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2005）：“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等，中篇小说集《春天里的秋天》等；译著《父与子》等；《随想录》和《巴金全集》等。历任第三、四、五、六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11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人民作家”称号。2003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为：“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上方题图：1984年秋，巴金在家乡成都。
2019年6月，作者在上海武康路巴金故居。
难得的经历是人生的精神财富
第一次知道巴金的名字，是在小时候的某一天，爸爸、妈妈与几位他们大人的朋友们，在家中交谈时听到的，记得当时他们说起巴金的口气，怀有别样的敬重和羡慕，还好像有一种向上仰视的姿态，让我也觉得这个巴金一定非常了不起。
那时候，我们住在上海常熟路的瑞华公寓，在这幢法式大楼里，住着当时华东局和市委宣传部的不少领导干部，包括一些从事新闻出版和影视宣传工作的文化人，如刘溪（专业作家）、汪晓云（时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任干（时任上海作协秘书长）等。
记得我是在我的小学同学、邻居任小曦的家里，看到了许多外国邮票，其中一枚苏联邮票印着一位神色肃穆的大胡子，邮票下端的一行小字让我感到神往，小曦告诉我，邮票上的人就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
我还在邻居陈扬家中，惊诧地见到了印有裸体女人的外国画册，这是因为陈扬的母亲和父亲分别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美术学校工作的缘故。
而我的中学同学陈济，又是与巴金家中有着亲戚关系（陈济的父亲是巴金夫人萧珊的弟弟，所以陈济是巴金的内侄子）。
在五十四中学读书时，或在校园，或在寒暑假，陈济有时会带着一点小小的炫耀，对我说道：“我带你到巴金家去好吗？”那时的我，根本意识不到此举会对自己的将来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好像是回答他的一片好心，我说：“好的，什么时候去？”
直到初二的暑期，有一天，我与陈济按照学校的规定返校，从康平路校门出来后，走着走着就到了武康路湖南路口，他指着一扇黑色铁门说：“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这才知道，我们已经走到巴金家门口了。
记得我们进门后，是萧珊老师将我与陈济引进了那间很大的会客室。她亲切地问了我“住在哪里，爸爸、妈妈在什么单位工作……”等，还叫家中的保姆给我与陈济泡了茶。
巴金故居里的“巴金手模”，无限崇敬握一握，感受永远的思想力量和生命温度！
从萧珊和陈济的谈话中，我知道巴金不在上海，大概是到北京开会去了。当时只有十四岁的我，坐在宽大又舒适的皮沙发中，看着深棕色的打蜡地板和明亮的玻璃窗，觉得真是新鲜和气派。
后来，陈济又带着我到屋前的花园里走了一圈，绿草和鲜花，还有葱茏的树木，使我感到十分的宁静，有一种置身童话世界的感觉。我们离开巴金花园后，就到上海跳水池游泳去了。
“文革”开始后，巴金的名字越来越“响亮”。为了“关心国家大事”，我曾到巨鹿路的作协机关看大字报，吃惊地见到巴金的名字被打上了红色的大叉。说什么巴金的名字与巴枯宁和克鲁鲍特金的名字有关，而据说这两位俄罗斯的文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巴金在遭受着最严厉的批判，而那时的我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乱哄哄的，再由于我的父亲也有着所谓的“历史问题”，所以也遭株连，心情很不好，感到这个社会恶狠狠的人太多了。
后来，我到云南边疆当知青，整整十年，吃尽千辛万苦，饱尝人间磨难，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坎坷的经历和漫长的岁月并未能磨灭我对巴金会客室和那个绿色花园的美好印象和向往。
那虽然只是很短暂的一次经历，但是，这种印象却总是在抵制我所遇到的苦难和丑恶现象。正是有了这种比较，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不知怎地，我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就是比别人高一些，可以用一种超人一等的心态，看待身边发生的事情。
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教师培训期间，我发现有人带着巴金的《家》《春》《秋》等小说，我听说过，这些反封建的文学作品，猛烈地抨击了旧社会的罪恶，震撼了几代青年人的心弦。而我却还没有读过这些原著。
于是，每到傍晚，我就端着小凳子，在院子里的凤凰树下读着巴金的这些著作，记得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书中人物的不幸命运和生动的形象感染着我，使我入迷，让我深思，二十四岁的我沉迷在巴金的小说中，忘记了自己过着远离父母、漂泊流离的生活。
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读书时的兴奋和满足。看着这些书，我就会自然地想起十年前到过巴金家的情景，也会在自己无望的苦难生活中增添几分顽强生活的信心。
1979年初，我终于回到上海，幸运地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到出版社正式报到的第一天，人事科的刘锦岫老师带着我，到各个编辑室转一圈，目的是了解和熟悉各科室的人员。
当她将我介绍给文学编辑室的李济生老师时，特地对我说了一句：“他是巴金的弟弟。”由此，我也特别地多看了李老师几眼。
特别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几年后，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以一位编辑的身份，从总编办公室调到文学室，并且是坐在了李济生先生（我已习惯于称他为“老李”）的对面。由此，我真正是体会到了梦想成真的美好滋味。
从此，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我与老李几乎是天天见面，在安静的编辑部里，我在埋头看稿，他在用毛笔给全国各地的作家朋友如萧乾、马识途、沙汀、张天翼等写信，我和他说起彼此都熟识的朋友如张昆华等，就痛快地说上一通，都感念于昆华老师的古道热肠和真心待人。
由于当年我在云南农场与四川知青混得很熟，对川音有着特殊的敏感和好奇，所以也讲得一口地道流利的四川话。我与老李相互间说话，就都是用川语，你来我往，抑扬顿挫，颇为热闹。
这时的我，心中别提有多得意了——我能用四川话与巴金的家人对话！这以后，在与外单位联系工作时，我又在市政协认识了巴金的儿子李晓棠，他的安稳、内向和谦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时，什么时候能与巴金见面的想法，会是时不时地跳上心头。
巴金先生对于青年作家的殷切期望，如阳光之于小草、空气之于生命，激励和滋养着我们的心灵。
1986年，第三次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巴金语重心长的贺信：“要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青年作家们，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切的眼光，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你们不会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我信任你们。”
也记得是1987年的新春之际，巴老给青年作者写了新年祝辞“大胆想，勤奋写”。我觉得，这六个字就是在鼓励我尽快地从贫乏的知识和事业发展的窘迫困境中摆脱出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名让人称道和羡慕的编辑和作家！如果能与巴金见上一面，就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这一定能为自己的学习进步和精神提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这期间，当《巴金六十年文选》出版时，我特地让李济生先生带交巴金老人，请他签名留念。当我看到“修晓林同志 巴金 1997.6.12”字样时，感到格外的高兴。
而最让我心灵受到震撼的，是巴老的“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和《再思录》，以及他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这以后，只见出版社的领导丁景唐、孙颙、江曾培、郝铭鉴、何承伟等，每到巴金生日或者年岁交替的元旦春节，就会前往他的寓所看望并合影留念。
1981年夏，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与编辑看望巴金先生。前排左起：丁景唐、巴金。后排左起：李济生、丘峰、孙颙、魏心宏、邹嘉骊、范正浩
而我的心里，只有欣慕和等待的份儿。这时候，我才清楚地觉得，要见到巴金，真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他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瑰宝，他的生命旅程，堪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人生道路的缩影，而八十年代以后，他又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本世纪文学和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典范，所以，肯定有多少人在为难以见到这位文学大师而着急、遗憾，而我，却未能争取原本可以到来的机会。
当我开始重视这件事情时，就连我自己也吃惊于时间流逝的无情和掉以轻心带来的心中缺憾。
1996年4月16日，机会终于出现。在出版社上班时，我突然得知，我社美术编辑陆震伟要去华东医院为巴金老人拍照。这几年，陆震伟先生用自己的好相机，为许多卓有贡献的世纪老人拍摄艺术人像，以备将来某日，举办别具一格的摄影展。
我立即与他冒雨骑车到了医院。一进入巴金的病房，只见宽敞的房间里，早已聚集了不少人士。大部分都是我所熟悉的朋友和老师：作协机关的徐钤、陆正伟，老作家王西彦和巴金的胞弟李济生等人。
靠近阳台的一边，搁放着《文学报》赠送、由徐福生拍摄的巴金巨幅照片，像片四周簇拥着五彩缤纷的鲜花。李济生站在巴金身边，只见一位内穿军装、外套白褂、操着川音的小兵，正在用湿毛巾轻轻地替巴老擦脸。
老李将我引到巴老面前，热情地做着介绍：“这是修晓林，我们出版社的年轻编辑，他爸爸、妈妈都是老编辑，也是老作家。”此时，巴金的眼神深情又静静地停留在我的脸上，又与我的目光作着温暖的交流与摩擦。
他一定有一些话要问我，可是，这时坐在轮椅中的他，由于年衰体弱，已是表情呆滞，动作极其迟缓，连他的两个手掌都已蜷缩，难以伸展，这使我们都觉着很难过。
但是，我却强烈地感受到，巴老的一颗真诚的爱心和他的博大思想，仍在猛烈地跳动和燃烧着。我似乎觉得，我与巴老的目光，正在这安静的病房里交汇、碰撞着，发出噼啪耀眼的火星。
这时的陆震伟先生，正快速地安装摄影机架，我们则不停地与巴老说话，为得是使他的表情和眼神活动和丰富起来。但是，好像过了好长时间，巴老的神色仍不如人意。不能再等了，小陆从不同的角度，连续按动了快门，接着又为我与巴老，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虽然这只能是令人遗憾的无言面对，然而这时的我，已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996年4月，修晓林与巴金先生合影于上海华东医院。
病房中，大家都用最深的敬意，看着这位人格魅力感人至深的名人、伟人。这时，巴金突然说话了，他用略带颤抖的声音说道：“西彦，白羽今年好多岁了？”人们都为巴老清晰又活跃的思维，以及病中仍然挂念老友的深情所感动。
坐在侧边沙发上的王西彦立即回答：“白羽比你小十二岁，今年八十了。”此时的巴金，已经陷入了很深的回忆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6月12日，当我到京拜访刘白羽时，说到这动人的一幕，眼见刘白羽的眼眶湿润了，他显然非常激动，立即为我书写了“以生活的真实燃烧人的心灵”的宝贵赠言。
刘白羽老师还对我说：“读巴金，不仅是读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读他的人品，读他奋斗的一生。”
1999年10月26日，“巴金星”等小行星的命名仪式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此，在浩瀚无垠的的宇宙里，有一颗编号为8315的闪耀着巴金光辉的“巴金星”行星星体，在太空遨游，永载史册。
以文学家的名字命名一颗行星，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是对巴金毕生为文学事业奋斗不懈精神的高度赞誉，又是一项崇高的国际性永久荣誉。
每当我在晴朗的夜空，遥望那满天的星星，就会想到，为了与我心中景仰的伟大作家见面，从十四岁到四十六岁，从幼稚到成熟，从漫不经心到急不可耐，真是久久地等待了三十二年！
2018年1月，看望巴老的胞弟、上海文艺出版社高级编审李济生老师。
修晓林专栏文章推荐阅读
新华路时光
音乐欣赏频道 电影《音乐之声》插曲
《雪绒花》
《Edelweiss》是《 音乐之声》中的插曲。在影片中，上校一家参加为德国军官举行的音乐会，他们决定当夜离开奥地利，前往瑞士。音乐会上，上校弹起吉他，唱起了这首奥地利民歌，之后哽咽地唱不下去了， 玛利亚和孩子们走上去与他一起唱，他们的深情感动了在场的奥地利观众，在上校的示意下奥地利观众都激动地与他们合唱了起来。这首歌曲流传甚广，深受中国人民喜爱。
- END -
新华路时光
xinhualu69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