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我的同学孙慧珠在《新华路时光》上，写了一篇“先苦后甜的回味，毕生难忘的经历”文章，当时我就想，要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记下来。
大多回忆知青岁月的文章都充满了忧伤、苦涩、痛楚。生活本就沉重，我想写些趣事，诚如孙慧珠在文中所言：人这一辈子就是再苦，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光。在此，仅记下插队时的轶事趣闻和时来运转回上海、故地重游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同学重逢话当年等昔日往事。
如果说插队生活充满了苦涩，那么年轻的心灵仍然是飞扬的。日复一日的劳作，被知青称之修地球，不过枯燥乏味的生活也经常会有一些有趣的事。
大快朵颐啖甲鱼
我是第一次使用“啖”这个字，意在像梁山好汉那样饮酒啖肉。
何以有此念？实因耳闻目睹了乡亲们食不果腹，时有断顿的困境，自己虽然没有落到此等境地，但是寅吃卯粮、断齑画粥之类的现象也是经历过的，对“饿”字感同身受。因此，在一次水库干活，有个农民抓到了一只甲鱼把它送给了我时，想到的就是这个“啖”。在缺吃少穿，甚至没饭吃的年代，这无疑是凭空而降的美味。
孙慧珠珍藏的一张老照片，把我带回了插队凤阳刘府公社年代。前排左一孙慧珠，做过公社的广播员，大学毕业后，在淮南煤矿做过教师；第二排较低者是严桥大队的陆嵩杰，约在2010年前后赴美；其左后面是邓华娟，时任刘府公社团委书记，后来是《解放日报》记者。
那只甲鱼的盖足有大碗那么大，还没蒸熟就香气四溢了，我烧了一大锅米饭，邀同学一起大快朵颐。女同学不敢吃，我们两个男生把这只大甲鱼吃了个精光。那个青年农民一口都没碰，却吃了满满5大碗米饭，一大锅米饭所剩无几，吃完打着饱嗝说，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这样敞开吃过饭，真是舒服。
看他吃饱后心满意足、酣畅淋漓的神情，我们默然，心里很不是味道。
虽然我们也缺粮食，但是家里总会想方设法寄点粮票。到没有粮食或者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去公社粮站买点米，比农民不知要好多少，至少不会饿肚子。
我的“专利”缝被子
我们番禺中学六九届到安徽凤阳县插队的上海知青，都被分在刘府公社。我所在的大队一共两男两女4个知青，分在同一个生产队。
半年后每人一间住进了由国家拨专款盖的知青房，此房不用一块砖瓦，没有窗户，纯由泥砌四壁墙屋顶铺茅草。男生挑水弄柴，女生洗衣做饭。
一次收工回来吃过晚饭，我看着女同学邓华娟正弯腰在低矮的小床上缝被褥。
外面刮着大风，一盏如豆的油灯忽隐忽亮映照着脸庞。现在影视剧里看到的油灯，是名副其实的煤油灯，很亮，当然，也很费油。
我们那时是学村里农民的样子自制小油灯照明的。空的墨水瓶、小药瓶，里面倒满煤油，再插入一根棉线作灯芯就可以，最重要的是省油省钱呀。
中学老同学2024年聚会留影。
说是如豆的一盏灯真是太形象了，那如豆的一盏灯火把弯腰缝被子同学的身影和脸庞映照在墙上，留下的那幅剪影，很多年以后，仍然挥之不去。
再回到眼前这一幕，我忽然想，如果拉一根铅丝，上面依次放好被里、棉胎、被面，这样缝被时就不用弯着腰了，她当场就嘲笑我异想天开，根本行不通。
后来其他同学听说，都摇头不止，没有一个人觉得可行，连老乡也笑话我，得不到认可，更不要说付诸实施了。我没有验证过这样是否可以，插队那几年，这些事情都是女同学帮着做的，我没有实验的机会，但我至今都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主意。
如果是今天，我觉得这个“发明”大概能够申请专利吧？不过现在的人们都不用缝被而是用被套了。
谈天说地讲故事
上海的知青间，聊的大都是招工、上学、回上海等话题，这是一道无解题，谁也答不上来。既然现实明摆着，那就轻松一下，以讲故事消磨时间。
我看过不少书，还有当时流行的手抄本，就按书的内容情节讲。其实有的书我还没有看完，因为限定的时间到了，必须要还，后面还有人在等着呢；有的书别人还没送达，“跑片未到”；还有的书甚至才刚刚看了个开头，怎么办？那就编。《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三个火枪手》《红与黑》《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讲过多少遍早已记不清，有的前后讲的不一样。多年后大家看了这些书，都笑话我瞎编。
那时候生活太枯燥了，伴随着沉重劳作的是精神上的饥渴、对前途的迷茫和无望。
故事一讲就讲到了邻公社，因此结识了不少那里的知青。其中有一位虹口区的知青，名叫陶刚，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他是六七届初中生，虽然也没有升高中继续读书，但是比我这样的六九届初中生，在中学阶段多学了两年知识。
其人谈吐不凡，很多是我原来所不知的，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其中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前20位。我至今仍能脱口而出：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由此我知道了自己的浅显、不足，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半桶水晃荡。随着了解增加，友情渐深，后来他携我同游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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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哥哥当时是黄山茶林场所辖茶林场的负责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安排我们在山顶住了一晚第二天观看日出。这是我第一次旅行，也是第一次在山顶看日出，从此，我只登上过西岳华山，再也没有在山顶看过日出。原来这就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结伴同游到滁州
秋去冬来，农闲来临，插兄插妹们陆陆续续回上海过年，我要等家里的汇款，一时不能走，就和陶刚结伴去滁州。那是我第一次走近欧阳修，观赏醉翁亭。
十多年后，当老师在大学语文课上讲《醉翁亭记》时，同学中只有我到过滁州琅琊山，近距离观赏过，有较为直观的印象。根据课文能身临其境般对景致作出描述，因此写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宣读，暗自得意了一阵。
我当时能够背诵整篇的《醉翁亭记》，现在当然背不全了，不过每次旅行远望山高处的亭子，“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便会脱口而出。可见，一个人的青年时代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然而，那时的我们，却远离学校整天“修地球”。
此后我先后到过陶然亭、爱晚亭、湖心亭，说来有点神奇的是，距上海最近的杭州湖心亭，却是在2021年春天才到，是我去过的中国四大名亭中最晚的一个。
饕餮大餐百“鸡”宴
记不清是哪一年，同队的四个知青闲聊时，不知是哪一位提议，何不举行百“鸡”宴，把同学们请来呢？此百鸡宴当然不是威虎山的百鸡宴，上海不是把青蛙叫田鸡吗？这就是百“鸡”宴。
田野里有的是青蛙，晚上到河边，听到蛙叫声，拿着手电一照，要不了一会就能抓到不少。“……听取蛙声一片……路转溪头忽见。”（语出《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辛弃疾）
我们也知道青蛙是益虫，但那时候哪顾得这些，况且也根本没有环保意识，两个男同学负责抓捕洗净，现在想想，很对不起那些田野守护神，等以后知道了，就再也没有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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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鸡、鱼、鸡蛋之类当然必不可少，虽然平时很少吃，但是去赶个集都可以买到。炒菜烹调当然由女同学包办了，不知是谁提出，这么多盆碗怎么办？真是万事俱备只东风。
灵机一动，到刘府站乘淮南线的火车，两站20分钟就到蚌埠。当然，此种做时迁的勾当，怎能让女同学去？由两个男同学、其中一个是我负责，一出站就到车站对面的工农兵饭店吃饭，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盆碗也。
记不得百“鸡”宴来了多少同学，反正是插队期间最大的一次“盛宴”。
事后，几个同学把那些“拿来”的盆碗分了，总不能再还回去，扔掉又太可惜，我最后把它放在行李中带回了上海。
多年以后，太太以为是我家老人留下的，我支吾不语，用了好几年，后来摔碎了。如果当时把碎片拍下照片后昭示，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年轻时的“劣迹”？
友情延绵访同学
劳作之余，知青间经常相互串门，调剂单调的生活，顺便给自己放个假。重要的是让友情滋润，顺便还可以“蹭饭”，说是抱团取暖也未尝不可。说到底，这是一种精神需求和心理慰藉。
经常有同学来，我也不断出访。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赵庄大队和严桥大队，离我十几二十里。这两个大队相隔不远，我从生产队出发，远远看去有一棵大槐树，用今天的话说是地标，朝着大槐树方向走一个多小时就到。
去时先到赵庄，那里有个女同学孙慧珠，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还有4位其它班级的男女同学。她们拿出平时珍藏的香肠、肉松、皮蛋、罐头等，盛情款待我们，不知我的狼吞虎咽要吃掉多少她们平日里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
在这些平时受父母耳濡目染、熏陶的少女身上所洋溢的青春风采，是那荒芜田野中的一抹亮色。晚饭后，同学们在小河边散步，红日西沉，涟漪阵阵，大家哼起了：“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
那真是我们的青葱岁月。
夜色渐浓，我到相隔不远的严桥大队，那里有两位男同学陆嵩杰和张小弟，我在他们那里住宿。第二天照例是拿出所有的家当款待来客，在海阔天空的谈天说地中度过又一天。
前几年我翻出以前的日记，那时候的日记不是名人名言豪言壮语，就是鸡毛蒜皮流水账，前者是时代背景的反映，后者无意间为我的插队生活提供了那段时日的“大事记”。
一次同学聚会聊起插队往事，我说出了某年某月某日，孙慧珠和一位同学曾到过我所在的生产队。那位同学忆起，确有此事，但是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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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同学就是唐瑞莲，大家惊异于我记性好，其实哪里是记性好，碰巧此前我翻看过日记。在不久前的2024年3月15日，唐唐又一次见面，相谈甚欢，尽兴而归。
时来运转回上海
现在的人可能对李庆霖知道的不多，但在千千万万的插队知青中，很少有不知道这位福建莆田县农村小学教师的。
1972年，因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调整了知青政策，我们在农村的境况逐渐得到改善。
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种种问题得到缓解，生活条件有了一些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知青的权益。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被誉为“反潮流英雄”而平步青云，后急转直下，被判无期徒刑，又因表现好改判有期徒刑提前释放，此是后话，真可谓是传奇人生。
“告御状”后，李庆霖一度受到知青追捧。
曾经的知青朋友探望晚年的李庆霖。
直言敢谏，时势造英雄；迷失自我，沦为阶下囚。呜呼！悲歌一曲，李庆霖令人悲悯！
如果没有李庆霖“告御状”，也许知青政策坚冰的解冻，还要延后些日子。尽管后来社会上对李庆霖此后的言行表现有各种议论，但我认为，他对当时知青窘境的反映是真实的，客观上对知青政策的调整起了推动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会永远记住他。至今我仍然记得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多年后我到福建旅行，特地到莆田李庆霖的墓地凭吊。他的碑文别具一格，就是毛泽东的那封复信。
抚今思昔，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随着知青政策的逐步调整，队里的邓华娟被推荐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后来成了《解放日报》记者。
上大学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愿望。刚开始传来知青可以上大学的风声时，我激动得夜不能寐，迫不及待地找出了压在箱底的各种课本。
虽然当时的六九届初中学生在学校里无书可读，基本是读报纸社论，但是我把对知识的渴求一直藏在心底，因此插队时所带的行李中，除了生活必需品，还有包括课本在内的各种书籍。劳作之余，就埋头沉浸在书本中，只要一有时间，就拿出课本学习、在本子上做练习。人们说我复习，自己却暗暗好笑，这些书本来就没有读过，复习从何说起呢？说自学倒更加确切。
很快我就失望了。所谓考试，只是走形式做样子，最重要的是要领导推荐。从希望到失望，内心的失落可见一斑。
不过命运很快出现了转机。
随着知青政策的逐渐调整和落实，我和陈志荣因为是独生子女，按照当时的政策可以照顾回上海，还会被安排工作，真是喜从天降。由于这一原因，我要比全国大多数的知青幸运些，不是在好几年之后的知青大回城时才回来，而是1974年，在插队4年后，就从安徽凤阳县回到了上海。
记得报好户口以后，第二天起来的头一件事就是拿出户口簿反复看，这是真的吗？不会是在梦里吧？
到上海不久，就被分配了工作。
“工人阶级”一员的标配：工作证与乘公交的“月票”。
故地重游回凤阳
时隔46年，我忽然很想到插队的地方看看。特意不坐高铁动车，选了K字头的绿皮车，开始了寻旧之旅。只是想重温当年车上那一幕：齐聚南来北往客、人声鼎沸溢车厢的氛围。巧合的是，那一天正是我46年前离开上海赴安徽凤阳的日子。
我清晰地记得当年那一幕，汽笛声后，一列满载知青的列车从上海彭浦货车站缓缓启程。月台上登时一片抽泣声，接着又变成嚎啕。
我至今保存着那张乘车证。
透过车窗望去，偌大的车站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父亲强作镇定，僵硬的脸上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母亲的眼眶噙满泪花。就这样，知青们在车上车下的一片哭声中，奔向那未知的世界。
回上海后，我总有到凤阳看看的念头，实在是思乡心切。当初命运把我抛向那里，一直难以忘怀，总有一种吸引力指向那里，所以就下了决心去看看。
我插队的安徽省凤阳县刘府公社，从地理上说要算是淮南，但距淮河不过三十来里，生活水平和状况其实和淮北也差不多。
近乡情怯，近乡情更切。到刘府入住酒店后，我踱步于四周，曾经那么熟悉的地方已经认不出。从酒店高处看到的街景，夜晚时分，华灯初上，到了早晨，又是一番景象。
田畴阡陌成了通衢大道，我根据方向而不是路径寻到了老街，老街破旧不堪，形同废墟。
昔日的刘府老街，大多已人走屋空，有的老屋里尚住着老人，很少见到有年轻人。我还看到了46年前的泥土屋，从西走到东，大约十几分钟。原来从火车站到老街的那条大路，那时候是泥土路，两边是田野，现在铺成了水泥路，两旁的楼房遮住了田野。
路的尽头是丁字路口，后来盖了刘府大酒店，我即入住于此。夕阳西下，一路走去，大麦已经收割，小麦正灌浆，马上快熟了。
前面就是妇女坝，当年波光粼粼，水碧如玉，公社曾在此举行过游泳比赛。知青们跃跃欲试，一显身手，身着泳衣的男女知青一时引起围观和轰动。多年过去，现在大坝水已枯竭。
思绪间，一列“和谐号”呼啸而过，但见一条高架轨道横跨前方村落处。
暮色已深，只能第二天到村里。意外寻到了一位熟人，是我当年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后来在刘府中学当教师，是刘府乃至凤阳县的名人，叫李永铎。寻迹推门而入，他一时认不出我，自我介绍后，旋即喜出望外，邀我共进晚餐，久违了，山芋稀饭窝窝头。吃过晚饭后，去了他儿子家。
李老师上过安徽的电视和报纸，是个有才华的人，他为其子的府邸取名“耕读堂”，颇有书卷气。
时隔46年后，笔者重返插队村庄留影。
刘府中学退休教师李永铎为其子府邸取名为“耕读堂”。
门前对联曰：清白做人上善若水勿以善小而不为，干净做事厚德载物勿以恶小而为之。对联是为她女儿写的，有如藏头诗，隐含了在上海美兰湖的住房和女儿女婿的名字。次日他儿子开车送我们，一路直驶村庄。
进村后，遇到当年与我差不多年纪的人，我一一叫出了他们的名字。又见那锅台，又见那口井，又见那块田，又见那条河，又见那座山……
现在村里家家户户已经打了机井，但是46年前不是这样的。湖东湖西两个生产队共用一口井。这口井今天还在，仍然有水，只是已经没有人来此打水了。
想当年，打好井水并挑回来倒入水缸，是男女知青每天必须做的事情，有时候男知青，还有生产队的年轻人，也会帮助女知青打上井水再挑回。
“小芳”已经当了祖母，她们夫妇的房子就盖在我们住的知青房原址。以前是泥墙草屋，现在是砖瓦房，仍然是一排四间，住着她一家四口人。我去时他们正带着孙女“小小芳”，还有一个小孙子，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
祖母级“小芳”庭园一景。
“小芳”的孙子、孙女。
夫妇两人和我差不多年纪，到了中午，他们竭力邀请我在他们家吃午饭，待客之热忱，很难让人说不。
村里都是留守老人，年轻人不是在城市里做生意，就是在刘府新街买了房居住。乡亲们争相留饭，我只能再答应一家，总不能到半夜再吃一顿啊。
在村里待了一整天，我第一个去登门看望的是老队长，他叫韩瑞泉，是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的，退伍后一直担任生产队队长，后来因年纪大了，由我的一位女同学接棒，此是后话，下面再叙。
那时候韩队长正当壮年，对我们知青很关照。在他的努力下，生产队给我们男女知青评定的工分，每天分别是9分、7分工，而当时青壮年男女的工分，每天也只不过是10分、8分工，我们和他们一分之差，半年以后，我们“转正升级”，同青壮年劳动力的工分完全一样了。这些最普通的基层干部，就是这样，从细微处呵护着我们。
这一次再见到老队长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不知现在安好吗？
和当年的老队长留影。
我见到很多当年的乡亲，有些故友已经不在了，心里有点沉重，不甚唏嘘。
那时他们都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还有些是正当年的强壮劳动力，在那些日子给过我很多的帮助和友情，这种在艰难中形成的情谊是我难以忘怀的。
昔日曾去放过牛的那座山，现在已开发成了旅游景点，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人造景点，实在没有兴趣，但又不忍拂了乡亲的一片好意，花了两个多小时去一趟。
本来从我住的屋子走到山脚，也就十几分钟，可是现在没有小路了，只能搭乘他们的车绕道大路，却要将近半个小时，真有点好笑。我还是更怀念原来半山腰云雾缭绕的样子。
回来后我找到一张骑牛的老照片，是插队时在门前麦田拍的，这是我插队期间唯一的一张照片。
当年笔者骑在牛背上的留影。
背景是老栗山，就是现在已是旅游景点的那座山，据传黎山老母在此得道。现在全国有很多传说是某某在此得道的“名山”，对此，我只有一笑了之。
当年我骑着牛在青苗地拍照，牛正啃着麦苗，生产队队长宽厚一笑，人家这么小就到这里，容易吗？
第三天我受孙慧珠之托，到赵庄去寻一对夫妇，他们是她插队时的生产队队长夫妇，到上海后，孙慧珠一直忘不了这些乡亲。结果真让人欣喜，被我寻访到了。赵庄是刘府地区发展得最好的，颇有新农村的气派，我既羡慕，又有点嫉妒。
此次行色匆匆，好几个村子没有去，于是就在路标指示牌前驻足，拍了几张照片，遥想一番，算是到过了，以此熟悉的地名送给哪些没有回去的插兄插妹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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