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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伊绯|《随笔北京》里的“老北京”

一位日本学者眼中的故都风物


1940年3月,日本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发行了《随笔北京》一书,初版印量2000部,大受欢迎,迅即售罄。同年5月,迅即再版,又印1000部。该书作者乃是曾经留学北京的“中国通”,著名学者、文学家奥野信太郎。

奥野信太郎(1899-1968),日本东京人;自幼习汉文,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兴趣浓厚。他于1925年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任该大学预科讲师。1934年,参加中国文学会,次年参与创办《中国文学报》。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充分接触中国古典文学的原生地,这位狂热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于1936年至1938年间,赴中国留学。

奥野信太郎(1899-1968)

一到中国,奥野便在修学的同时,走街串巷,开始实地调研中国风俗与民间文化。他不满北京大学里以整理账簿式的态度研究文学,认为缺少精致的学风,不足以谈诗文,为体验中国文化的精髓,他更愿意接触中国学者与作家,更愿意从他们的生活与作品中去体味中国文化。


1940年3月,日本东京“第一书房”出版《随笔北京》。

日本学者爱访苦茶斋

与同时代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的观念相仿,奥野始终认为,学习书本知识只是日本留学生来华的目的之一,而且可以说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实地了解中国社会,或者说通过各种活动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人情。与此相应,他的在华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拜访学者,二、访书买书,三、考察名胜古迹,四、看戏采风。这些在华活动内容,后来都一一写进了《随笔北京》书中。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有一章《周作人与钱稻孙》,记载了“七七事变”前后,北平沦陷之际,奥野拜访与评述周作人的内容,是难得的新文学史料,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书中将周作人视作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象征,并认为当时访问北京的日本知识分子,都把会见周作人当作在华访问的重要日程之一。书中这样写道:“近来访问北京的人,看完万寿山和故宫以后,好像都把会见周作人作为旅程的安排……使人感到北京八道湾的苦茶斋,也似乎成了北京的一处名胜古迹。”在书中,奥野以不无荣幸的笔调,记述了他造访八道湾时的情形,诸如“小路屈曲,幽奥深径,文人居所,闲雅一廓”之类的观感抒写之后,更附录了周作人的近照及手札一通。周作人的手札,是写给奥野的,原文如下:

拜启:前日池岛君枉顾,得见手书并惠赐珍品,訢感无极。在杂志上发表之尊文,因友人见告,亦得拜读。关于鄙人之部分,似嫌过褒,亦即未免有失实之处。无然,则当老北京之鉴别,得无有未足耶。一笑,专此上。

奥野先生左右

周作人启

五月廿日

这一通手札,应当写于1939年5月20日。众所周知,这一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后,为求自保与迫于形势,终于打破在北平沦陷后的观望姿态,而不得不加快了投日事伪的进程。这一年1月12日,正式受聘为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3月28日,受伪北京大学委派为文学院筹备员,9月3日,又终于亲赴东亚文化协议会第三次协议员会的文学分部会议,算是开始履行中方评议员、理事及文学部部长的“职责”了。致奥野的这一通手札,正是写于这期间。

从这封手札的内容来考察,可知奥野的《随笔北京》应当是先在某杂志上发表过的,周作人对其作表示肯定,认为可当“老北京之鉴别”。但与此同时,周作人认为文中对他个人“似嫌过褒,亦即未免有失实之处”。这样的说法可能出于自谦,也可能属于客套,并非实质性的意见与批评。所以,在《随笔北京》结集发表之际,奥野并未将文中那些“似嫌过褒”的语句删改,对周氏的推崇与敬佩,仍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

奥野归国后,曾于1942年至1944年期间,主持编译《西厢记》《琵琶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此同时,他的中国留学经历与北京见闻,一直是日本学界乃至文化界所热衷谈论的事件。《随笔北京》一版再版,广受欢迎与好评。1944年4月,日本东京“二见书房”初版5000部的《北京杂记》,实际上就是《随笔北京》的修订新版,该书中的《周作人与钱稻孙》一章,仍然占据醒目位置。

奥野对周作人的推崇,不但在其留学期间及《随笔北京》书中有着充分表达,他还曾力图邀请周作人赴日讲学。原来,由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分别于1942年、1943年、1944年召开过三次。作为该大会筹备委员的奥野,曾参与拟定邀请中国文学家名单,名单上排名第一的即是周作人。虽然因种种原因,周作人最终未能到会,但奥野对周作人的推崇,也由此可见一斑。

《随笔北京》中附录的周作人手札


老北京的真实街巷之音

除却对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特别重视之外,奥野对北京的风土民情也颇感兴趣,非常热衷于实地考察与记录。对此,《随笔北京》中用相当大的篇幅予以载录。其中,“街巷的声音”一章记述最为生动翔实,引人入胜。在这个章节中,奥野提到了北京夏日里“敲冰盏”的特殊声响,觉得特别动听与神奇。

敲冰盏,贩售酸梅汤的街边摊,晚清旧照。

事实上,在老北京的夏日里,街巷里常有不少卖酸梅汤、雪花酪、红果冰的摊贩,他们架起白布棚,手敲冰盏诱人前来消暑解渴。冰盏似大号酒盅,铜制。敲时,无名指、中指托底,食指、拇指夹住冰盏,在不断挑动的碰击中发出“嘀嘀、嗒嗒”之声。所谓“敲冰盏”,即是如此的夏日一景,其声清脆且有节奏美感,为酷热中的北京城送去几丝凉意。对“敲冰盏”的文字描述,清代郝懿行(1757-1825)所撰《都门竹枝词》中有云:

底须曲水引流觞,暑到燕山自解凉。

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

郝氏乃清嘉庆年间进士,官户部主事;其人笔下的敲冰盏,发出的音响是祥和太平之声,表现的是清中期的皇城闲适生活。而到了晚清时代,虽然国运衰微,时局堪忧,却仍有文人雅士对这“敲冰盏”念念不忘。譬如,杭州人丁立诚(1850-1911)在光绪年间,就写成了一百首咏叹北京风俗的诗歌,编成了一本《王风笺题》,其中就有《敲冰盏》诗一首。诗云:

翻云覆雨调冰手,相击丁丁和铜斗。

梅汤解暑溅齿牙,唤卖待头味适口。

冰消瓦解十团营,盐梅相业空有声。

果然大家吃一盏,千年老冰成水精。

且说“敲冰盏”的声响,无论多么动听,也无论文人墨客们多么乐此不疲地记述,孜孜不倦地抒写,都无可否认,这些记述与抒写,皆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它们掺杂着记述者自己的情感,还并非完全写实、客观确切的市井生态记录。

敲冰盏所用的小铜碗一对,二者敲击发出特有的脆响,以此招徕顾客。

反观奥野的记述,则是实实在在地蹲守在老北京的小街里巷中,怀揣小本、手握钢笔,一笔一画,照实调查与记录而来的。他是将“敲冰盏”的市井吆喝声,一字不漏地记录了下来,并不掺杂个人的抒情,这样的记录,着实是难得的民俗研究材料。且看他所记录的“敲冰盏”唱词,原文如下:

玉泉山的水来,护城河的冰。

喝进嘴里头呀,沙沙又楞楞。

冰儿激的凌来,雪花又来落。

又甜又凉来呀,常常拉主道。

一大钱一盌来,您就尝一尝。

多加上桂花呀,多加上白糖。

上述这首“敲冰盏”唱词,尚未见任何关涉老北京民俗的研究文献有过完整披露,是无异于“活化石”般的珍贵记录。从唱词中也明确可知,老北京消夏冰品有冰激凌、雪花酪等,其制作原料主要来自地下水与河冰,风味独特。

据查,清末成书的,专门记述老北京街巷叫卖吆喝、贩货之声的《一岁货声》中,对“敲冰盏”唱词有过载录,但仅有“冰镇的凌啊,雪花的酪,城里关外拉主道!”“你要喝,我就盛,解暑代凉冰振凌。”两句,不成系统。通过奥野的准确记录,可知“敲冰盏”唱词全貌。同时,亦可知“敲冰盏”唱词自清末流行以来,至民国时代也变化不大,比较完整地传承了下来。

《随笔北京》里的“老北京”,在一位异国学者的笔下娓娓道来,兴之所至,事之所及,毫无生硬概括之意,尽得散漫纯真之趣。八十年之后,后世读者重新抚读这部随笔集,可以体味得到,这既可以作为钩沉历史的旅行笔记看待,更可从中管窥中国传统原貌之一斑。

因此,这当然是一部颇值得细读慢品的著作。期待不久的将来,能有译述精确的中译本面世,让更多的中国读者更充分、更完整地理解这部著作的独特价值。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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