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日记】(之一)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抑或“气候大战”
文/李志青
来源:《复旦》第820期 (2009-12-18)
关于气候环境议题的联合国缔约方第15次大会(COP15)上,来自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或代表将就二氧化碳减排的时间表做出决议。这是一个攸关全球未来发展的大会,也是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调整大会,其结果不仅将改变各国间的利益分配格局,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死存亡大计。
仅仅在11月26日前,“气候大战”的参与各方还都保持着矜持的身影,躲在各自的堡垒里静观“战局”变化。但就在这一天,美国政府率先拉开了架势,打响了“气候大战”的第一枪,正式宣布了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0年减排二氧化碳17%的目标,但这一枪好像有些哑火,了无威力,据WWF测算,此目标只能让美国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5%,与科学研究得出的25%-40%减排要求差距甚远。既然美国政府虚晃一枪,中国政府自然不甘落后,马上予以“还击”,隔天便宣布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0年降低40%-45%的国民生产总值“碳密度”,这一招叫做“声东击西”,减排比例超过美国1倍多,既挣了面子,又维护了国家利益。此时,早就在战壕里等得急不可耐的欧盟跳了出来,他们习惯在平原作战,喜欢拿着枪对峙单挑,几年前就宣布其目标是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以上,他们一方面抗议美国出招无力,另一方面对中国是既爱又恨,同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对手单挑,心里极为郁闷。战壕里还有一个大个子叫印度,底气不足,减排目标初步设定为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0年降低20%-25%的“碳密度”。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环境议题开始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而直到90年代,气候问题才正式成为国际性的环境议题,此后,国际社会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探索,最终认定了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并判定气候变暖的底线是上升幅度不能超过2度(摄氏2度,华氏3.6度),否则人类生存环境将遭到极大的破坏,出现不可逆的巨大损失。基于这一结论,科学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社会必须在1990年基础上到2050年减排二氧化碳80%,才足以维持气候稳定所需的环境,这意味着到2020年为止的第一阶段里,必须实现的减排目标至少是25%-40%。如果科学分析结果无误的话,哥本哈根“气候大战”实际上首先便是国际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大战”,并非以往的人与自然间、人与人之间的大战。气候危机下,我们已经无法再去挑战自然界,更不用提进一步征服自然界了,只有改变人类自身去满足自然界的需要,才能赢得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后机会。人类曾经经历过的是你死我活的“一战”、“二战”,和大大小小的各场地区战争,经历过的是国家和地区相互之间的利益争夺,却从来没有经历过与自身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争夺利益,而是放弃利益。在日益紧迫的气候危机下,我们需要做的已不仅仅是改变生存方式,比如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更为关键和重要的其实是放弃一些利益。如果说最后国际社会将可能赢得这场“气候大战”的话,那么克服的最大困难和挑战便是如何转变以往的“利益思维”,也就是学会如何在放弃利益中向自然让步,而不是从应对气候变化中向自然攫取更多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哥本哈根大会是一场“大战”,各国都是在为自身而战,但放弃利益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里,谁应放弃利益?放弃多少利益?怎么放弃利益?这些都是重要命题,教科书无法给出答案,只有在实践中解决,而解答这些命题既是这场“气候大战”的结果,又是另一场“气候大战”的开始,争夺到有利的位置将减少自身在“气候大战”中的损失,获得所谓的“气候利益”,哥本哈根大会正是国家间“气候利益”争夺的重要开端。怎么争夺呢?那就是讲道理、拼实力。
讲道理很简单,一种是总体上的算法,谁二氧化碳排放得多,谁就应多减排,另一种是经济学上的边际算法,谁从二氧化碳减排中获益多,谁就应多减排。这两种算法下,“气候大战”的队伍排列非常明显,无论是总量上还是边际上来计算,发达国家都应比发展中国家多减排,所以欧美日三个国家和地区理论上是在一个战壕里的,尽管目前美国仍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甚而与发展中大国拉拉扯扯,但最终它会醒悟,减排对它有诸多实际好处。当然,理论上的算法现实中多数行不通,国际政治还讲究拼实力,也就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权,主导权可以颠倒是非,混淆舆论,也可以利用主导权夹带一些非气候“私货”。比如,近期欧盟借地主之谊,开出一个哥本哈根大会的气候协议草案,规定各国必须在2025年达到排放的顶点,之后逐步下降,这对印度和中国等处于发展上升阶段的国家来讲,根本是不可能接受的。从目前的局面来看,受各种国际因素影响,这场“气候大战”的主导权还没有落到某个国家或者群体手里,因此,做好理论上的研究工作仍然十分必要。就中国而言,研究工作的重点有两个方向,一是在国际上进一步明确减排责任国际分配比例的计算依据,二是在国内细化减排承诺的地区、行业和时间规划,进一步落实各项具体措施,兼顾经济发展与气候应对的关系。归根到底,也就是要彻底弄清楚“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
哥本哈根“气候大战”还不止停留在国家层面,参与争夺“气候利益”的还有社会上的诸多行业利益集团。仅从行业角度看,二氧化碳减排的数量关涉到各个行业的未来发展空间,乃至行业的生死存亡,因而,在行业间首先有一个“要不要减排”的争论,其次,减排数量一旦确定,就涉及到承担比例的分配问题,最后是减排的方式之争,究竟是能源结构问题还是能源技术问题。具体到怎么划分行业间的减排责任,目前各国还没有找出很好的办法,也没有真正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复杂性和难度不亚于在国家间的责任划分。尽管行业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国家利益一致,但“气候大战”的更大复杂性就在于全球化背景下,已经很难把行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等同起来,很多行业利益是跨区域的,它们之间可以跨国遥相呼应,在全球形成“气候大战”的不同阵营。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