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若钢，文革前家住新华路294弄内，父亲张兰生是一位上海知名的企业家，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 (原上海文教体育用品进出口公司) 董事长。1969年作者从原长新中学初中毕业后隔年随父亲前往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团结大队插队。返沪后在上海国际集团任职。
1970年的4月14日， 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年我17岁，因为这一天我的户口离开了上海，去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团结大队插队；因为这一年我还未成年，因为这一天是我踏上社会、走向生活的开始。每年的这一天，激动中似乎有那么点留恋，平静中似乎还有那么点回味。
我是69届的初中毕业生，当时文革还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上山下乡运动也如火如荼。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一直处于被审查中。而要获得早日“解放”，
前提是要服从当时提出的“四个面向”，即“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无奈之下，父亲选择了“面向边疆”。
我是家里的老二，姐姐是67届初中毕业生，由于父亲的所谓“问题”，毕业分配到“上海工矿”是没有希望了，又因为身体原因也不能下乡，于是选择了在家里“待分配”。
而轮到我毕业时，享受的毕业政策是“一片红”，即没有“上海工矿”和其他选择，全部下乡。至于下乡去哪里，可以选择黑龙江、云南、安徽、江西等地，亦可以去自己家乡“投亲靠友”，总之，留上海是没有任何可能了。
既然面对的这样的“严峻形势”，我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否则将面临学校工宣队和老师登门“做工作”，里弄干部没完没了地作“动员”。因为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的号召，作为革命青年必须无条件响应。况且《红灯记》中，李铁梅“年龄17不算小”的豪言壮语也激励着我。当时我考虑：姐姐已“待分配”在家，小我三年的72届弟弟也将初中毕业，如果我不下乡，那么弟弟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我毅然决然，下定决心“去下乡”，而且不去则已，要去就去最远、最艰苦的地方；每月拿津贴的农场、兵团不去，要去就去“挣工分”的农村。
本文作者原居住新华路294弄，老居民都称作“少体校弄堂”。照片中的黑铁门就是原长宁区少体校所在地，是当年爱好体育的孩子们想往的地方。
考虑成熟后，我于1969年8月便在学校报名去黑龙江插队。如此一来，我和父亲可以一起去边疆农村，既可让年迈的奶奶放心，也可以让妈妈和姐姐、弟弟安心，而且我和父亲在一起，彼此也可以互相照顾。学校很快批准了我的要求，校园里刷出了向我学习、致敬的大幅标语，毕竟我是学校69届应届生中，最早报名插队的学生之一。
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便是奶奶的嘱咐、妈妈的叮咛、姐姐的关照、弟弟的迷茫。我和父亲则忙着整理行装，我们从上山下乡办公室领来了棉帽、棉大衣、棉手套、棉靴等东北的御寒用品，到商店购置了脸盆、脚盆、衣架、搓衣板，还凭上山下乡通知书买来了跑鞋、手套、棉毛衫、棉毛裤。听说那里没有通电，于是我们便买了油灯、灯芯，手电筒、电池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当年最时髦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
尽管有了去“炼一颗红心”的思想准备，然而，最让我难忘的是，奶奶还是怕我们在那边“吃不惯”，临行前还给我们买了四川榨菜、五香大头菜、上海盐津枣和麦乳精。
拿到“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集体乘车证”后，离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除了和亲戚朋友逐一话别外，就是和同学、老师说“再见”。究竟何时我们才能和朋友
“相会”，哪天我们才能和自己亲人“团聚”？我无言以对，也无从知晓……
1970年4月14日那天，彭浦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阵阵口号，激荡着我的心灵，滚滚车轮，带走了我的青春。
那一年我17岁。
《回家》油画 作者 | 张垦（北京赴北大荒知青）。2010年1月9日傍晚，画家张垦先生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62岁。
品读知青画家张垦的作品《回家》，每一位知青，都能回忆起当年自己坎坷的回家之路，都能切肤地感受到什么叫一路艰辛，那时几乎没有人，因为惧怕路途的辛苦而拒绝回家。一旦见到久别的家人，路上的煎熬、风餐露宿的疲惫、满肚子的委屈，都会烟消云散，只有盈眶的热泪！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回家”，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原始得最初级的愿望，当年竟难如登天！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