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吏”郁达夫
◎有人认定郭沫若“婉讽”,“俗吏”二字再起波澜
话说1936年11月13日,以为福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和日本文艺界邀请讲演名义,赴日本访晤已十年未见的好友郭沫若,敦请其归国参与抗战文艺工作。
抵达日本之后不久,郁达夫即邀请郭沫若参加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11月29日,又请郭沫若全家到东京用餐;12月6日,再请郭沫若长谈并用餐。至12月17日归国,之前的这一个月时间里,郁、郭二人三次面晤,久别重逢之际,倾吐衷肠、相见恨晚,自然感慨万千。
姑且不论两位阔别十年的友人,在日本重逢时究竟是否达成某种共识,抑或亦有因时空遥隔之故在某些话题上,难免有浅尝辄止的情状——这里边的实情,确实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公共文化圈子对郁氏赴日的看法,一时还没有形成什么明确的评论。
1937年1月8日,尚身在日本的郭沫若撰成《达夫的来访》一文,于同年2月16日刊发于上海《宇宙风》杂志第35期。国内读者捧读此文,对于1936年郁达夫访日期间与作者的三次见面的情景,可谓一目了然。
然而,在这篇字里行间充溢着友人深挚情谊的随笔文章中,却偏偏有人读出了“婉讽”之意。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与郭沫若《达夫的来访》刊发同日,也是在1937年2月16日这一天,这位从郭文中读出了“婉讽”之意的读者,同一天在《南京晚报》撰发了一篇遥致郁达夫本人的“读后感”。且看原文如下:
“俗吏”郁达夫
郁达夫到日本去,大家都料定他是要访问郭沫若的,最近沫若发表了一篇《达夫的来访》,就是写他和郁达夫短期相聚的情形,文字写得很平淡,很随列,而很动人。中间有一段,对郁婉讽,原文云:“只记得达夫说到他打算到欧美去游历,回国后想寻个机会来实现这个计划,这层我是极端赞成的。我看达夫的使命,依然是做个文艺作家,与其为俗吏式的事务所纠缠,宁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凡是达夫的友人,怕都应该注意这一点,玉成达夫的志愿的吧”。
这一段话是有骨子的。郁达夫虽然一直到现在,还被人期望着做一个文艺作家,可是他明明在干着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不是“俗吏”是什么?郁达夫的好处,是率性而行,不大顾到环境,郭沫若以为是“俗吏式的事务”,在郁达夫也许反而认为是“文艺使命之一”。
其实郁达夫在无论那一方面说,都不应该干这牢什子的公报室主任的,连他的“太太”王映霞都反对他干,更何必说郭沫若?然而他一直干到现在,还不肯放手,且看他受了郭沫若的忠告,回国以后,何以自处吧!(李黑)
这位署名“李黑”的作者,究系何方神圣,无从确考。“李黑”之名,显然是笔名,是大名鼎鼎的“李白”之反义词——这是当年苏杭沪宁一带报刊作者惯用的署名方式,诸如“金希普”、“普希银”之类。总之,是既要说俏皮话,署名又要引人注目,还要让读者查不出其真实身份才好。
或许,“李黑”真名如何,究竟姓甚名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人所撰《达夫的来访》一文之“读后感”,竟与《达夫的来访》一文同时在上海发表。显然,此人可称《达夫的来访》一文的“第一读者”,确实也“第一时间”向郁达夫发出了“信号”。那么,对此,郁达夫有何反应呢?又有无具体的回应呢?
翻检《郁达夫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没有任何相关记载。查阅其它相关研究资料,也无一丝线索可循。看来,这一篇“李黑”遥致郁达夫的檄文,不过是当年众多关涉郁氏的“花边新闻”与坊间流言之一罢了,恐怕终是昙花一现,再无下文了罢。
◎郁达夫回应“李黑”,追问何为“俗吏”
孰料,在一份1937年2月21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竟还刊载了郁达夫的回应文章,题为《俗吏么!》。一篇郁氏“集外文”或称“佚文”的历史文献,也就这样在笔者查寻“李黑”其人其文的过程中悄然而至了。这是令如笔者辈后世读者始料未及的,也是纯属意外之获。
无论如何,欲知这一场“李黑”与郁达夫的论辩,结果究竟如何;郁达夫对郭沫若的所谓“婉讽”,态度到底怎样,都还得从这一篇难得的郁氏佚文《俗吏么!》中去探寻一二了。为披露与分享文献计,也为便于后文考述,笔者不揣谫陋,酌加整理,转录此郁氏原文如下:
俗吏么!
郁达夫
最近,接到南京的一张剪报,说是报尾的一段言论。尾名“射蝇集”,题名“俗吏郁某”,作者为李黑先生,内容係述沫若近来发表了一篇《达夫的来访》,中间曾婉讽我应辞去俗吏,而努力完成文艺作家的使命。原文虽未及见,而好友的规劝,以及爱我的远近各友生的至意,我却感激涕零,恨不得插翅飞去,当面去拜谢他们一番。别的人更不必说,就说沫若,我和他在千叶,在东京,虽只短短的会见了三四次面,但老友的相见,所感到的,真是怎么样的一种意境?这我怕就是做那篇文字的李黑先生,也不容易猜到。他规劝我的话,此外还多得很,而最使我感动的一点,却是在这阔别十年来的中间,他对我的行动,我的写作,从来也不曾抛弃过注意,时时刻刻处处,他无不在期望着我的长成。可惜我意志不强,才力有限,在和他别后的三千六百日中间,竟没有一篇差强人意的东西做出来,可以使他感到期望的不虚。当然,我还没有头白,而他也还在壮年,今后的成就,都是个未知之数,这却不必先说。所要解释的,倒是俗吏二字。沫若的全文,虽还未见,不过他的真意,我却完全明白。可是由做那一篇文字的李黑先生看来,总以为:(一)沫若在婉讽,而(二)我却自以俗吏为得意,捧牢了这捞什子而不肯放手,(原文是如此)。
当然李黑先生的说此,也许并非是出于恶意,但对于俗吏的解释,我倒还有一点疑问。吏之为俗为雅,不知有没有一定的界说?凡吏皆俗,不吏便雅,这逆说是否可以成立?处理俗吏式的事务,是不是也可以作一种作家的经验?某人该作某事,某人不该作某事,又是否是前生注定,这世不易的勾当?党权原高于一切,文艺不知是否也高于一切?
凡此种种,我都还不曾参透,所以暂时的俗吏,终究也还得干干。总之,风雨晦明,鸡鸣不已,圣人满地,大盗无踪。侯之门,仁义存焉,吏之身,俗恶兼之,虽曰天命,岂非人意哉?
二月十八日
上述700余字的郁达夫回应文章,比之400余字“李黑”原文,还多出了300余字的篇幅,可见郁氏反应强烈,有意要申诉一番。文末两段,连发六问,逻辑严密、一气呵成,实在是要对“李黑”随意揣摩、妄加评断的有力反击。
郁氏开首即表明,郭氏“原文虽未及见”,可“好友的规劝,以及爱我的远近各友生的至意,我却感激涕零”,说明其个人对友人的任何劝谏,非但不会介意,更会以善意视之而感激万分。更何况,郁、郭二人在日本的三次面晤,“他规劝我的话,此外还多得很”;言下之意,乃是表明二人的情谊,又岂止是外人仅仅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所能尽知的?文中也明言:“这我怕就是做那篇文字的李黑先生,也不容易猜到。”
◎张慧剑表明立场:郁达夫不俗
值得注意的是,郁文发表之时,距郭、李二文发表仅时隔五日。可在郭氏“原文虽未及见”的情况下,倒是先读到了《南京晚报》,这就说明,这一南京印行的报纸传播之速,已然超越了上海杂志《宇宙风》。那么,郁氏当时身在福州,首先读到的这份报纸,究竟有何背景呢?
其实,《南京晚报》并非官方媒体,而是一家民办报纸,创办人是张友鹤(张友鸾的胞弟)。该报社址设于秦淮河畔贡院东边的一座小楼房内,是以着重刊登本地新闻以博取本地读者为主的一份市民“小报”。该报发行范围,应当只囿于南京本地,不会远播至闽地,故郁氏称“接到南京的一张剪报”,应当是友人寄呈的载有《俗吏郁达夫》一文版面的“剪报”。
据查,《俗吏郁达夫》一文原载于《南京晚报》副刊“秦淮月”栏目,由著名报人、与张友鸾、张恨水并称“新闻界三张”之一的张慧剑(1906—1970)主持,常年刊发一些宁沪风物、文史随笔之类,大多属于当地读者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可以揣测,《“俗吏”郁达夫》一文的刊发,恐怕是栏目主持人有意要抛出一个热议话题,有意要活跃一下“气氛”所致。事实上,郁氏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版面上的回应文章,在发表四日之后,1937年2月25日,就又被张慧剑“拈提”到了《南京晚报》上的“秦淮月”中。除了“节录”原文之外,张氏自己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列于栏目头条,一并刊发了出来。张氏原文转录如下:
郁达夫不俗
剑
在十六日的本刊上,李黑先生写了一篇《俗吏郁达夫》,郁达夫先生对此有反响,在二十一日的时事新报上,答覆了一篇《俗吏么!》。说郁先生是“吏”,郁先生不否认,因为职业的类性使郁先生不能否认。郁先生之所辩者,是“俗”而非“吏”,这不可谓非郁先生的聪明处。
其实,说到“俗”,也没有一定的解释,必须看它所指的是那一种人型。比方,一般习惯以那些从事于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的和尚为“俗僧”,即因为它所指的是僧,假如不是僧,则从事于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正是本色行当,有何“俗”人之可言。同样的,郁先生以“文艺作家”而“吏”而是“文艺作家”,因为在“吏群”里面,像郁先生那样的人,还要被称为“俗”,天下还有何处可以“雅吏”去?所以李黑先生武断郁先生为“俗吏”,这一个名词根本不能成立。其次,说到“吏”这一个职业,也无所谓俗与不俗,吏的道德观,是“守法”,是“尽职”,不是“强求风雅”,也许正因为守法尽职,而与风雅更背道而驰。一般人以“吏”为“俗”,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在吏的脑中,根本就不应该有“俗”的观念。所以郁达夫先生不辩“吏”而辩“俗”,实际已落了下乘。
郁先生宣言要继续把“俗吏”干下去,这是值得同情的。做官做吏,并不是可耻的职业。“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即使不清高,也并不卑污,而且让郁达夫去干,总比让那些文章道德连郁达夫都不如的人去干总好些。国民一方面责备政府,希望政治清明,政治上轨道,一方面又把政治生涯看做一个无比的大溷缸。这种心理非常危险,应该加以纠正。
只要郁先生不放弃他的文艺作家的使命,便是做做官吏也无妨。文艺作家去做官吏,至少比那些已经做了官吏而毫无成绩,掉转头来反要靠文艺方面的表现来维持他的政治生命的那种人,总要高明一些吧?
显然,上述700余字的张慧剑所撰评论文章,是以支持郁达夫的立场去抒写的。“不俗”之题目,已然鲜明的表明了立场,且又刊发于张氏本人主持的栏目头条,实在是态度坚决之至。
◎“李黑”答复郁达夫,“俗吏”之说不诿卸
不过,一周之后,1937年3月4日,“李黑”所撰《答郁达夫先生》一文,还是现身于“秦淮月”栏目。这一方面说明,张氏虽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可并不轻易扼制不同意见与反向音声。另一方面,“俗吏”这一话题,本来就是从其率先刊发“李黑”之文开启的——在自己主持的栏目中,能够有某种争议与辩论,不但可以活跃一下版面“气氛”,还可以吸引读者乃至社会各界参与其中,从长远眼光看,这乃是编读良性互动与提升栏目知名度的契机。
这一次,“李黑”仍是以个人意见来遥致郁达夫,只不过起初是据郭沫若的文章来致意,此时却是据张慧剑摘录的郁氏回应文章来致意。原文转录如下:
答郁达夫先生
李黑
我不曾见着郁达夫先生在时事新报所发表的关于“俗吏问题”的全文,我只见本刊节录的一部分,所以我只能就这一部分说说。
以“俗吏”婉讽达夫先生的,是郭沫若先生,我不过转述沫若先生的话。但沫若先生说得含蓄,我却把他点破了,这个责任,我不诿卸。
达夫先生向我索取俗吏的解释,我想沫若先生一定更能说得明白。达夫先生可以写信去问问。
达夫先生的意思,以为“处理俗吏式的事务,也可以作为一种作家的经验”,这话并不能成为理由。假使一个作家,无体验的能力,社会各种生活,都要靠亲身去经验,才能写作,那么作家笔下描写的游娼、乞丐、大盗、小偷,达夫先生也必须一一亲身去做吗?
退一百步,假定诚如达夫先生所说,处理俗吏式的事务,也可以作为作家的经验,但也并不能证明俗吏就是“可能”的,而达夫先生干福建省政府差使,已经有一年多,何以至今还没有一篇拿这种生活作题材的“力作”写出来?可见达夫先生做俗吏的动机,未必如此。
此外,达夫先生还有些话,只是发牢骚,与本题无涉,我也不必再说了。
可以说,上述这样的答复之言,丝毫没有退让调和之意,依然坚持己说,态度强硬。先前认定的“婉讽”之意,推演的“俗吏”之说,明言“点破”,且不诿卸。文末更以一个强有力的追问,使其立论更显坚决。
这一追问:“达夫先生干福建省政府差使,已经有一年多,何以至今还没有一篇拿这种生活作题材的'力作’写出来?”确实令郁氏很难置辩,因为事实如此,的确“可见达夫先生做俗吏的动机,未必如此”,未必如其所言“处理俗吏式的事务,也可以作为一种作家的经验”。
《答郁达夫先生》一文刊发之后,郁氏没有再予回应,“俗吏”话题也就此告一段落,归于沉寂。这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通过《南京晚报》《时事新报》两份报纸,留下了这么些许点滴的历史线索,可供后世读者读解与探研。
不过,当年对郁达夫赴闽任职之事的议论,对于作家可否为官作吏的评论,始终未曾平息。早在“俗吏”话题之前,姑且不论坊间传闻种种,即使在友朋之间,亦早有各种揣测。
虽然郁氏致信与友人多有提及,有“避寒而至闽”之说,又有“避装修之扰”而赴闽之说,可仍有相当一部分友人推测,此举乃因举债筑屋要尽快偿还债务而不得已为之。诚如前述已列举的李朴园致钟敬文信中所言,这也是后世研究者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
然而,与郁氏友人富于同情与理解的推测之言不同,时人对于郁氏赴闽任职的评议,则多以调侃讥刺为主。譬如,1936年5月9日,上海《立报》曾刊发了一篇署名“华魂”,题为《好官我自为之的<沉沦>作者郁达夫!》的文章,文中抓住郁氏在福州诸报社欢迎席上的一番讲话,就于文末得出论断,慨叹着评述称:
“著《沉沦》出名的郁达夫现在的生活因这次宴会上的谈话看来,固仍是沉沦的啊!”
此文刊发于《立报》第三版的“小茶馆”栏目,主持该栏目的乃是著名作家、新闻学家萨空了(1907—1988)。该栏目多刊发评论时局、批评当局的杂文,发行覆盖沪宁地区。可见郁氏赴闽任职一事,当时即已是沪宁地区公共文化圈子里有所关注的社会事件了。
其实,郁氏在欢迎席上的讲话,不过是这样一番言论,报道原文如下:
“我这次来闽,大家都不以为我做官为是,其实做官不一定是坏的,给人家谩骂的官是因为他自己贪污的缘故,假令做了一个好官,那被人骂骂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我们应该把它奉作座右铭。”
如今观之,这样一番言论,并无特别错讹之处,更谈不上据此判定言者竟然“沉沦”。可联系到当时国内局势,当局施政不力,日军侵扰不断,已呈内忧外困、民生凋蔽之势,在这样的时局之下,国内朝野上下、社会各界,对于如郁氏这样本有“左翼”倾向的著名作家突然从政任职,难免会有各种不那么富于同情与理解的批评之声。
不久,5月13、14日,《立报》所刊发的这篇文章,又改头换面,改题为《郁达夫依旧沉沦》,连载于北平《世界日报》第十一版“明珠”栏目之中。当时,主持该栏目的是著名报人、作家左笑鸿(1905—1986),该栏目多刊发散文小品,连载言情小说之类,少有直接批评时局与时人的文章。可见,当时郁氏赴闽任职这一事件,南北报界所持态度,还是否定与质疑者居多罢。
而时至1937年“俗吏”话题之后,时人对郁氏赴闽任职的评论,观点渐趋尖刻,言辞也愈发犀利。
譬如,1937年3月11日,苏州《明报》副刊“明晶”栏目,刊发陶寒翠所撰《谈郁达夫》一文,俨然已将郁氏列为批判打击的代表性人物了。文中明确声称,“郁达夫是一个颓废的旧式诗人型的新作家”,还大力呼吁道,“凡愿向前进的青年们,不独不该崇拜郁达夫,而且应该排击这个'落魄江湖载酒行’的郁达夫”。
又如,同年3月18日,杭州《东南日报》副刊“沙发”栏目,刊发署名为“式陵”的《文人的高尚感》一文,再度承续先前的“俗吏”话题,还要进一步“鞭策”之意。文中这样写道:
“新的名士就必须'前进’,……无怪乎郁达夫是'没落’了,我劝他更进一步地接受'老朋友’的劝告,不但抛开俗吏的生活,而且应该过'前进’的生活。”
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紧张,面对坊间纷至而来的传言与批评之声,郁达夫以“俗吏”之身,确以“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为座右铭,不再为之做言辞篇章上的辩论,而是以实际行动,迅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全民抗战工作中去了。1937年5月18日,郁氏致电郭沫若,再次敦请其归国参与抗战工作。“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奔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7月27日,郭沫若由日本归国,航抵上海之际,郁氏亲赴迎接——坊间所谓“婉讽”之说,以及由此引发的“俗吏”话题,亦不攻自破矣。
◎补注:“李黑”或为陈友仁化名
前边已经提及,“俗吏”话题的始作蛹者,署名“李黑”者,其真实身份如何,无从确考。“李黑”究竟姓甚名谁,这一问题,因与本文着力探讨的郁达夫赴闽任职所引发的社会批评这一主题,关系不甚切要,可以暂且搁置,存而待考。
然而,就在笔者行将搁笔之际,又在《华北日报》《实报》上,偶然发现了相关线索。原来,1931年7月26日,两报同时报道,称“陈友仁变名为李黑,忽在横滨下车”,有“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下榻于新大饭店第四百十八号,而更名为李黑”云云。
据考,陈友仁(1875—1944),祖籍广东顺德,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1922年起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192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1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再次下野后,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陈友仁再次出任外交部长,由于其对日外交方针得不到南京国民党集团的支持,不久便辞职赴上海。
陈友仁化名“李黑”秘密赴日之时,正是在其出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处于国民党集团内部权争困局之际。至于这一化名,之后是否曾有过使用,目前尚无确切史料可予证实。
另据查证,陈氏于1933年参与支持蒋光鼐等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并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外交部长,事变失败后被通缉而流亡法国,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赞成建立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1937年方才返归香港暂寓。
那么,署名“李黑”的批评郁达夫者,若果真即是陈氏,可以做两方面的推测。一方面,可能是其在香港撰文再转归南京发表,因规避政治风险,不得不化名“李黑”;另一方面,陈氏虽化名发表,但可能亦希望令时人察知其真实身份,故而使用了六年前曾见诸报端的“李黑”之化名。简言之,两方面的推测均存可能性,但仍无从确证;尚需更充分的史料证据出现,方可确定。
肖伊绯 刊于《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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