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好意思，久等了。”
“没事，没事。”
“坐吧。”
面试的房间不大，有两面实体墙，另外两面呈直角，嵌着落地玻璃，从外面看里边的场景一览无余。身着工装的女前台，托着水壶走了进来。
“高总，辛苦了，给您添一点。”
看着她倒完，我把自己的纸杯推向前。
“谢谢。”
“我看了，你的学历只有高中，不过我们是不看学历的，只看能力。”
交谈很快就开始，我把纸杯握在掌心，拖回面前。
“其实我只读了高一，高二的某个傍晚，我就自己离开了学校。之后就开始工作，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
“嗯。先自我介绍下吧。”
这一套流程我熟悉。个人介绍简历上已写得明白，面试官往往是看应聘者的表达能力和对自己的定位，应聘者自然也都是挑好的讲。之后又就工作经历进行双方问答，尽管也问不出个所以然，但大部分面试情况都如此。
我说完后抿了一口茶，觉得表现还不错。
“你工作经历挺多的。今年就三十岁了吧？”
“周岁二十九。”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三十多岁的员工，比九零后踏实。年纪大有年纪大的好处。”
话虽如此，我还是听出来他的言外之意，互联网行业有年龄歧视，这是公开的秘密了。我把身子坐直了些，紧了紧外套。
“你还有别的什么爱好吗？”
预感到面试马上结束，我稍微有些慌乱，犹豫了大概五秒钟，从身体里迸出一个词来。
“写诗——我有时候也写诗。”
“现在写诗的人挺多的，你写古体诗还是近体诗？”
“我写现代诗多一点。”
“中国近代诗写得好的不多，海子你知道吧，他的还可以。”
“您说的是。”
不知为何，我忽然说出这四个字来。
“拿给我看看。”
他的语气是种习以为常的发号施令，我犹豫着，往房间外面看了一圈。
“有打印机吗？我想打印出来看，可以吗？”
在手机上阅读并不是一件严谨的事情，从业新媒体的这几年我深有感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分段，硕大的标题，无关紧要的图片和注释，每个地方都让人想快速划过去——甚至他们直接在文章的开始告诉你，看完这篇文只需要三分钟。那意思是说，知道你的时间很宝贵，拜托你花上三分钟，来看看我们好不容易弄出来的这玩意儿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变得这么卑微乃至于低贱了呢？
这些我没有说出来，否则，我也不会来应聘这份工作了。
“您稍等下。”
我推开门，走向前台，在电脑上操作了一番，点击打印按钮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脏重重地跳动了一下。
打印机咔咔响着，A4纸的空白背面漏出细微的压痕，我看着它慢慢推向我，明白在它的另一面，我的青春，我前半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正变成一个个细小的字眼倾轧而来。诗不长不短，刚好整整一页，我端到手上，翻转过来，题目的六个字跳入眼帘。
“十七岁的故事。”
二
《十七岁的故事》
真不想承认，十七岁时，我更像是我
一个真正生猛的人
我烧制过玻璃，在熔炉中日日夜夜燃烧，明亮如火
从那时我便深知，一旦冷静下来，它们就脆弱无比
有时，我也是一名质检员
尽管那些关乎产量与生死的标准，使我昏沉欲睡
我打磨过精巧的零件，常有人断指
但他们很少落泪，一言不发，纱布蘸药缠得更紧
而我不会，我的手指天生为写字而生
哎，真不想承认
十七岁时，我比现在写得更好
当我厌倦黑夜时，我便亲手造一盏灯
很少点亮，因为不属于我
所有的灯具被镀上银和金，送到遥远国度的王室
有时，我还是一名手法纯熟的扪皮工
毋庸置疑，我亲手制造的那些华美的沙发和床具
如今散落世界各个角落依旧牢靠
恋人们躺卧其上，有时也分离但已与我无关
哎，真不想承认，十七岁时
在深夜加班的车间
我与同样年轻的女工也曾躺卧其上
聊所知不多的唐诗宋词，为一条物理公式争论
不想承认，比起现在
我更热爱我十七岁的无知与不屑
粗糙、茫然与周身的病痛
有时，我随装车的司机远行
穿越晨曦，来到濒临破产的供应商门前
长谈时下起了雨，如此还要去更多更远的地方
我们总以为离开以后就再不用回去
而旅程从未结束
有时我更愿意留在一个地方，很多年不挪窝
老板赏识，同伴们各自卖力，彼此宽慰
在夏日美好的天气中挥汗如雨
唱歌喝汽水，偶尔才做梦
可以这么说吧，那几年，我们徒手建造了一座城市
朴实，高大，充满希望
作为一名年轻的焊工，我很早便已失明
代价是让所有的大厦都牢不可破
为此我将一生中最重要的事物都焊了进去
眼泪、亲人，中年岁月以前的少年时光
还有许多已忘的心事，严丝合缝光滑无暇
真不想承认啊，十七岁时
曾有那么多可弃之不顾
直到如今仍在脱落，像一面墙，露出骨架
真不想承认，十七岁时
我是一个真正生猛的人
我制造了一切，而从不被谁制造
以上是这首诗的内容，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看完大概花了一分钟。
“这些经历都是真的？”
“诗可能隐晦，但全部是真实。”
他看了眼手表，从椅子里挪上来时，发出尖锐刺耳的响声。
“行，跟我说说看。”
“说什么？”
他笑了笑，说：“说你十七岁的故事啊，就你写的这些。就从第一个开始吧，玻璃，你说你烧过玻璃，来，说说看。”
“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三
二零零六年，广州，白云区钟落潭镇。
就我所知，十年后的钟落潭已经变成了地铁站名，周边热闹而繁华，但十年前不是这样。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从流花车站下车，一路辗转来到这个小镇，停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时，父亲指着远处的一座冒着浓烟的巨大烟囱说：“那里，就是我们的厂了。”一条羊肠小径通向前方，田地里杂草丛生，那些东倒西歪的甘蔗和矮树，在阴沉的天幕下显得毫无生机。事实上，这里就是个农村，和我的老家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
父亲，母亲，还有我，我们三个人沿着田埂慢慢走着，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我看清楚了那五个字，并且将终生记着它，正是从那天开始，我踏上了和无数农村的少年少女一样的道路。
晶碧玻璃厂。
直到多年以后我回忆，才明白在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农村的家庭都是如此。父母带着自己的子女来到异乡，来到他们赖以谋生的熔炉旁，将自己的儿女也投入其中——即使他们还没成年。
做一件玻璃器物的工序并不多。产品的形制不同，工序也不一样，有的是吹制，有的是手工拉伸，之后便是塑形，退火，最后再摆件冷却。一个直径大概五六米，高约三十米熔炉，是整个玻璃厂的主工作台。通红的熔炉下端开了十来个口子，吹模的人拿着镍管站满一圈，就从这个口子里蘸料，再拿出来吹制。熔炉周围是一圈履带，吹好以后快速传送到塑形的人手里，杯子的手柄，倒水口这类细节就在此完成。为了保证玻璃不会冷爆，还要在铁皮圆筒里用大火再加工，逐渐降温成形。最后再将这些产品用托盘盛着，送到温度更低一点的灶台里过一遍——这也是最简单的工作，名为送灶，我就是从送灶开始干起的。
一个少年人当然不会喜欢简单的工作，他们喜欢冒险，渴望向前。
很快我不再送灶，站到了退火的岗位上，工资会稍微高一些，而且也不难。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世上没有任何能够难到他们的事情。有一次，铁皮桶底的火怎么也点不着，我就弯腰低头去查看，一边调节着气阀，直到噗的一声，巨大的火苗蹿起，瞬间将我整个头部吞没。
“听着很恐怖，其实还好。我前边的头发全烧焦了，脸上的皮肤也都烧掉了，露出红白色的肉来。但庆幸的是，并没有毁容，还是以前的样子，不可思议。在镇上的小诊所处理以后，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又重新开始工作了。”
“完全看不出来你皮肤像烧过一次。你怎么确定，你和以前还是同一个样子呢？”
“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我挺满意我的样子的，起码没有变丑。”
再后来，我站到了熔炉口子旁，做起了吹模，这也是最复杂的工作。面对几千度的高温炉灶，看着里面鼎沸的玻璃熔浆，我经常感觉到一种莫名的躁动。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社会也是个熔炉」这个比喻，才明白当时我体内的躁动源自何处。
如果世界是个大熔炉，即便是渣滓废料，投入其中，也重新可以变成精美而有用的事物。十七岁的我并没有这样总结过，那时我很少领悟什么道理，我总是以行动证明。在学习吹模的时候，我做了上百件产品、水杯、玻璃壶、化学瓶、各种小动物，摆满了我那不足四平米的小房间，尽管它们并不完美，但都为我所喜爱珍视着。
如今很多人可能会羡慕工厂的包吃包住，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体会过。我们住的地方，是用红砖砌的几排圈舍一般的房子——原谅我用了一个比较“过分”的词汇，事实上它可能还不如圈舍。宿舍高不足两米，勉强放下一张一米宽的小床，简单地用红砖搭建着，墙壁没有粉刷，甚至能从砖头的缝隙里看到隔壁的情形。隔音就更不用说了，一到夜里，就仿佛来到了菜市场，全中国的乡音在这里响起。宿舍旁边就是澡堂，同时也是厕所，总是充满了各种呼喊尖叫——男女只隔了一堵墙而已。一切从简，这是大部分工厂对待员工的准则。至于吃的，更不用指望工厂能有多好的伙食，有时候一个清炒辣椒就是主菜。能说什么呢？为了省点钱，大部分人并无选择。那是千禧年后的二零零六年，世界已经日新月异，但仍旧有许多这样的地方，人们隐忍而艰难地生活在其中，不为人知。许多个夜里，我们都在担心那座巨大的烟囱会不会轰然倒塌，把这一排排圈舍吞没。火苗在它的内部映得夜空通红，浓烟滚滚，没有一个人离开，大家要么看着烟囱越烧越烈，要么躺在床上无动于衷——谁也没有离开，谁也离不开。
除了那些十七岁的少年，没有什么地方能真正地留住一个少年。
少年是属于远方，属于世界，属于他自己的，不是吗？
少年的血，也从来不会洒在一个地方。
“不过，我不是不想做了就辞职，是有原因的。”
虽然明白是多余的顾虑，我还是加了这样一句。
“那是为什么不做了呢？”
“因为黑社会。”
如果当时有新媒体，在广州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标题：「震惊！广州一工厂与当地黑社会火并！」这么说吧，那些年广东黑社会横行，尤其是稍微偏僻一点但又在蓬勃发展的地方，当时的钟落潭镇也是如此。从镇上到我们厂里的那条路上，既无路灯，人烟也少，好多次有工人回厂，都被勒索抢劫。有一天，一位年轻女孩被抢，大家终于忍无可忍，几十号年轻人操着一米多长的镍管回去复仇，竟然被我们撞上了。那边也是几个年轻人，在一家店门口四处睥睨，被认出来以后，没来得及跑，登时被围住打了个半死。工厂干活的人可能没脾气，但都有血性。
“所以，你是怕黑社会报复，才走的。”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总之我觉得那样的地方不属于我，就离开了。”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地方属于你呢？或者说你应该属于什么样的地方？”
我现在回忆那次面试的细节，并不能完全确定当时坐在我面前的那位高总，有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还是说这个问题一直盘踞在我内心，是我自己在自问自答。
“我不知道。”
如果当时我有回答的话，我可能会这么说。
“谁能知道，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地方的呢？”
四
十七岁的我隐隐觉得，自己该找一个更好一些的工作，去追寻那些在我体内蠢蠢欲动的事物。离开钟落潭之后，我到了广州增城，进了一家五金厂，凭借着高中学历和年轻的缘故，当上了质检员，工资也涨到了每个月七百。
“你还记得那家厂的名字吗？”
“记得，广州市增城区中泰五金精密有限公司，我记得清楚，因为那是我生命里最快活的一段时光。”
“难以想象。”
即便如今我自己回想，也会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小工厂就像一个大家庭，成员来自天南地北，大家努力工作，一起生活，彼此珍重。我们给遥远的异国王室制作产品。用机器切割好的铜片打磨出优美的弧形，再进行数次抛光，用四块焊成灯架的样子，然后再镀上金银，小心翼翼地包装好，运往国外，用于他们盛大的节日。我常想，那些外国人一定会惊讶于我们的手艺，每一盏灯都经过我的检验，尺寸精确，镀面无瑕，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品。即使千年以后出土，仍然会引发赞叹。时代滚滚，工厂里的日子漫长而又平静。上班时，大家坐在一块儿，有时埋头干活，有时闲聊打趣；下班以后打篮球看书，或一群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有闲钱了，就去附近的网吧上网。有时候，我们也会坐摩托去繁华的城市中心，像是旅游一般。我和朋友们坐在摩托车后座，挥着手兴奋地大声说话，到处都是奔流不息的车辆，城市在快速地发生变化，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我永远记得那些日子，记得那个和我一样年少的女孩，记得我们在无人认识的天桥中央接吻，记得我们逛过的那些游乐场和街巷。但我不再记得她的样子和名字，想必她也和我一样。那时候我们太年轻，不知道爱情为何物，也不知道生涯中的某次离别，往往已是永别。
“又辞职了？”
“不是，是升职了。我被调到大厂，进入了质检部的总部。”
小厂温情，大厂则残酷得多。
这里说的残酷，不仅仅是人情，也是说工作的环境。自动冲压车间必须戴耳塞才能进入，否则很快就有失聪的危险；空气里弥漫着各类金属粉尘，而我必须定时去到每一座机床下检查产品的规格，一旦发现数据有错，立刻停止生产调整模具；在另一些手工冲压的车间，摆满了小型的液压机，每台机器前都配备了一名工人。想要冲压出各种小型零件的形状，就得手动操作。机器快速地运作着，人必须和机器的节奏同步，一个零件冲压完毕，立刻从模子里取下并且换上新的。在这里，人和机器是合二为一的。大部分工厂都是计件工资，所以想要获得高薪酬，必须适应机器，把自己变成机器的一部分，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但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亲眼见到机床下手指的碎裂，见到血水染红的零件，见到那些痛苦却不做声的面庞，见到他们变成四根手指又重新站回机器面前，我忍不住问自己，有谁知道我们制造的痛苦吗？
我们制造了成千上万种零件，它们参与构成了这个世界，成为机器，成为建筑，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有没有人真的在乎过它们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
我意识到，没有人会从一个零件，想到一截断指。
但这就是事实，这让我感到悲伤。
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回到了我们那个几十人的小厂。好朋友告诉我，他在宿舍楼上，远远地看见我的女孩和其他男孩子接吻，长达半小时。我因为他描述的那些细节而感到愤怒，和他打了一架。
“承认吧，你们早已经不在一起了。”
我们谁也没有打赢谁，谁也没有下重手。
“我不允许你那样说她。”
“别装了，你真的在乎她吗？你不过是感到寂寞罢了，她根本就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他是我在厂里最好的朋友，我们住同一个宿舍，看同一本书，说过无数关于生活和梦想的话，他了解我。
“但她始终是我的女孩。”
“不是你的了，现在不是，以后不是，永远也不会是了。”
他说的是对的。过去了的事情，尽管还存在于记忆，但永远不属于我们了。就好比我的十七岁，它曾经属于我，但此刻，已不再为我所有了。
我们在世上唯一能拥有的，就是此时此刻。
我终于决定离开广州。
五
如果你和我有过一样的工作经历，那么也一定有过在公交车上听到满车乡音的时候——即使那是在异乡。两百万人的小镇，本地人才几万人而已。离开广州以后，我来到了深圳沙井。在那时，深圳是最炙手可热的打工城市。
如果一个湖南人和你说，他在深圳上班，那么他大概率是在宝安。他们说起那些街道的名字，沙井，松岗，福永……熟悉得就像自己的村庄。
哪里需要建设，哪里就有异乡人。三十年来，一直如此。
我没有文凭，也没有才艺，我只有手上的功夫。尽管内心一直有种隐约的冲动在牵引着我，但那时的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去往何方。
沙井是广东的家具厂重镇，我工作的地方，就是其中一家。
厂不大，但订单特别多。老板开心，工人们更开心。我们做的家具同样是发往国外，有些也会再次“进口”回来，常常半夜三四点，卡车停满了厂房，还在等着我们最后的装箱。夏天的深圳又热又闷，车间里风扇日夜吹着，干重活的男人们热得脱光了衣服，女人老人和小孩则做着打包，放干燥剂这些小活。
订单多，赚的钱就多，大家都豁了出去，我也不例外。那时候，我干的是最赚钱的扪皮——把皮革套在家具的木架木板上，然后用气枪钉牢。说起来简单，实际上手却并不容易。首先需要有非常大的手劲，才能保证家具的皮，完好地与模架贴合；与此同时，一只手紧紧地攥着皮革的时候，另一只手还要快速地打出枪钉。不得不说，那是一种近乎机械般的眼花缭乱的操作，同时又有一种令人惊叹的力量与秩序的美感。根据产品不同，扪皮的单价也不同，一块到五块不等。可以说，十年前，我挣得比现在还多。
每分钱都来之不易。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我把钉子射进了指甲盖，然后请旁边的人用老虎钳夹出来。也是从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钉子从指甲盖上垂直扎进去，哪怕扎穿了半个手指头，拔出来也是不怎么流血的，甚至不痛。
但有时候也会为自己觉得可惜。我总觉得，我这双手的茧长错了地方。休息的时候，我会用不用的废弃纸皮写字，有时写小说，有时是诗歌，有时候是一些远方的人的名字。我赤裸着上身，躺在泡沫和皮革的杂物堆里，旁若无人地写着自己的东西，年轻的女孩走过来也没发觉。
“写什么呢？”她在我旁边坐下。
我赶紧把垫着背的衣服穿上。
“没写什么。”
“我上次看见你了，在网吧，你写的东西都上传到网上了吧？真好。”
的确是这样，每次去网吧的时候，我都带着我写的那些玩意儿一起，然后把那些字一个个敲上去。网吧里鱼龙混杂，烟酒味弥漫，无数的年轻人流连其中，梦死醉生一般。我是怕被人看见的，拿着一块硬纸壳在网吧里打字，毕竟太奇怪。
“你呢？昨天中午看到你在看书，什么书？”
我反问她。
“不好看的。”
“是书就好看。”我说，她就笑了。
她也挺好看的。
“那我看完了就给你看。讲唐诗的，我最喜欢唐诗。”
“我也最喜欢唐诗。”
我忍住内心的雀跃，坐正了身子，认真地看了她一眼。
“我最喜欢杜甫，你呢？”我问她。
“我最喜欢李白。”
“哈哈，我们喜欢的人都超厉害的。”
“你为什么喜欢杜甫？”
“我觉得杜甫的诗写得最好，而且他人也好啊，有一次，我读他的诗哭了……你呢？为什么最喜欢李白？因为浪漫吗？”
“因为李白帅，哈哈。”
我们约定了下次一起去图书馆，本以为工作会很忙，没时间去，但情况很快就不同。最开始是供应商出现了问题，我去了好几家木材加工厂督工，呆了几个月，老板每天都陪着我们喝茶聊天，最后产量也还是没有跟上。一个小木材厂里总共就几个员工，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带着口罩蹲在木屑纷飞的狭小车间里茫然地劳作，那眼神我至今难忘。到了后来订单量骤减，工资也开始拖欠，没过多久，就有了老板跑路的传言。大家没拿到工资的，就死守在厂里，做好了搬空厂房的准备——对于讨薪，大家有足够多的经验。
世界在发生变化，社会看起来是越来越发达了，但最下边的人却越来越惶恐。
最终，我们的厂倒闭了。
从那时起，我引以为豪的手艺再没有派上用场。我做了那么多的沙发和床，进入了世界上不同的房子，但它们再也不需要我了。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需要我们这些人吗？又或者，我还需要这些手艺吗？这些年来，在一个又一个工厂辗转，和我一样的，还有千千万万的人。
“那个女孩呢？”
高总忽然问。
“后来就没联系了，漂泊在外，萍水相逢而已。”
尽管早已过去，也没有发生什么故事，但说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不无惆怅。
“你谈对象没有？”
“还没有。”
“你看吧，年轻的时候不努力，现在更加不容易了。狼多肉少啊。”他笑了笑，看了看房间外走过去的员工，“我们公司福利是很好的，女员工多。”
“我们公司挺大的。”
其实我很反感他这句话——“我们公司福利是很好的，女员工多”，为什么女员工多就是一种福利呢？我曾经见过许多这样的中年男人，有一次，我甚至和其中一个人动手，就因为他言语不尊重我的一位同事。那时候我还年轻，体格也瘦弱，当然最后被揍的也是我。但我从没有后悔过。
我忍不住在想一件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面对这些我并不认同的言辞，我可以这样轻车熟路地顾左右而言他呢？
人总是会改变的，有些是自己改变，有些是被别人改变。一阵伤感袭来，我真真切切地再次感受到了一件事：我从一个制造者，变成了被制造的人。
“挺没意思的。”
他忽然这样说，我迟疑了一瞬间，下意识里，似乎并不知道他所指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
“然后呢？”
“说到哪里了？”我问。
他看了看手上的诗稿，目光往下，说：“说到建造了一座城市。”
“哦，建造城市……那时，我是一名焊工。”
六
“如果你遇见过十年前的我，你可能不会原谅十年后的我。”
我曾经这样和朋友说，朋友不解。因为我十年后我的并不比以前差。我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找到了自己终身热爱的事物，也确定了自己要走的路。
这一切来之不易，但我并不能完全接受。
我知道我失去的并不少。
离开家具厂以后，我开始重新学习一门新的手艺：烧焊。不用担心工厂倒闭，也不用担心挣不到钱，因为那时的中国，房子像春笋一般冒个不停，只要你会烧焊，就一定有工作。我主要烧氩弧焊，做不锈钢，此外二保焊，氧焊也烧，在一家亲戚朋友的小店铺从学徒做起，慢慢地变成熟手师傅。
新盖好的房子，之后就是我们出场。给每一层楼每一间房装上防火门，上百斤重的门板，有时候要背上十几层楼。给外墙装飘窗时，则是通过吊绳的方式，一个人把不锈钢飘窗绑上绳子，一个人在楼上拉，等到终于拉上去以后，我就站上毫无防护的窗户，一只手拿冲击钻，一只手扶着墙，如此一个个把螺丝装上。多年以后我回想当初，想到那个站在高楼窗边的年轻人，我仍然会为他感到心颤。
和建筑工人不同，我们负责的是一间屋子的直接安全问题。我安装的每道门都牢不可破，每个螺丝都紧固，每一扇窗户都灵活而稳定。一栋房子安装完毕，有时候我会爬上最高的天台，一边喝着汽水，一边眺望着面前的城市。在那时，我甚至有一种能够征服城市的错觉与欲望。
“我如此年轻，充满力量，时光无限，而我能拥有我想要的一切。”
是不是每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都曾这样想过呢？
我也许曾经有过，但这些年来，答案已经表现得足够明显——我烧制过那么多玻璃器具，但我最终没能留下任何一件；那些经我手的华贵的灯具，如今依旧在异国闪耀着辉煌的光芒，但它们早已与我无关；我亲手制造的那些沙发和床，也许如今有的已经破旧，露出它内部的木架，露出我曾经偷偷写在上面的字；再比如，我为这座城市安装了那么多门窗，但永远也不会有一扇属于我。
“我觉得你有点不切实际。”
高总打断了我。
“不是的，您听我说，这些只是我偶尔的想法而已。而且，我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觉得不公平或者委屈，相反，我为这些经历而感到知足和幸运。”
“永远也不要觉得不公平，”他停顿了下，接着说：“我十七岁时吃的苦比你多多了。谁十七岁没有故事？”
我没有接他的话。
“你说没有一扇门属于你，又没有人拦着你不让你买房，是不是？你想买好看的东西，想买家具，都可以去买。”
“您说的是。”
我不记得我是第几遍说这四个字了。
“想赚钱就要实际点，我们公司很多比你年轻的人，干销售的，工资都能拿到一万多。他们比你厉害吗？没有，是不是？”
“干销售的工资是比较高一点。”
“不是我看不起搞文字的，我很敬佩的，但是这行不挣钱。我们招你进来，辛辛苦苦干一个月，你能挣多少呢？你都说了，你现在这行的工资还没有十年前在厂里挣得多，值得吗？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原因呢？其实工资我们都开得起，但是没用——每天发篇文章，给我们带不来一毛钱的收益。”
“写文章不值钱，我们要的是能带来实在收益的。”他又强调了一遍。
我很想和他说点什么，比如文学，比如那些古往今来真正的诗人，或者那些年入百万的作家，但脱口而出的却是别的一些话。
“我觉得我们公司现在正是高速发展的时候，自媒体是当前最重要的宣传途径，也是每个公司必须运作的平台——”
“这些我不知道吗？”
他再一次打断我，我发现，同样的话我已经说过好几遍了。说实话，我挺讨厌现在这些所谓的自媒体的。我也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我只是需要它，工作并不好找。况且我需要这份工作，像是为了证明什么，也是为了能继续走下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有股隐秘的力量和欲望在驱使着我，让我一步步走到今天。但如今的情形并非如我所愿，可以说，旅途一直都很艰难。
我恍惚觉得，曾经的我是一柄铁锤，充满力量与热情，火花四溅，击筑而歌。但如今我更像是铁锤下的那些事物，一枚钉子、鸡蛋、破碎的石头、或者被做成各种各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
“您今天说的很多话都很有道理，也很专业。”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茶杯，茶已经被我喝完，我放了回去，有点儿泄气。高总把诗稿划到我面前，我从桌上拿起来，折了两遍，拈在手里。
十七岁的故事，如此轻薄。我没有再写这样的诗，它也没有机会变得更厚重一些。
“马上下班了。”
他看了看手表，收拾了下桌上的文件，站起身，说：“我知道你的情况了，回去等通知吧。”
这句话我已经听过太多遍。窗外天色将晚，使得室内的光线更暗，不知为何，我觉出了一股莫名的悲哀，像是此刻的暮色越来越浓，很快就要浸没整座城市。这份悲哀中同时还夹杂着几丝涌动的愤怒，因为我知道城市入夜以后很快就有无尽的霓虹亮起，但我心里什么也没有，黑压压一片。
“抱歉，可以直接给我答复吗？”
我也站起身，像是要拦住他的样子。
他有些诧异，但很快说道：“行，那你明天来上班吧。”用一种极为轻巧的语气。我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轻易得到这份工作，来不及欣喜，反倒有些愕然——同时那份巨大的隐忧又突然升起。我站在原地没有动，他侧着身子走到我后面，推开门，大步走向前台，过了几秒钟，打卡机里传来他下班的机械声音。
“谢谢。”
我坐回沙发里，忽然之间，天已完完全全地黑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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