度以及经营理念，内容主要包括晋商精神、家族文化、管理文化等方面。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明清晋商的成功，就在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扬了一种精神，这就是晋商精神。一、商的做人哲学：中庸、和谐与低调笔者认为，晋商的做人哲学与做人风格基本上可以用中庸、和谐与低调来概括，其中中庸与低调是他们自身做人的基本方法，和谐是他们所看重的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中庸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其弟子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培养理想人格。“中庸”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一方面肯定中庸为一种至上的道德，同时又认定人们缺少这样的道德时间已经很久了。“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中庸其实讲的是一个“度”的问题，人人都知道适可而止，都知道要把握好“度”，关键是“度”在哪里，这就涉及水平素养问题了。中庸作为一种德性，它所表明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时的一种道德动机，一种道德情感，或说一种行为取向。当今，有人提出中庸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是有道理的。1、晋商家族文化中的中庸、和谐与低调。常言“富不过三代”，然而晋商很多家族是子承父业，孙承子业，持续旺盛一二百年不衰，成功地跳出了这个周期律，这和晋商底蕴深厚的家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做人，晋商家族文化的特点是重教、重和。晋商是著名的儒商，读书是晋商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而优则商”就是说商家子弟不经过读书受教育的严格培育，不是学业出众是没有资格进入商号继承祖业的。晋商的教育不仅包括伦理道德教育，而且更包括行业技能教育、家规号规教育等方面。晋商家教关于做人的精神实质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以德立身；影响到晋商做人的风格也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含蓄内敛。如乔家乔致庸教育儿孙有“三戒”、“五不准”，即首先要戒三个字：骄、贪、懒；并规定五不准：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乔家治家严谨，根本没有江南商人那种灯红酒绿、妻妾成群的景象。乔致庸本人因为寿命长一生娶过几个妻子，但无一妾，有一个新的分号建立，乔家大院就添一盏红灯笼来表示庆祝，取红利见增的吉祥之意，表达方式吉祥而又含蓄，红灯笼在此的含义和作用并不是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的那样。重和是中庸的体现，晋商重和，首先是家和，即“家和万事兴”，如乔映霞家有九子，他就用一双筷子很容易被折断而九双筷子就无法折断的事实来教育开导他们众兄弟必须团结互助才能保住家族利益，乔映霞客厅对联的横批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四个字“一团和气”。2、晋商相与关系中的中庸重和风格。晋商重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顾客和气，即“和气生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与同行和气，即“慎待相与”，具体表现为：慎待相与，不打官司。“相与”就是有来往业务的其他商号，“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关系，一旦建立关系，就要善始善终。如乔氏财大气粗，但要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详细了解，确认可靠才交往，否则就婉言谢绝，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但一旦建立业务关系，又舍得下本钱支持帮助，多行方便，即使对方发生变故，也不轻易逼债，更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关系并汲取教训。晋商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人占了便宜，也决不把钱花在打官司上，有时一笔欠债只要债务人给债权人磕个头就了事。同舟共济，群体发展。群体精神是商业活动中扩大业务与商业竞争的需要。晋商的群体精神首先表现在家族经营上，此外，更表现在群体经营上，他们实行“联号”经营，用关公作为统一的商业宗教，而关公起初并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义气的象征。他们广建会馆，用宗法社会的乡亲感情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加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通过讲亲情、讲乡情、讲交情来互相支持，互相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关系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晋商文化认为匹夫之勇不足取，他们不搞个人英雄主义。很多晋商家族祖训中都有一条戒律，就是不许做霸盘生意，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共同发展。3、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诚信是晋商文化的灵魂，是晋商经营理念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晋商坚持以德立身的中庸之道的最好表现。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主要表现在：（1）诚信为本，以义制利。这是晋商的经营原则。晋商认为诚信是经商取得长久胜利的基本因素，所以把信誉看得高于一切，绝不允许自己的商号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晋商认为商业赢利要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来取得，赢利要受道义的制约，一旦丧失信誉，必然招致失败。晋商有句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晋商中讲信誉的商人商号比比皆是，如乔致庸把经商之道归结为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胜。（2）克制欲望，薄利多销。这是晋商的经营方法。薄利多销有利于加快资金周转、扩大业务，但是靠勤快、辛苦挣钱，讲究的是赢取回头客，晋商还有句著名的商谚：“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要薄利多销必须克制欲望，不能狠赚一笔，晋商从不一刀子把客人宰死，做一锤子买卖。二、晋商的经商之道：拼命、创新与极致晋商做人喜欢中庸，以中庸为原则，但做事却又往往喜欢做到极致，所以在晋商的行为中又总是表现为一种极端化的拼命精神和对于极致境界的追求。1、晋商创业守业中的拼命精神。晋商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的过程都体现了其拼命与执着的精神，即为事业竭尽全力的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晋商的创业精神、敬业精神、吃苦精神等方面。（1）创业精神：山西人喜欢创家业，置家当，置家建屋，这一点在晋商身上表现突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评价山西人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积蓄有资，始归纳妇。”山西人把经商作为一生的大事业来看待，通过经商来实现创家立业、光宗耀祖的抱负。（2）敬业精神：敬业就是要以工作事业为重，勤劳、刻苦、谨慎，尽心尽力。晋商的敬业精神是突出的，他们信奉天道酬勤，如“都一处”烧麦馆的来历传说就典型地体现了晋商的敬业。（3）吃苦精神：晋商不畏艰辛，不辞劳苦，甘冒风险，创业初期走西口，旅蒙商拉着骆驼，走沙漠，冒风雪，斗盗匪，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2、晋商管理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其实也是一种极致精神，晋商管理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他们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上。（1）经理负责制：晋商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德才兼备，多谋善断，有所作为，可担重任，便以重礼聘用，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给经理负责，不干预一切经营活动，对于日常盈亏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2）学徒制：店员、学徒的录用也十分严格，学徒须年在15～20岁之间，身高五尺，五官端正，家世清白，举止大方，有礼貌，会珠算、书法，能吃苦，还要有人担保。入号前要考试，入号后要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业务技能和职业道德。商谚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学徒制执行严格，为晋商培养了不少骨干人才。（3）股份制：晋商实行股份制，又称股俸制，股份有银股、身股（顶身股、干股）二种，凡投资者为银股，不出资本出人力“顶生意”、凭资力、能力代替投资者为身股，银股、身股都可按股分红。人身顶股制是晋商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一种入股方法，是一种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好办法。凡商号中的掌柜、伙计无资本顶银股即可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而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身股的多少按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工作年限来确定，这种做法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3、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境界。晋商有时表现为中庸，有时又表现为极致。中庸和极致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中庸与极致的矛盾体现了晋商的矛盾人格，而这种矛盾又有现实合理性，在现实中又是相统一的。晋商做人喜欢中庸，做事却往往喜欢做到极致。做人讲究中庸其实就是低调做人，做事追求极致其实就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做人做事的理想境界，但这个尺度很难拿捏，好比戴着镣铐跳舞，而晋商基本上做到了中庸做人，极致做事，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精神比如他们的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产业经营到极致，开票号成为晋商的有意识行为，晋商只有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货通天下的抱负。要做就做最大，要做就做最好，晋商身上又有一种偏执、极端、痴狂，有一种“破”局的激情，为谋求更大的发展不惜打破现有的宝贵的平衡，比如乔致庸的梦想，“我要是能够通过票号在天下建立一张无形的大网，让所有的商人都能够拿着一张小小的银票四处做生意，那我的生意该有多大？！”晋商有祖训，不允许做霸盘生意，但是他们在经营的竞争中又总是身不由己地搞起了霸盘。极致精神容易让人成功，但也容易因为偏执而导致失败。正是极致精神使晋商后期出现了过分倚重信用金融、内部管理失控、与朝廷关系过于密切等现象，这些方法本身没有错，但山西票号在这些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得太远了。三、晋商的为官理念：务实轻官与官本情结1、晋商重商轻官的一般倾向。重商是晋商家族文化的核心。人们一直用“学而优则商”来概括晋商家族的重商倾向，对于晋商来说，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子弟是去经商，家人把天资最好的孩子送进商号去学经商，“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是相反的，“士农工商”，首业为官，末业为商，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晋商能有这样的理念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了不起的。晋商中有不少中途弃官从商的，如渠本乔中进士，后任日本横滨领事，却时时关心商务，最终弃官从商。2、晋商重官迷官的文化情结。从一般意义上讲，晋商重商轻官，以经商的成功而不是做官的成功作为人生进取的目标。但是，晋商的“官念”决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晋商对于“官”的态度是既复杂微妙又矛盾统一的。商与官的关系是晋商文化中的几个耐人寻味的关系之一。有重商轻官，有弃官从商，有结交官员，有花钱捐官，晋商始终徘徊在官与商之间，与“官”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可以说，这个关系处理得好的时候就是晋商发展得比较顺利的时期，而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往往就是晋商陷入危机、走向衰败的时期。在那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晋商的“官念”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官本商末的局限，又不可能不或浓或淡地带上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3、晋商与官府的关系解析。晋商与官的关系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其一，重商轻官，不入科举，甚至弃官从商。如前文所述。其二，结交官员，打通关节，谋求方便，甚至密揽特殊业务。结交官员起初只是晋商的一种生存需要；后来，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十分善于用金钱贿赂官员、结交权贵，从而谋求种种经营特权，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发展到后期，甚至商号的竞争成败直接取决于是否买通、谁家买通了有关官员。晋商在此方面有独到之处，他们极尽笼络结交之能事。其三，以钱捐官，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明朝政府因为财政不足，有鬻官制度，按捐资数目授予一定的官职。晋商一般不热衷于读书仕进，但却对朝廷的卖官趋之若鹜，一般大户都捐过大大小小的顶戴。晋商后期尤其喜欢通过捐输买官，他们捐官有时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而有时则醉翁之意不在官，而在涉足政界，以官商身份谋求更大经济利益。晋商重商，但并不绝对地排斥出仕。“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最理想的是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其四，结托朝廷，追求特权，享受特殊待遇，走暴富捷径。清政府在统一中国的历次大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过晋商不少的资助。早在清代开国之初，晋商就有一些人被封为“皇商”，后来的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政府命名为皇商的晋商。晋商在财力上支持清政府，清政府给予晋商一定的经商特权，使其获利，清政府与晋商形成了一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这种结托关系互为帮助，互为影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晋商参与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赔款业务，为日升昌日后谋取特权打下了基础，后来晋商票号渐渐打进了清政府的金融活动中。晋商是以诚信、勤劳、节俭而著称的，应当说这也是晋商前期顺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晋商在后来的经营活动中却渐渐地发现一条谋取暴利、快速发展的捷径——拥有特权。晋商对于特权事实上经历了一个由偶然、无意地享受到自觉、刻意追求的过程，而且，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走过了一条由发展捷径到终被拖垮的道路。结托封建政府既是晋商暴富的一条捷径，但也是晋商衰败的自身原因之一，可以说，这也是晋商在这条道路上未能处理好极致与中庸关系的一个最终教训。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太原市商业银行为基础组建而来的，是一家总行设在山西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省属大型金融企业。2010年10月23日，晋商银行首家异地分支机构——吕梁分行成立。2011年1月5日，晋商银行第二家分行——运城分行开业。2011年4月26日，临汾分行开业。2012年5月23日，朔州分行开业。2012年8月15日，大同分行开业。2013年11月12日，长治分行开业。2013年11月20日，忻州分行正式挂牌营业。
【晋商-概述】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然后向想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想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有趣的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晋商的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和李彦宏了。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已至山西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编辑本段]【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闻名。清代初期，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顾的山西商人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编辑本段]【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编辑本段]【后金政权与晋商的关系】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陆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编辑本段]【清代晋商的发展】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编辑本段]【“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雷履泰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其他山西商人也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编辑本段]【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顶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掌柜的和常年服务于东家的信得过的资深职员
(一)在道德上，义利诚信。晋商挟信义而经商，不畏艰难，辗转千里，输万货以为人，赢百利而利己，逐渐形成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他们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而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般信崇，均在于“信”“义”二字。晋商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宁可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使得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二)在管理上，竞合相融。他们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眼光敏锐，审时度势;积极主动，适机而上;协调关系，增强友谊;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利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势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增强友谊，在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方面展现出大家风度。(三)在思想上，和谐兼容。晋商信奉“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在内部，相互信赖与忠诚，体现了择人委任唯贤是举的导向性和激励人、凝聚人、用好人的思想，注重发挥经理、掌柜的潜能和智慧，使经理、掌柜在工作中自我塑造，发挥垂范效应，把自己的行动与票号经营目标有机联系起来;在外部，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晋商精心选择各帮商人自己比较固定的商路和经营地域，各行其道，分区贸易，各帮绝不一哄而上。晋商还互相指定同行为“相与”，“相与”间都是经过了解，认为可以与之金钱往来的同行。同是“相与”，必须尽量互助，即使无利可图，也要善始善终，不中途绝交。(四)在经营上，勇于创新。勇于创新是晋商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晋商首创“人身股”分配制度，员工没有资本，可以凭人力资本入股享有“人身股”，与东家的资本股“银股”同等分红。人身股从二厘开始，顶二厘的员工只能管点杂事。顶三四厘者可在柜台上应酬买卖，但重大事宜尚难做主。顶到五厘以上者行情一听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一语定夺。顶到七八厘者便成了行家里手，或来往于总号、分号之间，盘点货物，核算亏盈;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顶到九厘者，已是花甲“白领”，日常营业一概不管，专事重大决断。若决策有误，不仅给商号造成经济损失，也影响到这些“元老”个人的声誉和利益。这一制度营造出外有压力、内有动力的良好氛围，营造出尊重人性、尊重个性的氛围，充分激发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了员工爱票号如家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同时这种制度将个人的名利与企业机制结合起来，责权利相统一，使得票号内部各方面的人员都能够恪尽职守，尽心尽力。(五)在精神上，自强不息。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差。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及客观地理环境的影响，造就了晋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他们也正是依靠艰苦创业积累的雄厚商业资本为金融票号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晋商曾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5个多世纪，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陆,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然而，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代谢肇制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其富甚于新安。”[1]据史载，明嘉靖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曾为当时天下富豪排名，资产在白银50万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亲、贵戚、权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贾中，晋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2]可见，晋商在当时已是一支与徽商共执中国商界牛耳之劲旅了。有清一代，晋商臻于顶峰，足迹不仅踏遍中国大陆，还远涉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地。《康熙南巡秘记》中载：“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五台新志》载：“有麻雀之处即有山西商人”。晋商不仅活动地域广阔，而且经营业务也非常广泛，并且在许多行业居垄断地位。何秋涛《朔方备乘》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清人衷斡《崇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晋商)经营”。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垄断了对日铜货贸易，占当时洋铜进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办量达130万斤左右。山西的“大盛魁”、“复盛公”等曾垄断了对蒙贸易。素有“第一商人”之称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时，票号遍布全国，并在日、朝等国家设立分号，进行跨国经营。庚子事变后票号存放汇兑业务激增，光绪三十二年，汇兑总额达三四亿两，[3]称雄中国金融界，被誉为“汇通天下”。晋商活跃时期之长，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巨，影响之大，在中外商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际，曾经在明清商界纵横驰骋，叱咤风云达5个多世纪的地域性大商帮——晋商却步入了整体性的衰败之路，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慨叹、教训。晋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一)首先我们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秩序和小农经济结构基础，往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政府对商业控制虽相对减弱，但对商人的压榨却愈加苛重。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统治者加大了对商人的剥夺。上至皇帝公卿贵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皇帝出巡，所经之处，“各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旁极眩彩。店铺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4]再如，慈禧六十岁生日时，京城各处张灯结彩，结撰楼阁，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一戏台，令人眩目。而这些奢侈生活的维系，大多是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强迫商人捐献报效等方式而来的。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败统治，内外矛盾激化，镇压起义和对外战争都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伴随而来的都是巨额的战争赔偿，而政府财政匮乏，于是便将赔偿的重负转嫁给整个社会。商人首当其冲，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晋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担沉重的苛税、捐输、摊派。史载，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设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从白银9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税、票税、盐价加斤等杂税每年增加多达20万两。[5]如果说，商税的滥征、重征仅仅使商贸成本加大，利润减少，竞争能力减弱的话，那么捐输摊派的掠夺则使晋商流动资金减少，给晋商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伤了元气。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鸦片战争赔款，清政府向晋商摊派捐输金额达白银200余万两。[6]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王朝为了筹集巨额军费，推行捐借政策。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晋商捐银1,599,300余两，占全国新捐银37.65%，[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清人徐继畲（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输已达五六次，数逾千万”，至使出现“富民膏血已罄竭”的严重局面。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图市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为双方计价便利，条约规定双方以畅销货为单位（1800年之前用中国棉布，此后改用茶叶），晋商瞅准时机，迅速占领市场。恰克图茶叶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垄断。平等的商贸给双方都带来好处。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间仅恰克图一地，中国对俄国茶叶出口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约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同期俄国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也达600—700万卢布。[8]1812—1859年间恰克图的俄国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华贸易的40%--60%，而中国出口商品的16%和进口的19%也都是经过恰克图贸易的。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陆路通商章程》。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边境以及张家口和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权。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这样沙俄在天津获得享受低于列强1/3税率的优惠及海关免征茶叶税的特权,从而使俄商的贸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晋商则因国内关卡重重，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使贩运成本高出俄商许多。此外俄商还利用特权在汉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现代砖茶厂，采用蒸气设备，进行规模经营，使生产成本降低。同时，由于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京绥铁路的开通，使俄商运输成本大大低于晋商所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运输成本。便利的交通也利于俄商深入中国腹地同晋商争夺市场。这样晋商竞争力大为削弱。迫于形势，晋商只好改变经营策略，采取赊销茶叶给俄国中小茶商，以吸引顾客，结果大多俄商因破产或恶意拖欠，使晋商遭受沉重损失。1900年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损失达白银62万余两。[9]宣统元年（1909）俄政府又违约宣布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中国商人。而清政府软弱无能，毫无对策，晋商无法在俄立足，纷纷回撤国内，这次中俄茶战，晋商遭到重创。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下，曾称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挤出蒙古市场。国内市场中，晋商发展也遭到严重扼制，例如曾作为“汇通天下”的晋商票号由于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权展开不平等竞争，损失严重。江西巡抚李勉林在二十世纪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10]关于这一方面，天津汇兑业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白银1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达半数，钱庄、银号30%、票号仅20%。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境。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连绵不断，规模之大，次数之频，世所罕见。全国几乎无一年无一地不发生灾害，“饿殍布满于道”[12]据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仅在光绪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就有900万到1300万人死于非命。山西有句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曲沃县在三年旱灾中人口从285，911人减至35，705人，人口减少了87.52%。而以富康著称的平遥大灾之后人口也从30万锐减到19万。[13]遭灾之惨，不可言状。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社会暴动又使晋商发展蒙上了阴影。天灾人祸使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购买力下降，这样商品贸易额必然随之减少；不稳定的社会秩序，还使正常的商贸活动受到侵害，商家被抢、商队被劫。我们以晋商票号来分析一下。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所向披靡，很快攻入两湖地区，汉口一带成为战火的聚焦点。而晋商票号在此设置分号最多，达33家，由于社会动荡无法经营，只好回撤。[1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师的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十室九空，生计殆尽”，晋商中的票商京师分号大多遭抢劫，由于与总号失去联系，无法经营，只好仓促回撤，而事后幸存下来的也都纷纷缩减存款，收缩规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战火纷纷，许多商号破产，晋商票号或被抢，或由于放贷巨款无法收回，各地发生挤兑风潮，资金周转不灵而面临破产倒闭危险。据统计，1911年还有24家山西票号，过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闭，1家改制成商业银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撑。[15]以上为晋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临的问题，但为什么同样条件下，粤商、浙商等却经过危机转化为现代商业资本呢？可见，这是与晋商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以下我们分析一下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二）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有四点：第一依附封建政治势力，使晋商走到了死胡同。晋商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与明清政府关系密切，将自己的命运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进的车轮上，这虽然对晋商的产生与兴盛有很大促进作用，但当封建王朝走向最终衰落时，晋商由于失去政治依托而必然衰亡下去。以被称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号为例，我们知道，票号创立本为解决商贾困难，但票商们很快意识到要想生意稳定发展，必须为政府为官员提供服务，寻求依靠。这就密切了票商与政府的关系。以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为界，山西票商为清政府和官员的服务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为官吏个人服务为主，第二阶段则与清政府财政管理相连接。由于清政府大肆卖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买官，这些人一旦达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再高利放出，从而获利。另外，清政府为解决饷银以及赔款等问题，为便利、安全多求助于票号。例如：左宗堂票号从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晋商票号借款880余万两白银。[16]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巨额赔款也是通过晋商票号汇解的。[17]庚子事变后，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晋商票号的大力支助，感激之余，大量官款都通过晋商票号存汇，如京饷、地方协饷、涉防经费、铁路经费、赈款、河工经费等都由山西票号汇解，一时山西票号成为清政府财政管理活动的代理机构，山西票号得到空前发展。山西票号中日升昌票号1906年14个分号共汇兑白银3222多万两，而其中官款就达白银2257多万两。[18]山西票号被时人称为“汇通天下”。然而随着清政府的瓦解，贷给清政府的大量款项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无法收回，同时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联系，获取新的政治依托，这样，晋商票号的政策优势也因而丧失了，面对近代新式银行的竞争压力最终随着封建社会没落而走向了尽头。第二，由于晋商本身仅只是一种封建体系下的变种，所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东西，从而无法适应近代剧变，最终走向衰落。晋商中许多大商号总部都地处晋中一隅，在其刚兴起之时，还可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但到清末民初时，由于商业重心的转移，商道改变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方再作为总部，交通滞后，信息闭塞的弊端便显露出来了。以票号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号”总部在平遥，曹家“太谷标”总部在太谷，乔家“在中堂”总部在祁县等，这些地方狭小偏僻、信息不灵，不能够从外界汲取足够的生存养分，无法适应新旧转换时期的经济要求，当发生变故时不能适时的做出相应的反应。当近代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上海等日益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银行兴起，旧式票号业无法与之竞争时，山西票号大多采取保守态度，无所作为。光绪三十年（1906年）当时清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并力主官商合办，邀请山西票号入股时，山西票号各总部却加以拒绝。[19]仍盲目迷信传统的旧式经营，而丧失了商机。当组建新式银行已成趋势，各分号纷纷要求总号组建银行，并于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龄，渠本翘等发起倡议组建山西票号联营的新式商业银行时，各总部却由于不了解分号已面临危机和创设新式银行的重要性，便坚决反对，致使山西票号又一次错失了发展机遇。晋商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常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发展成商帮，著名的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就是由同乡组织、发展起来的。这种商帮带有很大的封建封闭性，尽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团结，避免了内部竞争，也有利于同外部竞争，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商业发展，带有一种浓重的行会色彩。在人员的选用上，晋商更重同乡、血缘关系，“肆牛执事，不杂以解籍人”，不利于真正广泛地吸收人才。晋商中的“商伙制”或称“伙计制”即东家出钱，有本土本乡相知的贫穷者出人营运以充“伙计”，不少地方的“伙计”世代相袭而成为世袭商奴。[20]显然，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封建性束缚非但不能适应时代，反而成为晋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此外晋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思想上不自觉地带有了小农的保守性，行为中又缺少高层理论力量的支撑，他们奋斗了五个多世纪，却从来未出现一个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这和徽商等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他们出发点和归结点都集中在农村，他们的人生规范不自觉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第三，晋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失误是造成晋商整体衰落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晋商广泛采取无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经营方式和总经理负责制。以票号为例，票号资本，以几家财东合资者为多，也有独资经营的。票号宣告成立后，财东便根据自己查访或听人介绍，选择能力可信任的人担任票号总经理，把票号管理全权委托给总经理，平时的业务往来及人事安排等，财东都不能随便干涉，任其经营，静待其按期做出决策报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振旗鼓”。总号经理对分号经理也是如此，一切令其放手经营。同时利润分配上，票号采取银股，人力股分红制，凡投资者为银股，一般以白银10,000两或8,000两为一股，凡凭资历，能力顶生意者为人力股，一般经理顶人力股1—1.2股。下面伙友按资历、能力大小依次减低，最少为一厘。[21]以上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号的发展，但是却存在严重弊端。首先这种无限责任公司制，当资不抵债时，财东必须用家产偿还债务，大大降低了抗风险的能力。例如：介休的乾盛亨票号由于光绪八年（1880年）的一件“云南报销案”受牵连，大笔官款被收回，许多储户闻讯前来提款，而总号，分号由于周转不灵，财东只好从自家积财中支取，当时用五辆大车整整拉了一天银元宝，风波平息了，可元气却大伤。后来庚子事变时，乾盛亨数家分号被焚，损失惨重，当面临再次的挤兑时，东家只能破产，典当家产还债。[22]其次，晋商经营中片面重视人的因素，例如票号中总经理负责制，一定程度上这一制度使票号前途系于一人之手，而无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总号经理等对票号利润分配只“分盈不分亏”，使的一人决断失误，往往殃及整个票号。1909年，当蔚泰厚分号的李宏龄等介于激烈的时局变迁，要求总号经理毛鸿翰决策，组建新式商业银行时，却因毛个人坚决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机。[23]再次，票号经营多有号规，但是其内容中浓厚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号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欲望，而不利于提高其人员的经营积极性。比如：不准接眷外出，若干年归家一次等等。同时，内容中一味要求“各乘天良，尽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来约束人，其效力可想而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分号经理是否尽职，往往不能及时得悉，一旦卷款潜逃、伪造帐目，便无法补救。这在清末表现的更为突出，“心离思叛者，十居八九”。辛亥革命时，票号受到重大损失，就与此有关。《晋商盛衰记》载：“武汉一呼，四海响应。各票庄于此……多携款逃归，自图安逸……于是乃束手待毙，一败涂地矣”。晋商经营往往资本小、业务量大或资本虽大却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这样当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时，往往倒帐的风险极大。例如：太谷志诚信末期尽管其帐面上放款有白银400万两，欠款只白银200万两，但由于时局混乱，放款无法收回，所以在大规模的挤兑面前只有破产倒闭。[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竞争中采取赊销茶叶给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押，结果由于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损失惨重。第四，晋商晚期所滋生的“奢为贵”思想进而挥霍无度也为晋商衰落埋下了伏笔。晋商中许多著名的商业或金融大集团其创业者都出身贫寒，大多以俭创业守业。例如乔家“在中堂”其创业者出身贫困，迫于生计走西口至塞外谋身，凭着勤俭，在包头经历多年的奋斗，才诞生了后来著名的“在中堂”，“复字号”。因此其后代多以极其严格的规定约束自己，以俭守业。[25]太谷曹氏也如此，从磨豆腐起家，发展成为跨国经营集团，一度袭断对俄的茶叶经营。在其所开的当铺，帐庄大厅上常摆一小磨，并教育其家人及从业人员“勤俭起家”的道理。[26]也正因为如此，晋商才能称雄商号5个多世纪。但随着业务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晋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为贵”的思想，以票号业中的龙头日升昌为例，其后期经营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业务。由于不断与官场结交，到光绪年间，号风为之一变，无论总号分号，个个穿着华贵，趾高气昂，对小型汇兑往往一概不接。经理们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轿，中饱私囊。再看蔚盛长票号也是如此，其汉口分号经理王作梅非常讲排场，他夏日所穿的绸衫专门从杭州购来，用名贵的机绸织成，家中各种珍贵的皮货如金丝猴、水獭、猞猁皮无所不有。[27]许多商号经理财东醉心于享乐、听戏、吸食鸦片，为票号经营带来无穷后患。许多号规被打破，总号分号脱节，管理日益混乱。蔚子五联号的号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日票号）无如奢风日甚，荒情日生，在各庄竭尽心力秉公办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迁就者亦属不少，甚有堂堂接班人，或上下蒙蔽、或独自鲸吞，我联号竟有如此人，其与监守自盗何殊”。在号规中记载此事，足见“奢”风的严重程度。在这一风气影响下，清末民初晋商中许多发生了蜕变，上上下下只图享乐无心经营，内部隐含着许多败亡的危机，加快了晋商衰落的速度。曾经称雄两个多世纪的旅蒙巨商“大盛魁”就是一个典型。1924年被挤出蒙古市场后，其许多掌柜却仍不思进取，只知挥霍，中饱私囊，到1929年最终倒闭了。[28]正是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交困的状况下，作为封建社会经济与专制政治制度结合的传统商业——晋商，整体性地衰落了。它的衰落极生动地展示了封建商业资本的这种悲剧性进程，它不但最终没有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方式，反而自身却湮没在了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腐朽泥潭中了。
晋商即山西商人。他们是和徽商齐名的明清时期我国又一大商帮。他们兴起和发展的经过与徽商如出一辙。晋商的兴起也是经营盐业。晋商在明初利用地接北部边防之便，为官府运送军粮，获取贩盐的权利，经营盐业致富，成为富有的大盐商。他们积累起巨额商业资本之后，逐渐扩大经营范围，贩卖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材等。到清代乾隆年间，晋商开始兴办金融机构票号，经营存款、放贷、汇兑，也可以为官府代理钱粮。经过长期的经营和积累，晋商的财力不断壮大，到清代时，资产达百十万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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