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通天下、汇通天下
【人物简介】
乔致庸(1818―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山西祁县）人，乔家第三代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乔致庸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白银外流。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筑。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
【经商经历及成就】
弃文从商。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然而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
创办银号。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
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经商之道】
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
一、做生意先做人。中国有句古训：“商道即人道”。在乔致庸看来，任何生意都是人的生意，做生意首先要做人。因此，他把经商之道排列为“讲义为先，守信次之，而后方为取利”。这种经营思想在具体做法上的表现就是：宽以待人，言而有信，互帮互助，不坑客，不做假，不欺“相与”，不亏伙计。
二、诚信行天下。商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计谋和策略的运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诚信和品质更为重要。企业的声誉是一种无形资产，良好的声誉可以给企业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纵观乔致庸的一生，他的所有的成功无一不和两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诚信”。从商贸到金融，乔家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的根本原因是纵横天下的商业诚信。乔家开办之初就宣称“以勤俭诚信为本”，“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此做为经营理念，当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时，乔致庸宁愿忍受眼前利益的巨大损失，也要无偿退货换货，毁销假货，以挽回商誉。
三、注重品牌管理。乔致庸贩茶的过程中，南到武夷山，北至恰克图，在武夷山的茶砖上印下了大德兴的标记，在恰克图的货物上印下了复字号的标志，这让茶民和牧民们记住了乔致庸的深情厚意，也记住了乔家的产品。乔致庸疏通茶路的过程正是其品牌塑造的过程。大德兴茶票庄最终能够成功，和品牌的塑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品牌的战略愿景上，乔致庸提出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愿；在品牌的识别上，乔致庸在茶砖上印上大大的“大”字；在品牌的核心价值上，乔致庸表现了“服务天下”的承诺；在品牌延伸上，乔致庸把丝茶生意品牌转移到了票号生意上，等等，这些举措都是现代品牌管理的先进理念。
四、知人善用。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知遇马荀，并让其做上复字号大掌柜；惩办通顺号胡麻油事件，果断的辞退了违反店规招聘伙计任用私人的通顺店掌柜顾天顺；看中卖花生米的孙茂才，高薪聘任为“市场总监”，帮助乔家摆脱危机，并最终稳住了乔家的产业；阎维藩，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等等。这些事例无不体现了乔家在用人上的眼光，那就是用人唯贤，用人所长，用人不疑。即便是自己的直系亲属不善于经营的也不用。
五、塑造企业文化。乔致庸的格言“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可以看成是乔家企业文化中的愿景；而“服务天下、为国为民”正是乔家企业文化当中的使命；“以义治利，诚信不失，人心不偏，公道长存”则是乔家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除了这些文化理念外，乔家还制定了严格制度规范来保证企业文化的落地。乔致庸自接手家业之后便立下了严格的家规，例如：学徒四年以上出师，愿在本店当伙计者，一律顶一厘身股，此后按劳绩逐年增加；分号和总号各自独立经营，独自核算，自负盈亏；再如乔家所有员工，包括东家本人必须戒五毒，戒懒、戒骄、戒贪，等等。如此这般，一共颁布了二十条店规。其中的压轴条款更创下了商规中的典范——任何时候不得与任何相与商家争做霸盘。
六、官商结合，对人脉的经营投资。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后世评价】
乔致庸悟出“货通天下”，必须通过“汇通天下”来实现时，他的“天下观”开始就把自己引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激烈冲突的悲剧之途。中国近代，虽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逐步成为一个时尚的口号，但更多情况下则是亡时有责，而兴时的天下乃天子的天下，天下苍生只能仰仗天子隆恩。在这种国情之下，不论是“货通天下”也好，还是“汇通天下”也好，与正统的皇权统治思想肯定是有冲突的。什么是悲剧？在文学家的字典里是这么定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用这个定义来解释19世纪山西票号最终由盛而衰的悲剧，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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