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中学80周年校庆文章
安中漫忆
陈千祥
（图 来源安福中学）
1960年秋，我由洲湖塘边小学考入安福中学；1968年秋，离开安福中学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安福中学读书生活的时间，整整八年。
回忆往事，感慨万千！
（一）樟树、水井、操场、礼堂
安福中学，安福县之最高学府。当时校门北开，进入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九棵参天古樟。樟树树龄估摸有几百年了，每一棵樟树要三四个人才能将其合抱。春天，古樟长出新枝新叶，绿意盎然；夏日，树下清风嗖嗖，真是乘凉好去处；秋风起时，不时有樟叶飘落而下；冬季冷寒，古樟依旧浓绿不减。清香四溢的樟树默默地守护着校园，美丽的安福中学是樟香馥郁的世界。
樟树西侧，有一口深井。井上架着高高的木棚，挡日晒雨淋，木棚下是有口的木台，口是烧水工人用来站在上边打水用的，口上方悬挂一个结实的大滑轮，粗棕绳圈在滑轮上，绳两头都系有水桶。当时的烧水工人朱师傅每天都要登上木台打水。井的一侧有水池，四周有水沟，师生有时在此洗漱、洗衣。水很清澈，甜甜的。我喝了这井里八年的水啊！难忘安中水井！难忘安中井水！
学校南西侧有个小门，出小门可去学校食堂。老师食堂有饭桌板凳，老师登餐吃伙食；学生食堂大锅蒸饭，大锅炒菜。每当用餐钟声响起，各班会派人用箩筐去食堂抬饭到教室。
学校东侧有个小门，出小门是学校操场。每天清晨，住校的师生在操场锻炼。整队后，做广播体操，然后回教室早读。田径运动会时，在操场用石灰线画出近似椭园的跑道，一圈三百米。中间有跳高、跳远和投掷的场地。体育课，也都在操场上。当时，只有褚老师和尹老师两位体育老师。大多数的时间，两位体育老师都在这大操场上忙。
学校的大礼堂，有当时县文化宫那么大。礼堂的舞台两侧各有一间小房间，其中一间是广播站。每天，除了广播外，整个礼堂都是静悄悄的。开大会、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文艺汇演、各种大型讲座和社会形势报告时，这里才是人员拥挤、热闹非凡的地方。
有一次，学校请一位老领导在礼堂作报告。老领导叮嘱我们，要珍惜学习时光。他音调低，语速慢。“旧…社…会啊，……毕业……就是……失……业……”，此言，我至今未忘。
在这个大礼堂，我曾“风光”过。高一时的元旦晚会，我班的节目是器乐合奏。八人合奏，我吹竹笛。其中一首《翠湖春晓》笛音较高，节奏明快，演奏完，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高二时的元旦晚会，我班的节目是男声表演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用俄语唱，我还记得第一句是“维巴意脆唉毛泽东娜……”，三段表演唱结束，除了有掌声，我还发现不少初中生眼睛瞪得贼亮，大概是认为高中生真了不起，能用俄语唱歌。
在这个大礼堂，我也“挨批”过。一次形势报告，作报告的人把“现在美帝搞核讹诈……”说成了“现在美帝搞核化诈……”。不对呀，我们在政治课上学过“美帝搞核讹诈”呀，于是我和近邻的同学发出了嘘声。慧夫老师发现后，他从后面走过来，用双眼瞪着我们。我们即刻安静了。随即他手一指，再一招，把我们七位“请”上了台。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真是羞愧难当。散会后，他还狠狠地批了我们七个，说：“谁保证不读错字啊，唔，谁能不说错话啊，唔，这么没礼貌！以后要注意！”
（二）南乡的几位老师
我在安福中学读书时，对南乡的几位老师印象很深。
王资田，一校之长。高高的个，瘦瘦的身。穿戴很朴素，冬季常常戴一顶黑色的呢子鸭舌帽，一条浅色围巾，上着中山装，下穿黑色裤。平时看他，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在篮球场边看球赛，他总是左手的巴掌托住右手的手肘。右手向上伸，巴掌摸着一边脸。露出嘴角，脸上浮一丝微笑。他嗓门不大，声音有点沙哑。平时在校园里也用手摸着下巴，眼观四方，仿佛是巡查的警察。其实，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从未听过他长篇大论的报告，记忆最深的一次，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在台上语重心长地说：大家要节约哟；洗衣服嘛，我是先用半盆水用肥皂把衣物擦洗完，然后再多打点水，一件件地清洗，之后就去晾晒；但我发现啊，有的人就一件衣服，都要打几次水，洗了又洗，太浪费水了呀；这里我只是提醒，不是批评；请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都来节约用水用电。小问题，暖言语，从此他的形象在我心中立得高高！老校长啊，我们永远记得您！
王慧夫，当时的教务主任，是王校长的好搭档与得力助手。他个矮，偏瘦，略有白发，戴一副深度眼镜。说起话来，头一点一点的，有点老学究的味道。据说他毕业于中正大学，蛮有管理经验。别看他个小面善，可老师同学都敬畏他。老师怕他听课，学生怕他批评。他每每提一个橔子，拿上听课本就进了某个老师的课堂。他也经常找学生聊天，向学生了解情况，或者批评教育学生。慧夫老师有个特别的习惯——用小纸条记事。什么事，找谁，用一片手指大小的纸条写好，装入口袋，当即要办的，捻在手中，踱着裹脚女人似的方步，向目的地进发。他的钢笔字，方正且粗，虽不秀丽但极有力道。老夫子啊，您也走啦，但您的形象在我们的脑海中是永不磨灭的！
朱宏先，语文老师。从部队转业。他的普通话不是很好。宏先老师爱吸生烟，嘴中常常含一个烟斗。说话属男中音，极有磁性。他被县委宣传部请去文化宫作过关于《红楼梦》的讲座。
王无量，语文老师。从小学调入安福中学。无量老师爱学习爱钻研，自学成才。上课的声音，带点女人腔。边讲课，边用舌尖舔舔上唇，好像上头有吸不尽的蜜。后来，他毛遂自荐去洲湖中学当了校长，成绩可喜。退休后，又在吉安办过私立学校，可谓毕生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王仁金，数学老师，毕业于华中师大。仁金老师耿直爽快。黑板上写粉笔字，也跟他说话一样顺溜。他写自个的姓名，被人看成“班金”。后来罗学谦、刘道文等他的学生，都戏称他为“班金老师”，他听后也只好笑笑。有一次，他叫黄伏昌、刘建文、古汉林等学生给他行跪师礼。这是他酒后失态，也好似是他做老师的自豪。
（三）艰苦的学生生活
1960年，我国正处灾荒之年。几年后，开始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全国人民都苦，学生们也苦。
布票、粮票、肉票，当时都和钱一样重要。在农村，除了用布票扯布，就是种点棉花，用老织布机织点家布，再请裁缝师傅量体制衣。衣服不合身的、打补丁的、男女混穿的，比比皆是。我记得冬天下雪时，很冷，只能三条裤子都穿上，两双袜子也全套上。逢着不要去教室的时候，就缩在寝室被子里暖和；有时，几个同学用多床被子一起暖脚，一人打屁，大家享受。当时没穿过球鞋，没穿过棉毛衫、棉毛裤，更不用说毛线衣裤了。袜子是长袜，袜底是我姐姐纳的。年轻人，身高长得快，脚趾甲也长得快，又很难借到剪子去修剪，脚指甲常刺破袜头。记得1967年时，我的破袜子还是一位学妹帮我补好的，手艺虽不好，但终归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民以食为天，长身体更要吃。当时升中学，都要迁粮油户口的，真的是“一入中学门，吃上公家粮”啦。那时我们的粮食定量是初中学生每月大米27斤，高中学生每月大米29斤。不会饿着，但要吃得很饱，也是不可能的。菜没多少油水，有肉吃的那餐好似过年。有的同学把菜吃完了，碗底的油滴，那是一定要用舌头舔个精光的。
男寄宿生都是打通铺。一个年级几个班的男生，都住在一个一层的屋子里，上下铺的床三张、两张地拼在一起。天寒地冻时，窗户糊的旧报纸抵挡不住寒风，风就往屋子里钻，好一个冷啊!大热天的时候，有同学夜里尿床了，那尿臊味就在整个寝室弥漫开来，够你受用！
那时的交通相当落后。从洲湖到安福，车票要七角四分钱，我八年里只坐过两回班车。大多时候，我们都是走路来校，走路回家。来学校的时候，一般是四五点钟起来，吃完妈妈煎的两个荷包蛋，就同黄伏昌一起走往洲湖。到洲湖后集聚的同学多了几个，走至甘洛的九女国，喝口水继续赶路。近中午了，到寮塘歇会脚，带了饭菜的，将饭菜和带来的零食一并掏出，大伙一起分享；没带饭菜的在寮塘吃碗七分钱的面。然后继续赶路，在十里楼有个老太婆摆了茶摊，渴了，可用两分钱买碗茶喝。到了五里亭，离学校就不远了。抄小路，经过学校养猪场，走南西侧的小门进学校。
放寒、暑假时，那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候，常常夜不能寐。早早地，就呼三叫四地召集同乡。南乡的、北乡的、东乡的、西乡的，好一个热闹。走出校门，南乡的一般到五里亭的时候天才放亮。下午时分，就到家了。黄伏昌是六五届的，他很老成，冬天放寒假，他把要带回去的衣裤都穿在身上，这样可以少背点行李，动身时身子还不会感觉寒冷，然后边走边热边脱。后来我也学乖了，跟他一样办。
（四）离开学校
1966年，我们已作好复习迎接高考的准备。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暂停高考！学生就校闹革命！”同学们都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支持×××！”；加入红三司，参加大串联。我也跟着到过北京、上海，还参与组建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文工团和专业人员一起准备去地区参加《井冈山颂》排练。后来武斗开始了，6812部队来了，革委会成立了，学校复课闹革命了。作为1966届高三毕业生，期待高考之心不死。然而，在1968年，等来的却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我只能离开学习、生活了八年整的安福中学，回农村老家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记得离开母校的那天，路经大礼堂旁边老党员刘桂先师傅日夜敲响大钟的那棵桂花树下时，忆起当年那位老领导“毕业就是失业”话，我流泪了，满心惆怅，满脑迷茫！
五十二年过去了，如今，我已步入古稀之年。可我的母校——安福中学依旧书墨泛香，生机勃发。
诚祝母校永铸辉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