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室与道教渊源很深。宋徽宗之前，太宗、真宗父子就曾各取所需，利用道教巩固自己的统治。太宗继位有“斧声烛影”之说，为洗刷自己弑兄篡位的嫌疑，平息当时社会的舆论，太宗利用道士张守真、方士马韶制造并传播自己登上皇帝宝座是上天和神的意志。应该说，太宗崇道更多的是在利用道教，他本人倒是说不上痴迷。
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利用宗教神灵迷醉朝野，安定人心，同时也为自我安慰，仰仗神力来保佑平安，就伙同大臣丁谓等制造神降“天书”，甚至声称道教神仙赵玄郎是赵宋王室的始祖。随后，真宗自称为“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修建道观，优待道士，不断祭祀道教教祖老子李耳，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在当朝皇帝的支持下，道教得到空前的崇奉，直到真宗去世，这一风气才有所缓和。
而宋徽宗是继真宗后又一位狂热崇奉道教的北宋皇帝。“徽宗在崇宁、大观间还只是一般的崇道，政和以后渐入迷狂。”（虞云国《细说宋朝》）宋徽宗推动了北宋第二个崇道高潮，他对道教的崇尚在宋代历史上达到极点。他编造“天神下降”的神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道教的地位得以大大的提高，几乎成为国教。
政和三年（元1113）的一天，宋徽宗自称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飘忽间上了天，在天上还见到了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对他说：“汝以宿命，当兴吾教”。宋徽宗醒来之后，自认为这一切都是真的，从此开始在全国大力倡导道教。
政和四年正月，徽宗下诏置道阶二十六级，有先生、处士等名号，好比官制中的阶官系统；后来又置道职八等，有诸殿侍宸、校籍、授经等以拟待制、修撰等，好比官制中的馆职系统；另置道官二十六等，有知左右街道录院事等名目，好比官制中的差遣。
政和六年，徽宗在京师设道学，分元士至志士等十三品，后命太学、辟雍设立《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各二人，命各州县招收学道生徒，教材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以《庄子》《列子》为小经，学生通大小经各一部，即可参加道学考试，中举即授以宫观官或补以道职。
政和七年，徽宗煞有介事地对道箓院说，自己是神霄帝君，怜悯中华受到金狄之教(即佛教)的影响，愿意以人主的身份让天下都归正道，授意他们册封自己。于是，道箓院册封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佛道两教一般是相安无事的。宜和元年(119年)，徽宗却下诏改僧人为德士，尼姑为女德，冠冕衣着悉从道流；佛祖改称大觉金仙，其余佛教诸神改称仙人大士等道教称号；寺院改称宫观，主持改为知宫观事，原先管理佛教的僧录司改称德士司，隶属于管理道教的道德院。这种崇道抑佛的政策，自然激起了佛教徒的不满和抗争。“宣和六年上元节，徽宗在御楼赏灯时险些被一小和尚刺杀，但这并未使他有所收敛。”（游彪《靖康之变：北宋衰亡史》）
“种种迹象表明，徽宗大肆崇道，纯是一场闹剧。至于后来金人入侵时，有人借道教之名骗取荣华富贵，又在实际对阵中贻误战机，更是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徽宗崇道的闹剧，虽然不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但无疑是一剂非常猛烈的毒药，加速了北宋的灭亡。”（余耀华《宋徽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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