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奔涌不息的金钱之流中，所有事物停留在同一层面，仅仅以其数量相互区分。——齐美尔
Startup
昨天制造业的话题让我思考了大半个晚上，确实真正要思考什么问题往往就容易看见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信息——今早又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2月24日首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在演讲中提到，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完成了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大，有22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领先世界，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效率并不高。李扬说：“ 中国制造业员工的名义工资虽然只有发达经济体的15%，但是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并没有效率优势。现在有很多中国制造业要转回发达经济体，那是综合考察的结果。在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上，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9.8%、日本的21.3%、德国的24.8%。”
此外，在产业分工上，中国制造业仍处在中低端，是来料加工型制造业，“是跨国公司的生产加工基地，或者只是原材料采购和零部件制造实现本土化，但是跨国公司控制着市场研发销售网络，中国企业无非只是车间。”在品牌上，中国制造业缺乏知名品牌，李扬引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数据说，国际知名品牌在全球品牌中所占比例不到3%，但是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销售额超过50%。在投入结构上，在中国的工业产值构成中，物质资本投入占总价值的74%，发达国家只占42%。
李扬说，要想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对现有产品和现有技术的改进，而不是去寻找突破性的技术进步。“ 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出现多数是渐进的，突破性的革命是在渐进性的基础上发生的，所以在科学方面我们提出追求颠覆性的变革，在企业方面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 ”，比如，“降低高耗能传统产业能耗，延长各种传统轴承的寿命，提高国产机床的寿命，减少精细化工产品、精密仪器仪表、奢侈消费品行业的进出口贸易逆差”。
其中也提到了“很多中国制造业要转回发达经济体”的话题，并且又是最新的一轮数字。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30多年的快速发展滞后，中国制造业依然处于中低端，用经济学上的理论来说，我们依然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
微笑曲线的两端便是利润最大点，但是我们悲哀地发现，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品牌塑造能力，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企业依然主要在做加工贸易或者贴牌生产，这似乎是一个怪圈，而我们的世界竞争力也依然是“廉价劳动力”——甚至这唯一的竞争力也正在逐渐消失。
制造加工环节付出了土地、厂房、设备、水、电等物化要素成本和简单活劳动成本，投入很大却不具有不可替代性，于是我们能获得的利润便是最低的那一部分。
而跨国公司掌握的研发环节和流通环节，其所投入的信息、技术、品牌、管理、人才等属知识密集要素，比制造加工环节更复杂，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们来看一下当今的制造强国：德国和日本。
首先是德国。
2013年4月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并将其上升到国际战略，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和联邦经济及科技部将其纳入《高技术战略2020》的十大未来项目，投资预计达2亿欧元，用来提升制造业的电脑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德国机械及制造商协会（VDMA）等设立了“工业4.0平台”；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发布了德国首个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
德国提出工业4.0是有其基础的，工业4.0第一个领域是标准化和参考架构，当产品不能标准化，如何数据化——截至2012年底，德国标准化协会已颁布的标准累计达33149个。
德国政府保证了职业培训的质量及其持续性。
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采纳我们的培训制度，去培养那些拥有高技能的蓝领工人。——菲润巴赫
德国实行教育双轨制：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一样重要，约70%的青少年在中学毕业后会接受双轨制职业教育。不管德国的经济成长率有多低，失业率和工资有多高，她的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出口总额总是高居世界前茅，这就是得益于他的职业教育体系。
双轨制也就是德国职业教育的学徒制，它得名于量大特色：教育资源与场所是双轨的（企业与学校、实务技术与课程知识的整合），制度的建立和监督也是双轨的（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
其次是日本。
对日本制造业的了解开始于白益民的《三井帝国在行动：解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中国商业评论2007年的一期评论中所说：在世界范围内，三井投资、参股的企业几乎无所不在，但是在三井关联企业的身上基本看不到三井的名称，三井就如一般潜艇--它就潜伏在你身边，但你却感受不到它。
当时读来就自觉后脊骨一阵阵发冷。
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长寿的企业“金刚组”，这是一家创办于公元578年的日本建筑企业，这并不是个例。
关于百年企业的个别统计数据：
第1位日本25321家；
第2位美国；
第3位德国；
第4位英国；
第5位瑞士；
第6位意大利；
第7位法国；
第8位澳大利亚；
第9位荷兰；
第10位加拿大。
日本文化中有着深刻的工匠精神，他们将工匠达人尊为人生目标和典范，这一文化传统是长寿企业的基础。而由此延伸出来的是长期管理、拒绝短期急速增长、强化核心能力、风险管理、持续发展的强大意志力量等。
近期理纯的《日本新论》中将这种文化归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上开出了两朵花，一朵是中国的儒教之花，还有一朵是日本的墨家之花，这朵花给了日本非同一般的精神。”
日本，是墨家实干思想武装的隐性帝国，赤松要提出的雁形模式似乎至今依然存在。
相对于日本墨家文化的实干主义，中国在骨子里是官本位的，“学而优则仕”，而技术都只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所以才会有近代梁启超《变法通议》的阐述：
三十年后，日本其强，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 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
中国聪明人太多。
有一则小故事，一个质检专业的女大学生到了岗位之后，每天在办公室悠闲地喝咖啡看报纸，领导责问说“为什么不下一线质检”，她幽幽地回答说“我妈让我上大学不是为了下车间的……”
生动地说明了中国人的观念。
我们来看看上海，这座城市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缩影。去年，上海三产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近70%，而发达国家是60%，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制造业空心化、实业空心化愈演愈烈，实干误国、炒房兴邦的泡沫越吹越大，近几年其制造业占比已经到警戒线，失业率也在不断攀升。
产融结合，金融是建立在实业的基础上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曾经的上海品牌已经消失在大众视野之外，飞鸽、永久、凤凰这些自行车品牌；飞人、蝴蝶这些缝纫机品牌；英雄钢笔；红双喜球；作为身份象征的上海牌手表……
作为金融城市，上海终于高大上了，可被人们记住的品牌还有多少？
在曹顺妮的《中国精造》一书中提到了中国制造的“七宗罪”：低价之罪、山寨之害、唯快至上、利润最大、教育之祸、劳动法以及体制。
我们最好的地段都被写字楼和高端住宅占据，我们只有各种“99仙”商店，我们在不断把资源变成垃圾。
我们缺乏对自然和资源的敬畏之心，缺乏对技术的尊重。
我们有一大批纸上谈兵的人，却少有真正可以落地的人。“脏活累活”都该给别人干，每一个聪明的中国人，都是这么想的。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要做成一件事，需要三个条件：人、钱、环境。
大环境的引导很重要，刚才说了那么多文化传统的东西，其实国民素质是跟着导向来的。如今的中国极度欠缺技术创新的动力和环境，辛辛苦苦做实业多年，还不如职业炒房族和风口上的猪。
导致我们企业的商业模式只有两个字：复制。“追逐各种风口，羊毛出在猪身上狗埋单的所谓互联网新模式企业，忽忽悠悠钱就有了。”
于是，农民兄弟，放下锄头，工人放下工具，教师放下课本，官员离开办公室，商人关掉店铺，私企老板关掉工厂，都干嘛去？？当网红，搞主播啊，来钱快！惊得一个个拥有高技术却无资金的企业哑口无言！
触目惊心。
我们来看一下那些食物链顶端的国家：美国、以色列。
美国经济几经沉浮，但总能峰回路转，关键原因就在于不断的技术创新，60年代半导体，70年代处理器，80年代软件，90年代互联网……始终代表人类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甚至还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而以色列这样的弹丸小国，因为技术创新而得以在中东穆斯林强国围剿中遗世独立，其面积和北京差不多，人口不到北京的一半，但在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数量却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超过了整个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
躺在“规模大”这样的温床上，中国互联网依旧做着“世界民工”，国际化实力的三个硬性指标：高端产品、主流市场、核心技术，我们还是够不着。
也有希望做好技术创新的企业，但是这样的企业如果没有背景就将会面临困境，它根本贷不到钱，它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它甚至根本无法有机会生存下来。
除了VC的钱都在追短平快的泡沫风口之外，中国人的钱都在房产上，在固定财产的投入上。不仅在一线城市买房，也在有升值空间的二三线城市买房，不仅在国内买房，也在国外置业。
我们把钱都累积在财产上，区别于资产，这部分钱虽然依然在流通或升值，却并不再创造财富，但是，这样安全啊！
再来说人才，优秀的技术工人是一切成立的基本保证。
但正如刚才的小故事中所说，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从来都是“从理论到理论”，以坐办公室为荣，以下车间为耻。
不能说这是国民素质的问题，你来看一下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最实际的工资收入和阶级分化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
而职业教育的培养体系也正在经历考验，如何借鉴和学习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形成中国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至关重要。
而社会对于技术工作的看法也将因为技术岗位工作要求的提高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所推动的待遇增长而改变。
实业是国之根本，创业是振兴之魂。
以上。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