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见仁见智”看帝王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是宋朝第四位皇帝，也是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之久（1022－1063年）。且看整个北宋朝历经九位皇帝统治，共计167年的“国运”，这位仁宗皇帝的在位时间刚好占踞了四分之一的帝国周期。而宋仁宗登上皇位的那一年（1022年）。
看惯了“清宫剧”的观众，恐怕对这位距今近一千年的北宋皇帝不甚了解，觉得比之在位61年的康熙皇帝、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那42年的在位时间，着实也算不得什么“千古一帝”；在所谓“文治武功”方面还真是“稍逊风骚”了一点，看点与亮点，似乎也都少了一点。
这样的“追剧”初感，自然是难以避免的。可是只要能在“追剧”之余，稍稍温习一点历史功课，随着对宋仁宗乃至其治下的大宋帝国渐为了解，一位中古时代的君主如何殚精竭虑去励精图治，如何克勤克俭而“求仁得仁”的历史形象也会油然而生。
诚然，这样的历史形象，与世人一贯重视的所谓“开国帝王”或“盛世明君”有所区别。这样的历史形象，似乎并不能与轰轰烈烈的开国勋业或风风火火的盛世功业相提并论。然而，也不妨在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与“永垂不朽”之外，去“换个口味”或“换个角度”来看待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君主生平——细观慢察宋仁宗这样的君主，以及其统治之下这样的一段中国历史，自是别有一番“见仁见智”的新见识。
没有铸行“御书钱”的宋仁宗
北宋铸币有一大特色，即“御书钱”，乃是将帝王书法铸造于钱币之上。自宋太宗御笔亲书的“淳化元宝”与“至道元宝”铸行以来，宋真宗御笔亲书的“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更是大彰其道，北宋末期尚有宋徽宗特别的瘦金体御书“大观通宝”与“崇宁通宝”等等。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北宋铸币乃是最能体味帝王书法的中国货币。
大观通宝，宋幑宗“御书钱”
遗憾的是，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九个年号的帝王生涯中，竟没有一枚铸有其御笔书法的货币行世。这样的情况，是宋仁宗行事低调所致，还是刻意“藏拙”之故，尚无确证与定论。不过，仅就存世已知的宋仁宗书迹来考察，其书法造诣可称精熟，在北宋帝王乃至历代帝王中，亦属佼佼者。
一代名臣范仲淹、名将狄青之墓的神道碑碑额，皆是宋仁宗以篆书大字写就的。碑额书迹笔力厚重、结体整肃，所谓“帝王气象”，透溢碑石。这两通传世名碑，早为后世书家珍重，其楷模地位，自不待言。尚有据传为宋仁宗临摹《兰亭序》的行楷体书迹一通，全篇笔润体丰，字体清秀朗健，又是另一番斯文气派。
范仲淹神道碑，宋仁宗篆额
狄青神道碑，宋仁宗篆額
初观这些篆书大字、行楷摹本的书法，宋仁宗时期何以没有“御书钱”的疑问，似乎更无从解答了。试想，可碑可帖的书法造诣，竟没能铸成“御书钱”，实在是令人颇感疑惑与遗憾的。这样的情形，恐怕也只能以宋仁宗行事低调来解释与揣摩了。
晏殊笔下的宋仁宗“飞白书”
实际上，宋仁宗的书法造诣，根本不需要后世读者观览这些传世书迹，方才做出评判。就在近千年之前，宋仁宗时期的名臣晏殊、欧阳修、苏轼等，对此俱有评价。不过，这些一代名臣的评价，并不针对什么篆隶行楷一般的书体，而是针对他们亲眼目睹的，皇帝少有的几次御笔亲挥的“飞白书”。
一般而言，“飞白书”亦称“草篆”，是一种书写方法与风格均十分特殊的字体。这种书法笔画中丝丝露白，像缺少墨水的枯笔写成的模样，令人颇感特别。“飞白书”传说由汉代蔡邕创始，因笔画中有的似鸟头燕尾，又似鸟头凤尾，横竖笔画丝丝露白，飞笔断白，燥润相宜，似枯笔做成，故称“飞白书”。
据清代学者陆绍曾所著《飞白录》记载，自蔡邕创始以来，历朝历代有案可查的擅写“飞白书”者，约有百人之多。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唐宋两代帝王，多有擅写“飞白书”者。如唐太宗、高宗、玄宗、中宗、武后等，宋代帝王则有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高宗、理宗等。显然，自宋代开国以来，包括宋仁宗在内的前四位帝王都擅写“飞白书”。
十四岁即被召殿试的江西神童晏殊（991—1055年），初受宋真宗赏识，后屡经升迁，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官至宰相。晏殊多年身居要职高位，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亦皆经其栽培、荐引，皆受朝廷重用。至和二年（1055年）逝世时，宋仁宗亲赴哀悼，并因之罢朝两日。皇帝赐其谥号为“元献”，并为其神道碑额亲篆“旧学之碑”四字。
晏殊生前，颇得宋仁宗倚重，曾赐“御飞白书扇”。晏殊为表谢恩与赞颂，为之撰赋、表、记三种，即《御飞白书扇赋》《谢赐飞白书表》《御飞白书记》。其赋有云：
洒回春之藻翰，成变楷之奇文，婉绕无方，轻浓有制，该笔苑之遒润，集书林之妍媚。
其记有云：
万象奔驰于笔端，三辰奋涌于毫末，翩然而鸾皇飞翥，蜿然而虬龙蟠跃，圣域之雄观，书林之具美。
除了赞叹宋仁宗“飞白书”的“遒润”之“雄观”之外，晏殊本人对“飞白书”也颇有研究，还曾撰有《飞白书赋》一篇，专论“飞白书”的历史成因与发展脉络。原文如下：
飞白书赋
昔在轩后，旁罗俊英。乃有仓颉，思周神明。下侔羽族之迹，上法奎圜之精。始造古文，播于寰瀛。爰及东汉，纪年熹平。其臣蔡邕，誉闻帝庭。瞩鸿都之蒇役，扫垩帚而字成。寓物增华，穷幽洞灵，肇此一体，用飞白而为名。饰宫阙之题署，助圣览之艺能。厥后累朝之臣，习此奇迹。代百名系，存乎简籍。然犹献之白而不飞，子云飞而不白。伊唐二叶，迨及高宗。威所留意，亦云尽工。分赐宰弼，涣扬古风。若乃宫砚沉碧，山炉泛清，恣冲襟之悦穆，指神翰以纵横。空蒙蝉翼之状，宛转蚪骖之形。斓皎月而霞薄，扬珍林而雾轻。曳彩绡兮泉客之府，列纤缟兮夏王之庭。仙风助其缥缈，辰象供其粹凝。信一人之妙用，非末学之能称。而况取象八分，资妍小篆，玉洁冰润，龙骧虎变。合心手以冥运，体乾坤之壮观。
此赋描写了“飞白书”创始、流变及至盛行的历程，是极为难得的一篇用赋体写成的“飞白书”史论。此赋表达了与历代书法史家的一致观点，亦认定“飞白书”乃是东汉学者、《熹平石经》的写作者蔡邕创始的。因待诏鸿都门下，蔡氏见杂役以帚沾灰成字，受此启发，发明了“飞白书”。据此推测，“飞白书”并不是用一般的圆锥形端口的毛笔写成的，而是运用一种特殊的平头散端的笔（或排笔）写成的。这样的笔，其形态应是近似于鸿都门杂役的帚子一般，方才能写得出“飞白”的效果。
此赋提到的所谓“献之白而不飞，子云飞而不白”之论，乃是指晋代的王献之作“飞白书”强调枯笔留白，而南朝齐梁时代的萧子云作“飞白书”则强调笔势飞动；两个时代的书家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晏殊认为，“飞白书”到了唐高宗之后，方才达到臻至完善的境界。此赋后半段所云，即皆是唐代以来的“飞白书”形态及技法之概述了。
不难设想，《飞白书赋》应当是晏殊在受赐宋仁宗“飞白书扇”之前的作品，否则在赋中不可能不提到当朝皇帝的书法造诣。不妨进一步推想，熟谙“飞白书”历史，又权倾一时的当朝名臣晏殊所撰此赋，可能一度传至宋仁宗处，皇帝有心要让臣子品鉴一下其书法造诣，于是御赐“飞白书扇”。随之而来的，也就有了受赐者晏殊所撰谢恩的赋、表、记三种了。《飞白书赋》中总结的“合心手以冥运，体乾坤之壮观”的最高境界，也因之悄然衍化为了《御飞白书记》中的“圣域之雄观，书林之具美”的总结性陈述。
欧阳修两观宋仁宗“飞白书”
晏殊门下的后起名臣欧阳修（1007—1072年），虽亲近皇帝的时间已相对较晚，但还是对宋仁宗“飞白书”印象深刻，对此也有过一些详细记述。譬如，在皇祐二年（1050年）与嘉祐七年（1062年），这两个相距十二年的年头，欧阳修就曾两次见到了宋仁宗“飞白书”，为之作《明堂庆成》诗一首。诗中有云：
宝墨飞云动，金文耀日晶。从臣才力薄，无以颂休明。
后来，在《归田录》（卷二）中，欧阳修又对此事此诗有过一番解释，文中称：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庆殿为明堂……明堂客御篆以金填字，门牌亦御飞白，皆皇祐中所书。神翰雄伟，势若飞动。余诗云“宝墨飞云动，金文耀日晶”者，谓二牌也。
所谓“大享”，即合祀先王的祭礼。季秋大享，是宋代最大的吉礼之一,始议于宋真宗,始行于宋仁宗皇祐二年，此后遂成惯例。欧阳修参与这一祭礼之际，看到明堂上有宋仁宗篆书题额，门牌亦是宋仁宗飞白御书，为此大感赞叹。
嘉祐七年（1062年）这一年，欧阳修不但看到了宋仁宗“飞白书”的大庆殿门牌，稍后还赴了宋仁宗的御宴，收到了御赐“飞白书”两幅。值此“皇恩浩荡”之际，欧阳修赋诗谢恩，诗题为《谢上赐飞白书》，又题作“群玉殿赐宴”。诗云：
至治臻无事，丰年乐有成。图书开秘府，宴饫集群英。
论道皇坟奥，贻谋宝训明。九重多暇豫，八体极研精。
笔力千钧劲，豪端万象生。飞笺金洒落，拜赐玉锵鸣。
盛际崇儒学，愚臣滥宠荣。惟能同舞兽，闻乐识和声。
欧阳修《谢上赐飞白书》一诗中对宋仁宗“飞白书”的赞叹，比之晏殊于书法之道的评述种种，似乎不那么专门与精深。与前述《明堂庆成》一诗所云“从臣才力薄，无以颂休明”的自谦，倒是互为映证的。“笔力千钧劲，豪端万象生”的赞叹，似乎只要是皇帝“御笔”，都可以这样去称颂的，与“飞白书”本身的特色无涉。
可在这一赞叹之前，诗中还有“九重多暇豫，八体极研精”之句，却也算体现了欧阳修在赞颂“御笔”方面的一点专精之论。所谓“八体”，乃是指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八种书体，这一称谓最早见于唐代张怀瑾所著《书断》，乃是中国古典书法门类的通行概念。显然，欧阳修对宋仁宗书法的赞誉，虽因御赐“飞白书”而起，但却并没有只专注于对皇帝所书这一书体的赞美，而是着力于对皇帝在公务之暇精研各体书法的赞叹。
据载，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按公历推算，实为1063年1月间），宋仁宗的圣驾忽然到了龙图阁与天章阁，召集群臣、皇子、宗室、驸马都尉等，参观所谓“三圣”御书。“三圣”者，即宋太祖、太宗、真宗，让这么多人参观三位先皇的书法，实属难得。史书上一贯称誉其克勤克俭、忙于政务的宋仁宗，何以有如此雅兴呢？
联系到“嘉祐”乃是宋仁宗在位的最后一个年号，且此次召集臣子参观“三圣”御书约三个月之后，即嘉祐八年三月（1063年4月间），宋仁宗即驾崩离世，不禁令人追思此次召集恐别有深意。再者，此次召集四天之后，宋仁宗又分赐群臣“飞白书”多幅并赐宴同欢的史事，更是令后世读者浮想联翩。是否宋仁宗已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内心暗地里希望给臣子们留下一点念想，或者以召集参观“三圣”书法，御笔分赐“飞白书”的方式，来完成某种感召臣子、永保宋室的仪式呢？
据考，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按公历推算，实为1063年1月间），众臣与皇室诸成员参观了“三圣”御书四天之后，又随圣驾去了宝文阁。在这里，宋仁宗御笔亲书，写下“飞白书”多幅，分赐群臣。欧阳修得赐两幅御书，均为大书于绢面上的“岁”字。
这两幅“飞白书”上均有宋仁宗的“御押”（即一种特殊的帝王落款标记），还盖上了皇帝的御玺，且由翰林学士王珪在绢面上夹题八字曰“嘉祐御札赐欧阳修”，绢面尾部也有王氏所书“翰林学士臣王珪奉圣旨题赐名”字样，足见郑重其事。于是乎，欧阳修就写成了前述那一首《谢上赐飞白书》，以此叩谢皇恩。
更令人颇感兴味的是，分赐群臣“飞白书”之后，宋仁宗还以“御制观书诗”一首，令群臣属和，又大宴群臣于群玉殿。遥思那近千年之前的皇宫盛宴之上，宋仁宗的“御制观书诗”以及群臣为之“奉和”的诗作，历史政治上别的意义与价值姑且不论，这一事件无疑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难得的一件盛事。仅从这些北宋中期君臣唱和的书法鉴赏之作本身加以探研，不但可以从中了解宋仁宗时期的书学乃至美学旨趣，甚至还可以藉此管窥整个宋代正统书学及美学的发展脉络。
遗憾的是，宋仁宗的“御制观书诗”竟没有流传下来，今人无从得知其具体内容。欧阳修的奉和之作《观龙图阁三圣御书应制》，却因辑入其个人文集《居士外集》，而得以流传至今。诗云：
层构严清禁，披图烂宝文。虹蜺光照物，龙凤势腾云。
妙极功归一，真随体自分。孝思遵宝训，圣业广惟勤。
与欧阳修同为“复姓”的另一位同朝名臣，司马光（1019—1086）当时也一道参观了“三圣”御书，也作有《奉和御制龙图等阁观三圣御书诗》一首，流传至今。诗云：
积厚丕丕业，重光郁郁文。宝书长列宿，玉字切浮云。
散帙鸣銮驻，充庭杂佩分。愿移天纵艺，似续圣功勤。
据欧阳与司马两位名臣的奉和之作，可知宋仁宗的“御制观书诗”可能是押“庚青”韵的五言诗。除此之外，在这两位名臣的奉和之作中，似乎也看不到什么书学与美学旨趣，更多的只是鼓吹圣绩，赞颂圣德而已。
欧阳修追忆宋仁宗“飞白书”
宋仁宗死后，宋英宗即位，改年号为“治平”。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即位，当年仍沿用这一年号。这一年五月，初夏时节，赴任亳州知州的欧阳修，途经颍州时，在颍州知州陆经（字子履）家中，忽然看到了四年前宋仁宗在群玉殿宴中分赐群臣的一幅“飞白书”，大为感慨，挥笔写下了一篇《仁宗御飞白记》。文曰：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将赴亳，假道于汝阴，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而云章烂然，映日月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而后敢仰视，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曰此宝文，阁之所藏也。胡为于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从臣于群玉，而赐以飞白，余幸得与赐焉。予穷于世久矣，少不悦于时。人流离窜斥十有馀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盖以遭时清明天子，向学乐育天下之材，而不遗一介之贱，使得与群贤并游于儒学之馆，而天下无事，岁时丰登，民物安乐，天子优游，清闲不迩声色，方与群臣从容于翰墨之娱，而余于斯时窃获此赐，非惟一。介臣之荣遇，亦朝廷一时之盛事也。子其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泽涵濡于万物者，四十馀年。虽田夫野老之无知，犹能悲歌思慕于垄亩之间，而况儒臣学士得望清光，蒙恩宠，登金门而上玉堂者乎？于是相与泫然流涕，而书之夫玉韫石，而珠藏渊。其光气常见于外也。故山辉而白虹，水变而五色者，至宝之所在也。今赐书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将有望气，言荣光起而烛天者，必赐书之所在也。
原来，宋仁宗群玉殿宴中赐“飞白书”之时，陆经曾任集贤校理，亦在宴中得赐。陆经与欧阳修忆及前朝旧事，“相与泫然流涕”，可谓百感交集。可二人的感慨，却皆不在仁宗书法如何高妙，御笔“飞白书”如何奇妙。二人的感慨，只关乎政治，只关乎君臣与朝堂，与书法本身无涉。
所以，《仁宗御飞白记》一文，并不是一篇书法史论，而是一篇别致的政论文章。希望从此文中洞悉宋仁宗“飞白书”特色者，必当失望而无所得；而忽然从此文中体味宋仁宗政绩者，却可能会有恍然大悟之感。
试看文中欧阳修的那一句反问，“仁宗之德，泽涵濡于万物者，四十馀年。虽田夫野老之无知，犹能悲歌思慕于垄亩之间，而况儒臣学士得望清光，蒙恩宠，登金门而上玉堂者乎？”文中已经前置的陆经之慷慨陈辞，似已可作为答语，“清明天子，向学乐育天下之材，而不遗一介之贱”，“天下无事，岁时丰登，民物安乐，天子优游，清闲不迩声色，方与群臣从容于翰墨之娱”。
这样的《仁宗御飞白记》，哪里会是什么书法史论，明明是一篇臣子对先皇仁政的衷心赞颂罢了。
苏轼激赞宋仁宗“飞白书”
嘉祐二年（1057年）的进士，一代文豪苏轼（号东坡居士，1037—1101年），虽然宋仁宗时期并未在朝廷崭露头角，也并未有幸应召参观“三圣”书法。可在熙宁六年（1073年）冬，时年36岁的苏轼，因观瞻宋仁宗的“飞白书”，还为之写了一篇《仁宗皇帝御飞白记》。
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宋四家”之首苏轼，是否从御笔“飞白书”的书法造诣中有更为专精的品鉴，不妨细读此文。原文如下：
问世之治乱，必观其人。问人之贤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于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于三家之市。臣尝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独私窃览观四十馀年之间，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馀，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升遐以来，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穷谷老妇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长，见当时之人，闻当时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岂独上之泽与。凡在庭者，与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矣，而识其为人。其流风遗俗可得而称者，以世考之也。熙宁六年冬，以事至姑苏，其子诲出庆历中所赐公端敏二字飞白笔一以示臣，且谓臣纪之，将刻石而传诸世。臣官在太常，职在太史，于法得书。且以为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考追蠡以论音声，不若推点画以究观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贬以想见其所与之人。或藏于名山，或流于四方，凡所见者，皆当耸然而作，如望旄头之尘，而听属车之音，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或由此夫。
文中苏轼自称，“臣尝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虽自谦愚钝不敏，可还是“独私窃览观四十余年之间”，他发现宋仁宗“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这是何等的“仁”君，这是何等的朝廷，实在是令人赞叹。
苏轼以为，“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这一太平世道之下，苏轼发现“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这不正是他在十二年后所总结的“人以不作聪明为贤。虽有绝人之材，而德不至，终不大用”之意吗？
苏轼感慨，“下至深山穷谷老妇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长，见当时之人，闻当时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这一番感慨，又与六年前欧阳修的感慨如出一辙了。治平四年（1067年），欧阳修的那一句感慨深沉的反问，“虽田夫野老之无知，犹能悲歌思慕于垄亩之间，而况儒臣学士得望清光，蒙恩宠，登金门而上玉堂者乎？”此刻，两位前朝臣子，仿佛冥冥中“相与泫然流涕”了罢。
观瞻宋仁宗的“飞白书”，那帝王书法感召臣子的天赋，在距今近千年的那个帝国时代，对于观瞻者而言，总有情不自禁、油然而生的魔力。且看苏轼的顶礼赞颂，自然也是要步前朝旧臣晏殊、欧阳修、司马光、陆经等的后尘，可篇末一句话似乎比之众多重臣名臣还要说得更为明白通透，更为直接透徹。
篇末结语，称“凡见此者，皆当耸然而作，如望旄头之尘，而听属车之音，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或由此也夫”。此时此地，苏东坡见到王诲所藏宋仁宗“飞白书”时的体悟，将那当年欧阳修见到陆经所藏宋仁宗“飞白书”时的“相与泫然流涕”，竟幡然一跃，化变为“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了。显然，对于宋仁宗之“仁”道，追念与感慨固然是前朝当朝臣子的衷心之举，可在苏轼这里，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个“仁”字，化为臣子骨血里可寄托与继承的政治遗产。
因此，作为“宋四家”之首的苏轼，观瞻宋仁宗“飞白书”的体悟，虽与欧阳修等相类，皆是从政治感召层面去评述的，却又比欧阳修等更进一步，认为政治感召本身更是政治遗产，继而认定整个大宋王朝后来君臣皆应继承这一政治遗产。
黄庭坚暮年得观宋仁宗“飞白书”
时至元符三年（1100年），屡经贬谪，流寓海南岛儋州，时年已64岁的苏轼，步入人生暮年。这位大力称颂宋仁宗之“仁”道，希望当朝臣子“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的一代文学与书法大家，却因政见屡与当朝相左，几乎就要老死葬身于之海南孤岛之地了。
此时，宋仁宗逝世已近四十年，继之于后的宋哲宗业已逝世，宋徽宗于这一年正月即位登极，只是尚未新换年号。这一年四月，恰值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终于得以乘舟北归了。
可惜的是，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65岁。正是在苏轼的人生倒计时中，在其“北归”途中，元符三年（1100年）八月至十一月之间，“宋四家”次席、苏轼挚友黄庭坚（1045—1105年），也正在受着与苏轼同样的命运多舛。只不过，苏轼已然历经磨难，恍然“北归”，行“落叶归根”之旅；而黄庭坚则正在屡遭贬谪，栉次“南迁”，行“客死异乡”之旅罢了。
元祐年间（1086—1091年）任职史馆的黄庭坚，因陷入党争而为蔡卞、章惇等诬谤，称其所修《神宗实录》多诬失实,以致其一贬再贬,先后流转于黔州、戎州、宜州等地。此时正在贬谪边地的流离失所中，步入生命里的最后旅程。
即便行旅颠沛颓唐，仕途渐行渐远，可作为书法家的黄庭坚，始终还是与书法作品一路相随。贬谪途中于四川眉州青神访友稍憩的黄氏，意外的在蜀人张浩的造访中，获见张氏秘藏的两幅书法珍品，一幅是旧友苏东坡的“寒食帖”，一幅则是宋仁宗的“飞白书”。羁途孤旅之际，喜观旧友手泽，敬瞻先帝御书，自有恍若隔世、世事若梦之感；感怀之余，黄氏为这两幅书法珍品题跋留念，自不在话下。黄氏所题《仁宗皇帝御书记》，也因之流传于世；“宋四家”之苏、黄二氏，对于宋仁宗“飞白书”的鉴评之语，至此可称“合璧”。且看黄氏原文如下：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窃观金匮石室之书论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于耆老，安乐田里，不忧不惧。百姓皆如刍狗，无谢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纯粹，无声色畋游之好。平居时御笔墨，尤喜飞白书。一书之成，左右扶持，争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间。庆云景星，光被万物，士大夫家或得只字片楮，相与传玩，比于《河图》《洛书》，敬爱所在，如临父母。此岂与周人思召伯，爱其甘棠同年而语哉。恭惟昭陵复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尝不霣涕。后生闻说前朝事，无不踊跃，恨不身当其时。呜呼，可谓有德君子者耶！窃尝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时，未尝出奇变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进退大臣，而百官修职，四夷承风，臣亦不能识其所以然。故秘阁校理臣张公裕所藏书，其子臣浩以示臣，臣冒昧论著如此。誉天地之高厚，赞日月之光华，臣自知其不能也。
原来，蜀人张浩所藏宋仁宗“飞白书”，乃曾任秘阁校理的其父张公裕旧藏。因慕黄庭坚擅书，此番专程至眉州青神造访，将其父旧藏呈观，以求黄氏品题之墨宝。此行，张浩如愿以偿，黄氏欣然挥毫，不但为之题写了《仁宗皇帝御书记》《黄州寒食帖跋》，甚至还为其叔父张公邵撰书了《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这些黄氏“墨宝”，又皆成了张宅的秘宝，珍若珙璧，世代相传。
范成大再观宋仁宗“飞白书”
77年之后，苏轼、黄庭坚、张浩等人，俱已作了“古人”，北宋也已覆灭了整整五十年了。那时节，已是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的光景。此时，担任四川制置使的江苏吴县人（今苏州）范成大（1126—1193年）奉调回京。为了在归京的旅途中，可以沿长江一线饱览蜀地风光，范成大选择由水路出三峡，并为之写成了日记体游记《吴船录》。
据《吴船录》所载，淳熙五年（1178年）二月的某日，舟船在江上行进了三十里之后，“早顿江原县”，即在今四川省崇州市东南三十里江源镇地界，范氏一行暂时安顿了下来。因受张浩后人张縯（字季长）之邀，得以观瞻宋仁宗“飞白书”。范氏在《吴船录》中忆述称：
季长之族祖浩，藏仁宗御飞白书。山谷所跋者，其末句“誉天地之高厚，赞日月之光华”；“臣知其不能也”，今集中作“臣自知其不能也”。“自”字盖后来所增，语意方全。山谷自称“洪州分宁县双井里前史官臣黄庭坚”，盖谪戎州时所跋。
据此忆述可知，对于宋仁宗“飞白书”，范成大似乎并没有什么“观后感”可记。与观瞻这前朝皇帝的“御书”相比，范氏更关注于78年之前的黄庭坚之“观后感”，并且还据黄氏题跋，考证了一番。范氏发现那题跋上的“原文”，比之后来收入黄氏文集中的题跋，少了一个“自”字。且题跋落款“洪州分宁县双井里前史官臣黄庭坚”云云，也是黄氏文集中没有录入的，范氏据此推断出此跋作于黄氏贬谪戎州期间（1098—1100年）。
除此之外，对于这一幅秘藏于蜀中张氏家族中的宋仁宗“飞白书”，范氏再无任何评述。仅据笔者有限阅鉴，《吴船录》中提及但并未评述的这一幅宋仁宗“飞白书”，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于宋代笔记史籍之中。之后的下落，也就无从确考了。
未有真迹传世的宋仁宗“飞白书”
除了未置评语的范成大之外，试看从晏殊、欧阳修等到苏东坡、黄庭坚等，从北宋至南宋，无论是朝堂名臣还是书法名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将宋仁宗“飞白书”视作政治象征与符号，并从中提炼与发挥宋仁宗时期的政治功绩。可以说，帝王书法里的“飞白书”，着实与书法本身无关；即便参与评鉴者有相当书法功底（最具代表者莫过于“宋四家”之苏、黄二人），也不会从书法的专业角度去加以审视。
宋仁宗的“仁”道与“飞白书”，二者之间的微妙联系，以及在确认这一联系之下可予发挥的政治遗产，前有这一时期当朝名臣晏殊、欧阳修等，后有这一时期后起名家苏东坡、黄庭坚等，北宋历代臣子中始终不乏前赴后继，继续为之抒写者。直至因重“文治”而乏“武功”的北宋覆亡，徽、钦二帝竟被金兵掳掠而去，对“仁”道的顶礼赞颂，仍不绝于耳。
即便南宋偏安一隅、苟存社稷，宋高宗时期的臣子中，都还有以宋仁宗“飞白书”来歌颂“仁”道者。譬如，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周紫芝（1082—1155年），就曾作有《仁宗皇帝飞白歌》一首。歌中有“当时农桑三万里，地上钱流已如水”之赞，又有“试从父老说嘉祐，百年厚德知难忘”之叹，也是无一句与“飞白书”本身的书法造诣有关的。
可见，宋仁宗的“飞白书”，从一开始至流传百年之后，皆是与书法本身无关的话题。这一书迹，在历朝历代（尤其是宋代），只能是一份可资抒情，可供发挥的政治遗产。
令人遗憾与惊异的是，宋仁宗的“飞白书”，迭经千年之后，竟无一幅传世真迹可寻。前述晏殊、欧阳修、苏轼等目睹者，竟无一留存于世，亦未见于后世刻石存真，留拓存影。唯有一幅影像不甚清晰，内容从未见载于史籍的书迹拓片传世，上书“天下升平四民清”七个大字，据传为宋仁宗“飞白书”遗迹。
据近代著名学者容庚所撰《飞白考》一文，可知此七字拓片为横列“榜书”式样,石高约一尺三寸,广约三尺八寸。升字高六寸九 分。“四民”二字之上楷书“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二十八日“两行十字。前有楷书“皇三十九”一行四字。下有方印三：惟有一“御”字可辨、字作行草体，乃木片所书，转折如带。
传世唯一宋仁宗“飞白书”拓本
可是，拓片上的这七个大字，仅从字体形象而言，并不符合“飞白书”的特征，而更像是后世通行的“双钩”大字。其真伪若何，书体究竟如何，尚未见有任何相关研究与评述。
刊于《书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