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是王统照先生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新起点，里程碑。茅盾曾著文高度评价：“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见过第二部这样坚实的农村小说。”（《王统照研究资料》）
《山雨》发表70多年来始终是文坛讨论的课题。影响较大而又深远的当数东方未明（茅盾）的《王统照的<山雨>》，该文虽然肯定了《山雨》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成就，但是同时指出《山雨》后半部“单调”，评说《山雨》：“第二十五章写奚大有回家乡去打算探望徐利不成而目击了更衰落的村子（注：应该是第二十五、二十六章），实际上成为全书的赘疣。”（《王统照研究资料》）受其影响，以后许多论《山雨》的文章说其后半部是“多余的”，“第二十六章除外”之说。（《王统照研究资料》），直到《山雨》发表五十周年之后，才有人提出“并非蛇足”的观点。（《王统照研究资料》）看起来这纯属艺术结构问题，哪节该删，哪章该除的问题，其实不然。说白了，就是对《山雨》中奚大有人物形象怎么认识的问题，是完整还是不完整的问题。那么，怎么认识呢？我们是从奚大有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解剖其本质特征，把他当做典型的完整的艺术形象认识呢？还是把奚大有当做一般的艺术形象认识呢？这才是认识《山雨》布局谋篇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我想撇弃“删除”的表象议论，先抓住《山雨》中奚大有形象的完整性，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析《山雨》形象与结构的统一性：
一、 时势改变着奚大有的行为方式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流露着作者的世界观和主观意念。奚大有是作者经过长期的观察，“冲出魔术般的法网”结晶，因而，在奚大有身上必然会体现着作者的一切。《山雨》中奚大有的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并寄托了作者对客观现实和未来的情感。
人们的行为方式受着时势的制约。《山雨》中奚大有也不能例外，他当时正处在国内动荡不安的危难时期。这时期“中国的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没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毛泽东选集》）此时，中国北方农村外受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内受割据军阀封建势力的压榨剥削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旱灾和蝗灾），农村经济逐步走向破产。“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恩格斯《反杜林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要引起不同阶级的不同反响，不同阶级的行为方式。就是同一阶级，其成员也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例如《山雨》中的农民阶级：《山雨》中贫雇农阶层杜烈兄妹最早加入了无产阶级行列；而宋大傻却当了兵匪（后加入革命军）；徐力却“铤而走险”；萧达子却流落他乡；反而中农阶层的奚大有却流入城市，最终加入了无产者行列。这些行为方式可取哪种呢？从奚大有形象可以看出，作者带着明显的倾向性，提倡杜烈兄妹和奚大有式的行为方式。我认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颇具眼力的，同时反映了作者的审美观。当然，我们不否认农民完全可以留下来在本地区采取斗争的方式，取得“安居乐业”。但是，艺术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的“这个”，而不是这一类。正如恩格斯的，一切优秀的文学创作应当做到“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个’”。（《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再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情况下，农民小私有意识是无法克服的，就是采取斗争的方式，怎么会取得彻底胜利呢？农民自身这一不足已经被几千年来农民起义总是失败而证明了。《山雨》中描述的人物所生活的农村----诸城，曾经在1925年3月，诸城境内鲁山一带近20个村的穷苦农民自发聚众百余人暴动，竖起杏黄旗“大刀会”，最后还是遭到失败了，“被俘农民惨遭割舌，剖心，砍头示众......割下生殖器串起来，用竹竿挑着到四乡示威。”（1960年《诸城县志》）多么惨痛的教训！我认为作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图生不移，便逐渐显出'聊以永日’或'铤而走险’的动态，”而关心“百分之八十在旧传统下挣扎生活的农民。”（《王统照文集》）因此，试图指出一条农民的生路，奚大有的行为方式正体现了作者这一创作意图。
奚大有是中农，刻画这样一个人物更能反应农民意识，这在当时文坛上是唯一的浑厚的扎实的中农形象。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山雨》的主角，对于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具有典型的意义。
奚大有生活在动乱年代。他想继承父业平安度日，发家致富，但是，这种传统的农民生活的保守心理受到了现实的猛烈撞击：他被无理绑架（第二章）；紧接着是预征钱粮（第一章）；强派学款（第七章）；旱灾，土匪袭击（第十章）；讨赤捐（第十二章）；发兵差，抓车（第十三章）；征夫筑路（第十五章）；最后是俄兵占据村子，抢劫一空（第十八章）。这些自然的人为的灾难沉重地打击着奚大有，他破产了。现实促使他去寻求新的谋生之路，思索新的行为方式，这就是第二十章奚大有决定“另打算”而流入T市。
“另打算”是当时社会的逼迫。奚大有流入T城，是早已加入工人队伍杜烈给奚大有指明的出路。虽然如此，奚大有的“另打算”仍然是为了自己以后重返故乡的“缓兵之计”。奚大有曾想过：“也许三两年后这一切的乱子全过去了，乡间又能恢复往日的丰富，人们都能够本分地过日子。那时在外边集存下钱，孩子大了，能够学习点能干，重复回来，买回交与人家的地亩，另建造如同陈老头（注：陈家村的一个地主）家的小房子，仍然是还我的本等。”（《王统照文集》）何止奚大有有这种“本等”思想，哪一个农民没有这种思想呢？只是这种思想表现在奚大有身上更加具有顽固性而已。这就更显出奚大有形象的典型意义，更显出作者选材构思的新颖，独具慧眼的洞察力。马克思早就指出：“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是表现出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奚大有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所采取的新的行为方式----“另打算”，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个新的起点，是值得称道的！
二、 环境改变着奚大有的思想性格
文学作品艺术形象是离不开生活环境的，即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环境不等于典型环境，这里所说的环境不是一般的环境，而是一般环境中的典型环境，是从人们所处的普存环境中提炼出来的典型环境，并能给典型人物以施展本领的天地。《山雨》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典型化的艺术创作规律，设置了种种典型环境，使《山雨》典型形象奚大有性格潜移默化地发展着，最终接受了新的思想，从而完成了人物形象完整性地刻画。
《山雨》中的奚大有本来是一个“最安分、最本等，只知赤背流汗干庄稼活的农夫。”（《王统照文集》）他“向来没有重大的忧虑，也没有强烈的欢喜。从小时起最亲密的伴侣是牛犊、小猪与手自种植耕耘以及专待收成的田间产物。他没有一切嗜好。他有力气，会使拳脚，却十分有耐性，不敢同人计较，也没有想到打什么不平的事。”（《王统照文集》）这就是他的原个性。然而，他却渐渐地变成一个具有充满忧虑、悲哀、失去耐性愤愤不平的复杂而多重性格的人物。透过现象，究其原因，奚大有这种性格的产生是受其生活环境支配造成的，这是改变奚大有个性的根本原因。
《山雨》中奚大有所处的陈家村，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并充满了人与人之间不正常的关系，这种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农村社会环境中，奚大有靠依他原本的想法达到安居乐业的目的。显然是望洋兴叹的。因此，奚大有苦闷、彷徨，表现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他学会了喝酒，爱发脾气，而且频率增多。出现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了奚大有面对现实无法摆脱的困境，说明他的思想性格正在发生着变化。“另打算”则标志着奚大有思想性格开始转型。
作者把奚大有从农村推向了城市，又为他的思想与性格转变设置了一个新的环境，意在展现一幅城市社会图景，告诉读者：天下乌鸦一般黑。城市、农村一个样。作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完成奚大有形象典型意义的完整性塑造。
在T城，社会风气更加恶劣败坏，吃喝嫖赌，明枪暗夺，乌烟瘴气，与陈家庄村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奚大有卖过饺子；干过码头工人；拉起洋车“向穿着大衣高跟鞋的人们喘着大气求一角二角。”（《王统照文集》）就是这样，奚大有还是忘不了回农村。尽管杜烈兄妹曾开导他，叫他从思想上抛弃回家乡的念头，可是，奚大有固有的那种保守思想，这时候也难以消失。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刻画是入木三分，特别在后半部，一有风吹草动，奚大有就想回乡。《山雨》后半部第二十四章写道“只是听说几个月后大傻从南边同着一支革命军到县城里去，很热闹了一回，还惩了几个劣绅，那些平日作威作福的人物跑了不少......那时大有确也高兴了一起，想着问杜烈借盘费回到县里去求求老邻居，想个方法使他仍旧在陈家村过他的旧日子。”（《王统照文集》）据诸城市1960年《诸城县志》记载，杨虎城率革命军在1929年到过诸城，毙了两个劣绅。这段记载很可能是作者依据的历史事实，作为奚大有趁机想回家乡的情节，以揭示奚大有想回乡的顽固保守思想，并为以后奚大有听说幼时好友徐利被抓而决定回乡的必然性埋下了伏笔。遗憾的是，有的评论文章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却硬是说这些描写是“多余的”（如：金梅《谈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我认为，当时城市社会环境能给奚大有以生活上的幻灭，使他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很合情合理的了，为什么非得叫奚大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在此时此地“取得了无产阶级的意识”（《王统照研究资料》）呢？更何况是一个中农，从农村来到城市仅两年的时间。文学创作不是革命公式：保守----觉醒----革命，这种公式化的实质是只强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雷同化，这样的文学创作不可取。要想使奚大有“藕断丝连”回家乡的思想彻底断绝，就必须再设置一个典型的环境，叫奚大有在这个环境中醒悟，也只有这样才具有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和完整性，也符合奚大有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需要。假设没有奚大有在T城这段思想行为过程的描写，那么，奚大有的转变就太突然，太不近情理，太不符合逻辑了。作者紧紧抓住奚大有思想性格的本质特征，发展脉络，深刻的挖掘奚大有的灵魂深处。因此，作者又把奚大有从城市拉回农村，像烙烧饼一样反复烙，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奚大有思想性格变化的必然性。让我们看看奚大有阔别陈家庄二年之后的情景吧，这是作者为奚大有再次设计了一个使他醒悟的环境。
陈家庄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村，从二年前的经济破产，现在已经走向彻底崩溃。二百多户的人口已去了三分之一；奚大有的“人上人”，崇拜的偶像-----陈庄长，也带着皮鞋的伤痕安息在土底下；幼时的莫逆之交徐利，被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又心狠手毒的豪绅吴练长残酷地杀害了；送奚大有去T城的贫苦农民萧达子也被地主锁了门离开了祖孙居住一百多年的陈家村了.......。这是陈家村空前的悲剧！这一切，无不搅动着奚大有的心情，思想与情感，此时此刻，奚大有的心似翻江倒海此起彼伏，他似乎从睡梦中惊醒“觉今是而昨非”，顿时觉醒：过去的想法是极不现实的，是自己的梦呓！当奚大有再次返回T城时，其心情大不一样了，他“心里清凉凉地，像是一切的牵挂全行断了”现实“使他完全明白，在他从小时生长的一片土地上已起了重大变化，那里如今是一片凄惨纷乱的战场”。（《王统照文集》），到这时，才是奚大有思想性格转变的转折点啊，更是深化人物的极为重要的笔墨，更能看出奚大有形象的现实性、典型性和完整性。大家看看就很清楚了！我们怎么能说：“第二十五章（注：应是第二十六章）的伤感气氛实在是破坏了全书的一贯性，”是“赘疣”呢？（《王统照研究资料》）我认为，不但没有破坏全书的一贯性，反而为奚大有思想性格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他从思想上加入无产者行列，接受新思想创作了真实可信的条件，怎么能说是“赘疣”呢？奚大有从此渐渐地知道了“为什么日本工厂肯花一天万把块大洋的工钱；为什么自家的乡村是那样的衰落；为什么抵抗不了外国货；为什么外国人老是欺负自己人.....，”（《王统照文集》）他还时常发出几声愤慨不平之语：“如今还讲公道？没看见公道在哪里摆着！”（《王统照文集》）从此，“大有便另转入一个境界，渐渐地酒喝得少了，也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信心。”（《王统照文集》）我认为：这才是最后完成奚大有人物形象典型性和完整性的塑造，才是一个完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果我们阉割后半部或只留第二十五、二十六章，那么，奚大有形象不成了支离破碎的人物形象了吗？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完整性。
《山雨》中奚大有所处的社会实际上是千百万农民共遭的境遇，像奚大有那样被迫从农村流入城市，在当时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足为奇。当然也有部分农民是留在农村的。但是他们都在自己所处的不同环境中受着环境的支配，并改变着自己，例如：思想性格，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反过来，他们又采取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改变着自己周围的环境，待以生存。奚大有则是代表着与他有同样性格特征和经历的那部分农民所处的特定环境中的体现者。
“典型是时代的现象。”（高尔基《论文学》）奚大有是作者在《<山雨>跋》中指出的：“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王统照文集》）的具体人物形象，通过奚大有这个人的经历来反映当时的社会，他的生活与命运过程再现了时代的种种现象，包括正义和邪恶，美与丑。《山雨》中奚大有思想性格的根本转变是时代进步的象征。奚大有既是时代的表现着，又是时代的再现者，他是表现与再现的统一物。因此，《山雨》出版不久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慌与不安，他们以其“内容颇含阶级斗争意识”，发出警告，并勒令禁止发行。这一事件的发生，恰恰说明了《山雨》现实主义创作的巨大威力和影响，产生的社会作用是有效的。
认清奚大有形象的典型意义，“考察作家怎样在艺术上体现自己的构思可以清楚地说明，作家是否熟悉生活和是否正确了解生活。”（法捷耶夫《谈文学》） 《山雨》作者王统照先生自幼生长在中国北方农村----诸城县（现诸城市）相州镇。16岁才离开故乡在外就学。其间，常回家探亲。因此，对农村社会状况是了如指掌的。他三十岁时，母亲病逝后，全家迁居青岛观海二路45号，这与他后来写《山雨》的时间还相隔5年，在这以前，他还常奔波于北京，济南等城市，说明作者对城市生活也是非常熟悉的，这从《山雨》中所描写的城市车夫生活可以生动的证明。因此说“后几个章节的问题......是由于作家.....生活的基础不够厚实，以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 《王统照文集》）等等，这些评论是欠妥的。事实是作者的生活基础并不是“不够厚实”，而是既厚实又扎实。说他思想上对当时的“革命”认识有点儿肤浅，这倒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不妨碍作者正确地了解生活，更不妨碍《山雨》是一部优秀现实主义作品。曹雪芹的《红楼梦》，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易卜生的《娜拉》等等名著，这些作者对革命有认识吗？难道我们能因此而否认他们的作品不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吗？我们能否认他们的作品所产生的深远意义与巨大作用吗？显然是不能的。
奚大有形象是衡量《山雨》现实主义文学成就的重要依据。作者以独辟蹊径地艺术构思，通过“一叶落知天下秋”，展现了一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黑暗统治下，民生凋敝的悲秋图景；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激愤情绪“这时代，火与血烧洗的地方是待燃的烛台！”暗示“山雨欲来风满楼”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像奚大有这样的中农都觉醒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灭亡还会远吗？
以上通过对《山雨》形象与结构统一性分析，使我们明确了《山雨》中奚大有思想性格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典型性和完整性；公正地评价了《山雨》的成就与不足；进一步确认了《山雨》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创作成就“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过第二部这样坚实的农村小说”（茅盾《王统照的<山雨>》）。这种认识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探讨文学创作中的典型化问题颇有启迪，以推动新时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李敦景，中国剧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会员。1976年始进行戏剧等文艺创作。发表戏剧等文艺作品若干，获奖作品有：《6.1这一天》、《革新迷》、《夺铁记》、《保卫刘家庄》、《小俩口过年》、《竞赛新歌》、《教子》、《考试》、《潍水舜歌》《一盏明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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