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412 唐诗解读——杜甫之《客至》《宾至》(下)

回到《客至》这首诗，曾有人这样说，“前《宾至》诗，有敬礼之之意，此有亲之之意。” “《宾至》是贵介之宾，客是相知之客，与前诗各见用意所在。”如果说《宾至》是在恭敬、谦卑的语言之中，表现宾主之间的生分和疏远，那么这首《客至》却是朋友之间熟悉到了可以不拘任何礼数，纯是一片天然之意，故而两首诗表现出诗人完全不同待客之首。

《客至》首联从表面上看，只是在描写草堂四周的自然景象而已，但细细味之，其中大有涵义。舍前屋后被一带春水萦绕，这般景象在诗人其他一系列的诗歌中都曾有过表现，诸如“野老篱前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 “清江一曲抱村流”,但是这样的境界在杜诗中都是为了表现“长夏江村事事幽”(杜甫《江村》)的闲适孤寂，以及诗人在定居草堂以后交游冷淡的真实状态。首联中“但见”一字耐人寻味，正是欧阳修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此中的意思不就是后来宋代诗人黄庭坚《登快阁》一诗中所谓的“万里归舟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吗?

正是因为交游疏淡，人迹罕至,所以才有了诗歌的第二联:“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这一联在修辞上颇显杜甫诗歌的功力和造诣(参见链接)。这两句似乎就在与崔明府娓娓谈话,因为长时间的避居,使得庭院中的小路上长满了杂草,落叶飘洒其间，一直以来也懒得去打扫，蓬门也从来没有打开迎过客，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打扫花径、打开柴门,迎接你的到来。诗人平时不轻易延客,但是像崔明府这样交情深厚者的拜访,顿时使诗人感到无比的欢快和酣畅,诗歌以通俗的口语一气写来，极具生活感，朋友间的脉脉温情也随之而汩汩地流淌而出。

诗歌的后两联着力于具体描摹待客的经过“盘餐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这是诗人对崔明府的致歉之辞:“我”所居住的地方远离市集，因而也就没有丰盛的美味来招待你，囊中羞涩买不起新酒,请你喝的也只能是自己家里所存的旧醅而已，这一切你就多多包涵吧，也请你随便进用吧!心意的表现并不在于费用之多寡，也不在于菜肴之精美与否,诗中的那一番家常闲语就令人倍感亲切，足以温暖人心。读者也极易通过这些琐语闲话感受到主人竭尽诚意的盛情,以及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就在这番款曲相通的融洽之中,诗歌的最后一联忽然宕开一笔,高声呼喊邻居家的老翁,邀请他一起过来陪伴饮酒,顿时将全诗的气氛一下子推至最高潮。在字里行间，我们隐然看到了主客之间酒酣耳热之际的兴奋与激动人心。

全诗以浅显之语写门前景、身边事、家常话，将生活中最为真实的场景、细节以艺术化的语言道出，极趣生活情趣和人情，故被清人邵长蘅誉之为“超脱有真趣”之作。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

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