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婷和弟弟的合影。
这几年来美国留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十几年前我在校园里见不到一个中国留学生，如今中国学生在全校留学生的比例已稳居第一，有时走进教室听见一片此起彼伏的普通话，恍惚之间像是回到了中国的课堂。
六年前，我的作文课上来了一位姓吴的中国男生，他和其他中国男生不太一样。
别人经常迟到旷课，而他从不缺席，每天都提早来到教室。别人的作文偷工减料，而他的文章工工整整，一看就知道下了功夫。别人油头粉面，全身名牌，而他剃一个寸头，衣着简朴。别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而他总是闷闷不乐、落落寡欢。
中国男生对我一般都敬而远之，而吴同学总要利用课后的几分钟向我求教。他悟性很高，一点就通，但性格内向，寡言少语。
有一次我没话找话和他拉家常，发现他是浙江衢州人，和我母亲是同乡，让我对他多了一份亲近感。
接触的时间一长，我对吴同学的背景略知一二。他姐姐从小被美国人领养，家住机场附近，离学校开车只要十分钟，所以他来西雅图后一直借住在姐姐的养父母家。他姐姐在我们学校也选过课，两年后转入本州最好的华盛顿大学。
短短十周的学期很快结束了，班上几位迟到旷课、不交作业的中国男生都挂了科，而吴同学则拿到了全班最高分。
他和我依依惜别，我祝他在美国一帆风顺。
本以为再不会听到他的讯息，但有一天我在网上偶然读到《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标题下方的照片上是一位阳光健美的亚洲女孩，身后站着一位清瘦的亚洲男孩，从门后探出小半个身子和大半张脸。两个人都笑吟吟地看着镜头。
我定睛一看，男孩不是别人，正是吴同学。
而那位亚洲女孩则是吴同学的姐姐，也是文章的作者。我迫不及待地把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姐姐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 —— 梦婷。她1993年出生，但不能确定自己的生日，可能是4月26日、4月30日或5月6日。
因为“一胎化”政策，梦婷的出生让家人要男孩的梦打上了停顿号。奶奶坚持要一个孙子，不肯给梦婷上户口，她的生日于是成了一个历史悬案。
弟弟—— 也就是吴同学 —— 出生以后，父母担心梦婷被发现，出门时就把她藏在手提袋里，两人一头一脚提着，别人看不出袋子里装了什么。
梦婷从小就学会了安安静静，不哭不闹。
为了掩人耳目，父母把梦婷送到乡下的外婆家，不分昼夜关在楼上的屋子里。有时外公会把她藏在拖拉机里，拉出去放放风。
当年乡下不少地方对超生的惩罚力度很大，父母怕走漏风声，把梦婷送到一户山里人家寄养。
三个月之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几个人找上门来，把梦婷强行送进了正式名称为衢州市社会福利院的孤儿院。
父亲去孤儿院看了她几次，并试图把她从孤儿院偷偷带走，却无从下手。母亲嫌父亲不给力，对他怨气十足。
梦婷快满三岁时被美国夫妇比尔和温迪领养，飞越太平洋，住进了西雅图近郊的新家。
比尔和温迪并不富裕，在美国只是一个标准的中产之家。比尔是郡政府雇员，温迪在百货大楼的化妆品柜台做销售，两人后来一起开了一个网店。
五个亲生子女长大成人后，比尔和温迪又领养了包括梦婷在内的三个中国女孩和两个越南女孩。好在他们的房子不小，有六个卧室，还有一个露天游泳池。
梦婷的养父母和他们领养的五个女儿，后排中是梦婷。
女儿远走他乡之后，梦婷的生母悲痛欲绝，迁怒于丈夫，在一次激烈争执中用刀子捅伤了他的大腿。没过几年他俩就离婚了。
梦婷八岁那年，比尔和温迪陪她回到衢州，带着捐款和药品参观了孤儿院。出于回报，孤儿院给了他们一位范大妈的地址，就是梦婷被抓进孤儿院之前的寄养人家。
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范大妈家。
范大妈的描述前后矛盾，先说她是在火车站捡到梦婷的，然后又改口说梦婷的母亲年幼无知，被人勾引后糊里糊涂当了妈妈，只好把婴儿托付给她。
比尔和温迪回到美国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了范大妈的来信。范大妈在信中声称梦婷的妈妈其实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她是梦婷的亲外婆，并在信里向他们索要一万美金。
比尔和温迪对范大妈的话将信将疑，但一直和她保持通信联系。
梦婷的生父生母得知范大妈和梦婷的美国养父母有联系，便找上门去，从她儿子手里拿到了梦婷的美国地址。
他们给比尔和温迪写了情真意切的感谢信，并在信中附上梦婷小时候的全家福照片。
梦婷终于找到了亲生父母。
2007年，比尔和温迪陪着十二岁的梦婷再次飞越太平洋。骨肉分离多年，机场见面时生母泣不成声，紧紧抱住梦婷不肯松手。
梦婷和生父、生母、弟弟的合影。
深怀负疚感的生母把气都撒到了无辜的弟弟身上，说没有弟弟就不会失去姐姐，于是常常对弟弟发无名火。
一天深夜，伤心的弟弟离家出走，生父四处寻找，凌晨两点才回到家里。
在《华盛顿邮报》文章下面的一个短视频里，梦婷用磕磕巴巴的中文问弟弟是否希望姐弟俩能在一起长大。
姐弟的合影。
戴着小眼镜的弟弟扬起脑袋，稚气地一笑：“最好在一起，那样妈妈就不会把气都撒我一人身上了。”
十二岁见到生父生母时，梦婷向他们郑重承诺：成年后会来中国看家人。
弟弟扬起脑袋，稚气地一笑：“最好在一起……”
十八岁的那个夏天，她果然重返中国，和家人共同生活了六个星期。
梦婷的生父生母已离婚多年，母亲得了宫颈癌，父亲做生意血本无归，只能靠卖苦力为生，每天凌晨三点起床挨家挨户送牛奶。
父母的离婚对弟弟的打击很大，他变得越来越内向，沉溺于网络游戏而不可自拔。
在梦婷回家期间，生父生母又假装和好如初，可能是不想让梦婷知道他们离婚的原因。
2014年，一部80分钟的纪录片——《梦婷的承诺》（Ricki’s Promise）——记录了她最后一次中国之行。
屏幕上的梦婷是一个标准的美国女孩，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自信，相比之下弟弟却显得羞涩文静，瘦弱的肩膀上仿佛承受着沉重的负担。
《华盛顿邮报》那篇文章里还有一个国家公共电台（NPR）的采访链接。梦婷的声音清脆悦耳，她有问必答，侃侃而谈，一听就是一个性格外向、聪明伶俐的女孩。
她对亲生父母毫无怨恨，并再三表达对他们的理解和对弟弟的手足之情。
梦婷在高中时就修满了大学头两年的课程，高中毕业后享受全额奖学金入读华盛顿大学，两年就拿到了本科学位。
毕业后她在华盛顿大学的实验室里工作了两年，之后又读了研究生，已经是家里学历最高的人。
比尔和温迪还向梦婷的亲生父母承诺：如果弟弟来美国留学，他们愿意无偿为弟弟提供食宿。
2015年，也就是梦婷开始读研的那年，弟弟踏上了赴美求学之路，重续姐弟之缘，也让我和吴同学有了一段短暂的师生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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