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见仁见智”看帝王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是宋朝第四位皇帝,也是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之久(1022-1063年)。且看整个北宋朝历经九位皇帝统治,共计167年的“国运”,这位仁宗皇帝的在位时间刚好占踞了四分之一的帝国周期。而宋仁宗登上皇位的那一年(1022年)。
看惯了“清宫剧”的观众,恐怕对这位距今近一千年的北宋皇帝不甚了解,觉得比之在位61年的康熙皇帝、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那42年的在位时间,着实也算不得什么“千古一帝”;在所谓“文治武功”方面还真是“稍逊风骚”了一点,看点与亮点,似乎也都少了一点。
这样的“追剧”初感,自然是难以避免的。可是只要能在“追剧”之余,稍稍温习一点历史功课,随着对宋仁宗乃至其治下的大宋帝国渐为了解,一位中古时代的君主如何殚精竭虑去励精图治,如何克勤克俭而“求仁得仁”的历史形象也会油然而生。
诚然,这样的历史形象,与世人一贯重视的所谓“开国帝王”或“盛世明君”有所区别。这样的历史形象,似乎并不能与轰轰烈烈的开国勋业或风风火火的盛世功业相提并论。然而,也不妨在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与“永垂不朽”之外,去“换个口味”或“换个角度”来看待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君主生平——细观慢察宋仁宗这样的君主,以及其统治之下这样的一段中国历史,自是别有一番“见仁见智”的新见识。
没有铸行“御书钱”的宋仁宗
北宋铸币有一大特色,即“御书钱”,乃是将帝王书法铸造于钱币之上。自宋太宗御笔亲书的“淳化元宝”与“至道元宝”铸行以来,宋真宗御笔亲书的“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更是大彰其道,北宋末期尚有宋徽宗特别的瘦金体御书“大观通宝”与“崇宁通宝”等等。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北宋铸币乃是最能体味帝王书法的中国货币。
大观通宝,宋幑宗“御书钱”
遗憾的是,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九个年号的帝王生涯中,竟没有一枚铸有其御笔书法的货币行世。这样的情况,是宋仁宗行事低调所致,还是刻意“藏拙”之故,尚无确证与定论。不过,仅就存世已知的宋仁宗书迹来考察,其书法造诣可称精熟,在北宋帝王乃至历代帝王中,亦属佼佼者。
一代名臣范仲淹、名将狄青之墓的神道碑碑额,皆是宋仁宗以篆书大字写就的。碑额书迹笔力厚重、结体整肃,所谓“帝王气象”,透溢碑石。这两通传世名碑,早为后世书家珍重,其楷模地位,自不待言。尚有据传为宋仁宗临摹《兰亭序》的行楷体书迹一通,全篇笔润体丰,字体清秀朗健,又是另一番斯文气派。
范仲淹神道碑,宋仁宗篆额
狄青神道碑,宋仁宗篆額
初观这些篆书大字、行楷摹本的书法,宋仁宗时期何以没有“御书钱”的疑问,似乎更无从解答了。试想,可碑可帖的书法造诣,竟没能铸成“御书钱”,实在是令人颇感疑惑与遗憾的。这样的情形,恐怕也只能以宋仁宗行事低调来解释与揣摩了。
晏殊笔下的宋仁宗“飞白书”
实际上,宋仁宗的书法造诣,根本不需要后世读者观览这些传世书迹,方才做出评判。就在近千年之前,宋仁宗时期的名臣晏殊、欧阳修、苏轼等,对此俱有评价。不过,这些一代名臣的评价,并不针对什么篆隶行楷一般的书体,而是针对他们亲眼目睹的,皇帝少有的几次御笔亲挥的“飞白书”。
一般而言,“飞白书”亦称“草篆”,是一种书写方法与风格均十分特殊的字体。这种书法笔画中丝丝露白,像缺少墨水的枯笔写成的模样,令人颇感特别。“飞白书”传说由汉代蔡邕创始,因笔画中有的似鸟头燕尾,又似鸟头凤尾,横竖笔画丝丝露白,飞笔断白,燥润相宜,似枯笔做成,故称“飞白书”。
据清代学者陆绍曾所著《飞白录》记载,自蔡邕创始以来,历朝历代有案可查的擅写“飞白书”者,约有百人之多。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唐宋两代帝王,多有擅写“飞白书”者。如唐太宗、高宗、玄宗、中宗、武后等,宋代帝王则有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高宗、理宗等。显然,自宋代开国以来,包括宋仁宗在内的前四位帝王都擅写“飞白书”。
十四岁即被召殿试的江西神童晏殊(991—1055年),初受宋真宗赏识,后屡经升迁,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官至宰相。晏殊多年身居要职高位,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亦皆经其栽培、荐引,皆受朝廷重用。至和二年(1055年)逝世时,宋仁宗亲赴哀悼,并因之罢朝两日。皇帝赐其谥号为“元献”,并为其神道碑额亲篆“旧学之碑”四字。
晏殊生前,颇得宋仁宗倚重,曾赐“御飞白书扇”。晏殊为表谢恩与赞颂,为之撰赋、表、记三种,即《御飞白书扇赋》《谢赐飞白书表》《御飞白书记》。其赋有云:
洒回春之藻翰,成变楷之奇文,婉绕无方,轻浓有制,该笔苑之遒润,集书林之妍媚。
其记有云:
万象奔驰于笔端,三辰奋涌于毫末,翩然而鸾皇飞翥,蜿然而虬龙蟠跃,圣域之雄观,书林之具美。
除了赞叹宋仁宗“飞白书”的“遒润”之“雄观”之外,晏殊本人对“飞白书”也颇有研究,还曾撰有《飞白书赋》一篇,专论“飞白书”的历史成因与发展脉络。原文如下:
飞白书赋
昔在轩后,旁罗俊英。乃有仓颉,思周神明。下侔羽族之迹,上法奎圜之精。始造古文,播于寰瀛。爰及东汉,纪年熹平。其臣蔡邕,誉闻帝庭。瞩鸿都之蒇役,扫垩帚而字成。寓物增华,穷幽洞灵,肇此一体,用飞白而为名。饰宫阙之题署,助圣览之艺能。厥后累朝之臣,习此奇迹。代百名系,存乎简籍。然犹献之白而不飞,子云飞而不白。伊唐二叶,迨及高宗。威所留意,亦云尽工。分赐宰弼,涣扬古风。若乃宫砚沉碧,山炉泛清,恣冲襟之悦穆,指神翰以纵横。空蒙蝉翼之状,宛转蚪骖之形。斓皎月而霞薄,扬珍林而雾轻。曳彩绡兮泉客之府,列纤缟兮夏王之庭。仙风助其缥缈,辰象供其粹凝。信一人之妙用,非末学之能称。而况取象八分,资妍小篆,玉洁冰润,龙骧虎变。合心手以冥运,体乾坤之壮观。
此赋描写了“飞白书”创始、流变及至盛行的历程,是极为难得的一篇用赋体写成的“飞白书”史论。此赋表达了与历代书法史家的一致观点,亦认定“飞白书”乃是东汉学者、《熹平石经》的写作者蔡邕创始的。因待诏鸿都门下,蔡氏见杂役以帚沾灰成字,受此启发,发明了“飞白书”。据此推测,“飞白书”并不是用一般的圆锥形端口的毛笔写成的,而是运用一种特殊的平头散端的笔(或排笔)写成的。这样的笔,其形态应是近似于鸿都门杂役的帚子一般,方才能写得出“飞白”的效果。
此赋提到的所谓“献之白而不飞,子云飞而不白”之论,乃是指晋代的王献之作“飞白书”强调枯笔留白,而南朝齐梁时代的萧子云作“飞白书”则强调笔势飞动;两个时代的书家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晏殊认为,“飞白书”到了唐高宗之后,方才达到臻至完善的境界。此赋后半段所云,即皆是唐代以来的“飞白书”形态及技法之概述了。
不难设想,《飞白书赋》应当是晏殊在受赐宋仁宗“飞白书扇”之前的作品,否则在赋中不可能不提到当朝皇帝的书法造诣。不妨进一步推想,熟谙“飞白书”历史,又权倾一时的当朝名臣晏殊所撰此赋,可能一度传至宋仁宗处,皇帝有心要让臣子品鉴一下其书法造诣,于是御赐“飞白书扇”。随之而来的,也就有了受赐者晏殊所撰谢恩的赋、表、记三种了。《飞白书赋》中总结的“合心手以冥运,体乾坤之壮观”的最高境界,也因之悄然衍化为了《御飞白书记》中的“圣域之雄观,书林之具美”的总结性陈述。
欧阳修两观宋仁宗“飞白书”
晏殊门下的后起名臣欧阳修(1007—1072年),虽亲近皇帝的时间已相对较晚,但还是对宋仁宗“飞白书”印象深刻,对此也有过一些详细记述。譬如,在皇祐二年(1050年)与嘉祐七年(1062年),这两个相距十二年的年头,欧阳修就曾两次见到了宋仁宗“飞白书”,为之作《明堂庆成》诗一首。诗中有云:
宝墨飞云动,金文耀日晶。从臣才力薄,无以颂休明。
后来,在《归田录》(卷二)中,欧阳修又对此事此诗有过一番解释,文中称: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庆殿为明堂……明堂客御篆以金填字,门牌亦御飞白,皆皇祐中所书。神翰雄伟,势若飞动。余诗云“宝墨飞云动,金文耀日晶”者,谓二牌也。
所谓“大享”,即合祀先王的祭礼。季秋大享,是宋代最大的吉礼之一,始议于宋真宗,始行于宋仁宗皇祐二年,此后遂成惯例。欧阳修参与这一祭礼之际,看到明堂上有宋仁宗篆书题额,门牌亦是宋仁宗飞白御书,为此大感赞叹。
嘉祐七年(1062年)这一年,欧阳修不但看到了宋仁宗“飞白书”的大庆殿门牌,稍后还赴了宋仁宗的御宴,收到了御赐“飞白书”两幅。值此“皇恩浩荡”之际,欧阳修赋诗谢恩,诗题为《谢上赐飞白书》,又题作“群玉殿赐宴”。诗云:
至治臻无事,丰年乐有成。图书开秘府,宴饫集群英。
论道皇坟奥,贻谋宝训明。九重多暇豫,八体极研精。
笔力千钧劲,豪端万象生。飞笺金洒落,拜赐玉锵鸣。
盛际崇儒学,愚臣滥宠荣。惟能同舞兽,闻乐识和声。
欧阳修《谢上赐飞白书》一诗中对宋仁宗“飞白书”的赞叹,比之晏殊于书法之道的评述种种,似乎不那么专门与精深。与前述《明堂庆成》一诗所云“从臣才力薄,无以颂休明”的自谦,倒是互为映证的。“笔力千钧劲,豪端万象生”的赞叹,似乎只要是皇帝“御笔”,都可以这样去称颂的,与“飞白书”本身的特色无涉。
可在这一赞叹之前,诗中还有“九重多暇豫,八体极研精”之句,却也算体现了欧阳修在赞颂“御笔”方面的一点专精之论。所谓“八体”,乃是指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八种书体,这一称谓最早见于唐代张怀瑾所著《书断》,乃是中国古典书法门类的通行概念。显然,欧阳修对宋仁宗书法的赞誉,虽因御赐“飞白书”而起,但却并没有只专注于对皇帝所书这一书体的赞美,而是着力于对皇帝在公务之暇精研各体书法的赞叹。
据载,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按公历推算,实为1063年1月间),宋仁宗的圣驾忽然到了龙图阁与天章阁,召集群臣、皇子、宗室、驸马都尉等,参观所谓“三圣”御书。“三圣”者,即宋太祖、太宗、真宗,让这么多人参观三位先皇的书法,实属难得。史书上一贯称誉其克勤克俭、忙于政务的宋仁宗,何以有如此雅兴呢?
联系到“嘉祐”乃是宋仁宗在位的最后一个年号,且此次召集臣子参观“三圣”御书约三个月之后,即嘉祐八年三月(1063年4月间),宋仁宗即驾崩离世,不禁令人追思此次召集恐别有深意。再者,此次召集四天之后,宋仁宗又分赐群臣“飞白书”多幅并赐宴同欢的史事,更是令后世读者浮想联翩。是否宋仁宗已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内心暗地里希望给臣子们留下一点念想,或者以召集参观“三圣”书法,御笔分赐“飞白书”的方式,来完成某种感召臣子、永保宋室的仪式呢?
据考,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按公历推算,实为1063年1月间),众臣与皇室诸成员参观了“三圣”御书四天之后,又随圣驾去了宝文阁。在这里,宋仁宗御笔亲书,写下“飞白书”多幅,分赐群臣。欧阳修得赐两幅御书,均为大书于绢面上的“岁”字。
这两幅“飞白书”上均有宋仁宗的“御押”(即一种特殊的帝王落款标记),还盖上了皇帝的御玺,且由翰林学士王珪在绢面上夹题八字曰“嘉祐御札赐欧阳修”,绢面尾部也有王氏所书“翰林学士臣王珪奉圣旨题赐名”字样,足见郑重其事。于是乎,欧阳修就写成了前述那一首《谢上赐飞白书》,以此叩谢皇恩。
更令人颇感兴味的是,分赐群臣“飞白书”之后,宋仁宗还以“御制观书诗”一首,令群臣属和,又大宴群臣于群玉殿。遥思那近千年之前的皇宫盛宴之上,宋仁宗的“御制观书诗”以及群臣为之“奉和”的诗作,历史政治上别的意义与价值姑且不论,这一事件无疑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难得的一件盛事。仅从这些北宋中期君臣唱和的书法鉴赏之作本身加以探研,不但可以从中了解宋仁宗时期的书学乃至美学旨趣,甚至还可以藉此管窥整个宋代正统书学及美学的发展脉络。
遗憾的是,宋仁宗的“御制观书诗”竟没有流传下来,今人无从得知其具体内容。欧阳修的奉和之作《观龙图阁三圣御书应制》,却因辑入其个人文集《居士外集》,而得以流传至今。诗云:
层构严清禁,披图烂宝文。虹蜺光照物,龙凤势腾云。
妙极功归一,真随体自分。孝思遵宝训,圣业广惟勤。
与欧阳修同为“复姓”的另一位同朝名臣,司马光(1019—1086)当时也一道参观了“三圣”御书,也作有《奉和御制龙图等阁观三圣御书诗》一首,流传至今。诗云:
积厚丕丕业,重光郁郁文。宝书长列宿,玉字切浮云。
散帙鸣銮驻,充庭杂佩分。愿移天纵艺,似续圣功勤。
据欧阳与司马两位名臣的奉和之作,可知宋仁宗的“御制观书诗”可能是押“庚青”韵的五言诗。除此之外,在这两位名臣的奉和之作中,似乎也看不到什么书学与美学旨趣,更多的只是鼓吹圣绩,赞颂圣德而已。
欧阳修追忆宋仁宗“飞白书”
宋仁宗死后,宋英宗即位,改年号为“治平”。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即位,当年仍沿用这一年号。这一年五月,初夏时节,赴任亳州知州的欧阳修,途经颍州时,在颍州知州陆经(字子履)家中,忽然看到了四年前宋仁宗在群玉殿宴中分赐群臣的一幅“飞白书”,大为感慨,挥笔写下了一篇《仁宗御飞白记》。文曰: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将赴亳,假道于汝阴,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而云章烂然,映日月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而后敢仰视,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曰此宝文,阁之所藏也。胡为于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从臣于群玉,而赐以飞白,余幸得与赐焉。予穷于世久矣,少不悦于时。人流离窜斥十有馀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盖以遭时清明天子,向学乐育天下之材,而不遗一介之贱,使得与群贤并游于儒学之馆,而天下无事,岁时丰登,民物安乐,天子优游,清闲不迩声色,方与群臣从容于翰墨之娱,而余于斯时窃获此赐,非惟一。介臣之荣遇,亦朝廷一时之盛事也。子其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泽涵濡于万物者,四十馀年。虽田夫野老之无知,犹能悲歌思慕于垄亩之间,而况儒臣学士得望清光,蒙恩宠,登金门而上玉堂者乎?于是相与泫然流涕,而书之夫玉韫石,而珠藏渊。其光气常见于外也。故山辉而白虹,水变而五色者,至宝之所在也。今赐书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将有望气,言荣光起而烛天者,必赐书之所在也。
原来,宋仁宗群玉殿宴中赐“飞白书”之时,陆经曾任集贤校理,亦在宴中得赐。陆经与欧阳修忆及前朝旧事,“相与泫然流涕”,可谓百感交集。可二人的感慨,却皆不在仁宗书法如何高妙,御笔“飞白书”如何奇妙。二人的感慨,只关乎政治,只关乎君臣与朝堂,与书法本身无涉。
所以,《仁宗御飞白记》一文,并不是一篇书法史论,而是一篇别致的政论文章。希望从此文中洞悉宋仁宗“飞白书”特色者,必当失望而无所得;而忽然从此文中体味宋仁宗政绩者,却可能会有恍然大悟之感。
试看文中欧阳修的那一句反问,“仁宗之德,泽涵濡于万物者,四十馀年。虽田夫野老之无知,犹能悲歌思慕于垄亩之间,而况儒臣学士得望清光,蒙恩宠,登金门而上玉堂者乎?”文中已经前置的陆经之慷慨陈辞,似已可作为答语,“清明天子,向学乐育天下之材,而不遗一介之贱”,“天下无事,岁时丰登,民物安乐,天子优游,清闲不迩声色,方与群臣从容于翰墨之娱”。
这样的《仁宗御飞白记》,哪里会是什么书法史论,明明是一篇臣子对先皇仁政的衷心赞颂罢了。
苏轼激赞宋仁宗“飞白书”
嘉祐二年(1057年)的进士,一代文豪苏轼(号东坡居士,1037—1101年),虽然宋仁宗时期并未在朝廷崭露头角,也并未有幸应召参观“三圣”书法。可在熙宁六年(1073年)冬,时年36岁的苏轼,因观瞻宋仁宗的“飞白书”,还为之写了一篇《仁宗皇帝御飞白记》。
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宋四家”之首苏轼,是否从御笔“飞白书”的书法造诣中有更为专精的品鉴,不妨细读此文。原文如下:
问世之治乱,必观其人。问人之贤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于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于三家之市。臣尝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独私窃览观四十馀年之间,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馀,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升遐以来,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穷谷老妇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长,见当时之人,闻当时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岂独上之泽与。凡在庭者,与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矣,而识其为人。其流风遗俗可得而称者,以世考之也。熙宁六年冬,以事至姑苏,其子诲出庆历中所赐公端敏二字飞白笔一以示臣,且谓臣纪之,将刻石而传诸世。臣官在太常,职在太史,于法得书。且以为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考追蠡以论音声,不若推点画以究观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贬以想见其所与之人。或藏于名山,或流于四方,凡所见者,皆当耸然而作,如望旄头之尘,而听属车之音,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或由此夫。
文中苏轼自称,“臣尝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虽自谦愚钝不敏,可还是“独私窃览观四十余年之间”,他发现宋仁宗“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这是何等的“仁”君,这是何等的朝廷,实在是令人赞叹。
苏轼以为,“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这一太平世道之下,苏轼发现“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这不正是他在十二年后所总结的“人以不作聪明为贤。虽有绝人之材,而德不至,终不大用”之意吗?
苏轼感慨,“下至深山穷谷老妇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长,见当时之人,闻当时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这一番感慨,又与六年前欧阳修的感慨如出一辙了。治平四年(1067年),欧阳修的那一句感慨深沉的反问,“虽田夫野老之无知,犹能悲歌思慕于垄亩之间,而况儒臣学士得望清光,蒙恩宠,登金门而上玉堂者乎?”此刻,两位前朝臣子,仿佛冥冥中“相与泫然流涕”了罢。
观瞻宋仁宗的“飞白书”,那帝王书法感召臣子的天赋,在距今近千年的那个帝国时代,对于观瞻者而言,总有情不自禁、油然而生的魔力。且看苏轼的顶礼赞颂,自然也是要步前朝旧臣晏殊、欧阳修、司马光、陆经等的后尘,可篇末一句话似乎比之众多重臣名臣还要说得更为明白通透,更为直接透徹。
篇末结语,称“凡见此者,皆当耸然而作,如望旄头之尘,而听属车之音,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或由此也夫”。此时此地,苏东坡见到王诲所藏宋仁宗“飞白书”时的体悟,将那当年欧阳修见到陆经所藏宋仁宗“飞白书”时的“相与泫然流涕”,竟幡然一跃,化变为“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了。显然,对于宋仁宗之“仁”道,追念与感慨固然是前朝当朝臣子的衷心之举,可在苏轼这里,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个“仁”字,化为臣子骨血里可寄托与继承的政治遗产。
因此,作为“宋四家”之首的苏轼,观瞻宋仁宗“飞白书”的体悟,虽与欧阳修等相类,皆是从政治感召层面去评述的,却又比欧阳修等更进一步,认为政治感召本身更是政治遗产,继而认定整个大宋王朝后来君臣皆应继承这一政治遗产。
黄庭坚暮年得观宋仁宗“飞白书”
时至元符三年(1100年),屡经贬谪,流寓海南岛儋州,时年已64岁的苏轼,步入人生暮年。这位大力称颂宋仁宗之“仁”道,希望当朝臣子“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的一代文学与书法大家,却因政见屡与当朝相左,几乎就要老死葬身于之海南孤岛之地了。
此时,宋仁宗逝世已近四十年,继之于后的宋哲宗业已逝世,宋徽宗于这一年正月即位登极,只是尚未新换年号。这一年四月,恰值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终于得以乘舟北归了。
可惜的是,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65岁。正是在苏轼的人生倒计时中,在其“北归”途中,元符三年(1100年)八月至十一月之间,“宋四家”次席、苏轼挚友黄庭坚(1045—1105年),也正在受着与苏轼同样的命运多舛。只不过,苏轼已然历经磨难,恍然“北归”,行“落叶归根”之旅;而黄庭坚则正在屡遭贬谪,栉次“南迁”,行“客死异乡”之旅罢了。
元祐年间(1086—1091年)任职史馆的黄庭坚,因陷入党争而为蔡卞、章惇等诬谤,称其所修《神宗实录》多诬失实,以致其一贬再贬,先后流转于黔州、戎州、宜州等地。此时正在贬谪边地的流离失所中,步入生命里的最后旅程。
即便行旅颠沛颓唐,仕途渐行渐远,可作为书法家的黄庭坚,始终还是与书法作品一路相随。贬谪途中于四川眉州青神访友稍憩的黄氏,意外的在蜀人张浩的造访中,获见张氏秘藏的两幅书法珍品,一幅是旧友苏东坡的“寒食帖”,一幅则是宋仁宗的“飞白书”。羁途孤旅之际,喜观旧友手泽,敬瞻先帝御书,自有恍若隔世、世事若梦之感;感怀之余,黄氏为这两幅书法珍品题跋留念,自不在话下。黄氏所题《仁宗皇帝御书记》,也因之流传于世;“宋四家”之苏、黄二氏,对于宋仁宗“飞白书”的鉴评之语,至此可称“合璧”。且看黄氏原文如下: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窃观金匮石室之书论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于耆老,安乐田里,不忧不惧。百姓皆如刍狗,无谢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纯粹,无声色畋游之好。平居时御笔墨,尤喜飞白书。一书之成,左右扶持,争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间。庆云景星,光被万物,士大夫家或得只字片楮,相与传玩,比于《河图》《洛书》,敬爱所在,如临父母。此岂与周人思召伯,爱其甘棠同年而语哉。恭惟昭陵复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尝不霣涕。后生闻说前朝事,无不踊跃,恨不身当其时。呜呼,可谓有德君子者耶!窃尝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时,未尝出奇变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进退大臣,而百官修职,四夷承风,臣亦不能识其所以然。故秘阁校理臣张公裕所藏书,其子臣浩以示臣,臣冒昧论著如此。誉天地之高厚,赞日月之光华,臣自知其不能也。
原来,蜀人张浩所藏宋仁宗“飞白书”,乃曾任秘阁校理的其父张公裕旧藏。因慕黄庭坚擅书,此番专程至眉州青神造访,将其父旧藏呈观,以求黄氏品题之墨宝。此行,张浩如愿以偿,黄氏欣然挥毫,不但为之题写了《仁宗皇帝御书记》《黄州寒食帖跋》,甚至还为其叔父张公邵撰书了《通直郎张修孺墓志铭》。这些黄氏“墨宝”,又皆成了张宅的秘宝,珍若珙璧,世代相传。
范成大再观宋仁宗“飞白书”
77年之后,苏轼、黄庭坚、张浩等人,俱已作了“古人”,北宋也已覆灭了整整五十年了。那时节,已是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的光景。此时,担任四川制置使的江苏吴县人(今苏州)范成大(1126—1193年)奉调回京。为了在归京的旅途中,可以沿长江一线饱览蜀地风光,范成大选择由水路出三峡,并为之写成了日记体游记《吴船录》。
据《吴船录》所载,淳熙五年(1178年)二月的某日,舟船在江上行进了三十里之后,“早顿江原县”,即在今四川省崇州市东南三十里江源镇地界,范氏一行暂时安顿了下来。因受张浩后人张縯(字季长)之邀,得以观瞻宋仁宗“飞白书”。范氏在《吴船录》中忆述称:
季长之族祖浩,藏仁宗御飞白书。山谷所跋者,其末句“誉天地之高厚,赞日月之光华”;“臣知其不能也”,今集中作“臣自知其不能也”。“自”字盖后来所增,语意方全。山谷自称“洪州分宁县双井里前史官臣黄庭坚”,盖谪戎州时所跋。
据此忆述可知,对于宋仁宗“飞白书”,范成大似乎并没有什么“观后感”可记。与观瞻这前朝皇帝的“御书”相比,范氏更关注于78年之前的黄庭坚之“观后感”,并且还据黄氏题跋,考证了一番。范氏发现那题跋上的“原文”,比之后来收入黄氏文集中的题跋,少了一个“自”字。且题跋落款“洪州分宁县双井里前史官臣黄庭坚”云云,也是黄氏文集中没有录入的,范氏据此推断出此跋作于黄氏贬谪戎州期间(1098—1100年)。
除此之外,对于这一幅秘藏于蜀中张氏家族中的宋仁宗“飞白书”,范氏再无任何评述。仅据笔者有限阅鉴,《吴船录》中提及但并未评述的这一幅宋仁宗“飞白书”,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于宋代笔记史籍之中。之后的下落,也就无从确考了。
未有真迹传世的宋仁宗“飞白书”
除了未置评语的范成大之外,试看从晏殊、欧阳修等到苏东坡、黄庭坚等,从北宋至南宋,无论是朝堂名臣还是书法名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将宋仁宗“飞白书”视作政治象征与符号,并从中提炼与发挥宋仁宗时期的政治功绩。可以说,帝王书法里的“飞白书”,着实与书法本身无关;即便参与评鉴者有相当书法功底(最具代表者莫过于“宋四家”之苏、黄二人),也不会从书法的专业角度去加以审视。
宋仁宗的“仁”道与“飞白书”,二者之间的微妙联系,以及在确认这一联系之下可予发挥的政治遗产,前有这一时期当朝名臣晏殊、欧阳修等,后有这一时期后起名家苏东坡、黄庭坚等,北宋历代臣子中始终不乏前赴后继,继续为之抒写者。直至因重“文治”而乏“武功”的北宋覆亡,徽、钦二帝竟被金兵掳掠而去,对“仁”道的顶礼赞颂,仍不绝于耳。
即便南宋偏安一隅、苟存社稷,宋高宗时期的臣子中,都还有以宋仁宗“飞白书”来歌颂“仁”道者。譬如,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周紫芝(1082—1155年),就曾作有《仁宗皇帝飞白歌》一首。歌中有“当时农桑三万里,地上钱流已如水”之赞,又有“试从父老说嘉祐,百年厚德知难忘”之叹,也是无一句与“飞白书”本身的书法造诣有关的。
可见,宋仁宗的“飞白书”,从一开始至流传百年之后,皆是与书法本身无关的话题。这一书迹,在历朝历代(尤其是宋代),只能是一份可资抒情,可供发挥的政治遗产。
令人遗憾与惊异的是,宋仁宗的“飞白书”,迭经千年之后,竟无一幅传世真迹可寻。前述晏殊、欧阳修、苏轼等目睹者,竟无一留存于世,亦未见于后世刻石存真,留拓存影。唯有一幅影像不甚清晰,内容从未见载于史籍的书迹拓片传世,上书“天下升平四民清”七个大字,据传为宋仁宗“飞白书”遗迹。
据近代著名学者容庚所撰《飞白考》一文,可知此七字拓片为横列“榜书”式样,石高约一尺三寸,广约三尺八寸。升字高六寸九 分。“四民”二字之上楷书“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二十八日“两行十字。前有楷书“皇三十九”一行四字。下有方印三:惟有一“御”字可辨、字作行草体,乃木片所书,转折如带。
传世唯一宋仁宗“飞白书”拓本
可是,拓片上的这七个大字,仅从字体形象而言,并不符合“飞白书”的特征,而更像是后世通行的“双钩”大字。其真伪若何,书体究竟如何,尚未见有任何相关研究与评述。
刊于《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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