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名世之辱和雍正的“发明”

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举人，与年羹尧是南北乡试同年，康熙四十二年中探花，授编修，颇负文名。

雍正帝做皇子时画像

年羹尧二次进京陛见，钱名世曾赋诗赠之，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赞扬年羹尧掌控西北的重要地位和军事上的神勇。其实，钱和年羹尧虽是同年，但并无特别的私交。年大将军凯旋，朝臣能攀得上交情的，都有颂诗，这是官场风俗，本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可未出半年，年羹尧倒台了，本人自裁了不说，钱名世也跟着“因言获罪”。

雍正帝也知道钱名世与年羹尧并没有什么过从，仅凭几句肉麻的应酬文字就判重罪也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招”，别出新裁地用御笔题写了一块大匾，曰“名教罪人”，挂在钱名世自家屋门。为了防止钱家遮蔽，还特意命令常州知府和武进知县，隔三岔五去钱家检视。

清实录记载的雍正帝谴责钱名世的谕旨

刀尔登在《刀尔登读史：中国好人》一书中为此评论道，“雍正有些政治手段的发明，颇为后人继承。如清廷摧残士气，一开始只会用暴力，以后渐渐深入灵魂。雍、乾两位皇帝，自己就是半个文人，知道何者为耻，何者为士人所不能忍。皇帝不杀钱名世，显得仁心宽大，而对对方的挫辱，用雍正自己的话说，为'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试想钱家老少，出入于这样一块匾额之下，几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就叫心刑。”

雍正帝的“发明”还不仅于此，在钱名世革职出京前，雍正帝又命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作一首诗讽刺他，“记其劣迹，以警顽邪”。皇上的话谁敢不听啊，奉诏作诗的共有三百八十五人，他们各依才学，奉上官样文章。“廉耻俱沦丧，甘心媚贼臣”、“怪尔颜何厚，偏偏谄媚词”等等，无不是痛骂钱名世无耻，颂扬皇帝宽大。三四百篇诗稿结集，经雍正亲自看过，这些诗被命名为《名教罪人诗》，并让钱名世自己掏钱刻印成集，发给各省府州县，让天下人都知道有一个无耻读书人钱名世。

钱名世手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百八十五人中也有作诗不用心，或不忍心的，各被惩处。其中有余甸、徐学柄、吴廷熙、庄松承、孙兆奎、王时济等六人作诗"浮泛不切"，原作发还重做; 翰林院侍读吴孝登"作诗谬妄"而革职流放，被发配宁古塔为军奴。还有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谬误舛错"，翰林项维聪"文理不通"，被革职回乡。批判文章没做好，自己因此丢官流放，它一方面说明雍正帝做事乖张，喜怒不定；另一方面也说明，吴孝登、陈邦彦等人的敷衍应付，可能是真不以钱名世案为意，大家都是文人，应酬之作多了去了，干脆未当一回事。可是雍正要大加挞伐，你不紧跟，想敷衍了事，你就倒霉了。

王学泰先生对这个所谓的“名教罪人”案总结道：“口诛笔伐和实际的杀头不同，但这都是封建专制主义所惯用的两手，精通权术的雍正有了很大的发明创造，这在历史上是应该记上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